认知矫正应成中美科技合作新起点

吴伟

“当中国全速前进，以机器般的速度流转货物、人员和信息时，我们可能正被困在过去。”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安德烈森·霍洛维茨近期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警告。该文一改对中国科技的“轻视模仿论”，反而用“惊叹”口吻描述中国人工智能（AI）在产业端的落地速度、新能源领域的技术突破，字里行间透着好奇、焦虑与羡慕。而这并非孤例。《纽约时报》将这种弥漫在硅谷企业家和政客间的情绪转变，总结为“硅谷陷入对中国的痴迷”。

硅谷的变化折射出其长期存在的对华错误认知正被现实击碎——从将中国科技发展简化为“非市场化奇迹”，到不得不正视“中美创新双极”的事实，硅谷的认知矫正，本质上是对自身困境与全球格局的重新审视。

过去，硅谷的对华错误认知集中表现出一种矛盾性：既惊叹中国科技成果的落地效率，又不愿承认其背后的创新生态演进。具体指向三个维度：其一，技术转化的“中国速度”。以AI领域为例，中国团队推出的开源大模型DeepSeek–R1在数学推理、编程生成等核心领域性能媲美OpenAI–o1，训练成本却不到行业平均的10%，输入/输出token价格较国际主流模型降低超90%，且自带打造企业自主AI应用的案例。这种“研发—应用”的快速闭环，恰好戳中硅谷在通用大模型上投入巨资，却一直“空转”、迟迟难以可持续商业化的痛点。

其二，产业生态完整性的降维优势。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曾直言，“AI的未来是机器实体化”。而中国构建了从芯片设计、精密制造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既能生产算力服务器，也能制造传感器、执行器，这种“全链条能力”让依赖全球供应链，却因地缘政治博弈频繁面临断供的硅谷企业望尘莫及。更关键的是，中国制造业规模与市场需求形成共振，加速了技术迭代，这是硅谷仅靠资本难以复制的生态优势。

其三，政策与战略执行定力的鲜明对比。硅谷习惯用“政府干预”标签解读中国科技政策，却往往忽视了其背后的长期主义逻辑。从5G基建到新能源，中国政策始终聚焦“补短板、锻长板”，在给予研发补贴之外，更通过标准制定引导产业方向。这种“战略定力”与硅谷的功利性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受华尔街业绩压力影响，常因季度财报调整技术路线，甚至出现“为裁员而裁员”的异化现象。

硅谷对中国的羡慕，是对自身创新生态失灵、陷入多重危机的投射。首先是资本空耗与创新脱节。2024年美国科技巨头在AI领域实际支出约2230亿美元，2025年美国仅AI基建的支出就将高达5200亿美元。如此高的投入背后，却是95%将AI引入业务的企业没有赚到钱。甲骨文的GPU云租赁业务毛利率仅14%，考虑折旧后净毛利率更跌至7%。这让硅谷开始反思“烧钱换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

其次是人才“排外”与流失。包括H-1B签证在内，美国移民政策收紧更切断了硅谷的“人才活水”。一项面向美国科研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约75%的受访者考虑离开美国。此外，昔日硅谷引以为傲的“宽容失败”“扁平管理”文化，如今也让位于“业绩至上”的焦虑。Meta等企业频繁裁员，员工监控系统日趋严格，这种文化转向消解了创新所需的宽松氛围。

硅谷的认知矫正，理应成为中美科技合作的新起点。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唯有打破隔阂、加强交流，才能实现共赢。在经济领域，应重构供应链对话机制；在技术领域，需建立“风险管控+标准协同”的合作框架；在人文领域，重启科技人才交流通道至关重要。

‍全球化不可逆，科技合作无国界。硅谷的对华错误认知终会散去，而正视全球化格局、加强全方位交流，既是中美科技发展的需要，也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AI时代的竞争，不是零和博弈，而是谁能更好地整合全球资源。中美唯有摒弃偏见、携手合作，才能共同引领科技革命，为人类发展贡献更多力量。（作者是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浙江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