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查不知道,一查才发现,这个总被放在“杨振宁的弟弟”后面的名字,其实一步步踩在时代节点上,干的都是要真本事的事。
1932年,杨振汉生在清华园,父亲是数学家杨武之。战火南迁,他随家到西南联大,又在1948年落脚上海。
爱好很实在,偏机械。195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工机械专业,走的不是留洋名校路,而是进北京参加建设,先在冶金部做设计,把图纸摊在桌上,把技术往工厂里落。
1965年调回上海柴油机厂,从车间技术副主任做起,干过技术办主任、副总工、总工、厂长。
这段履历不耀眼,却把“会算账、懂设备、能落地”三件事练扎实了。
1978年当选全国科学大会代表,改革开放的门刚推开,他已站在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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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进入上海市进出口办,负责筹建对外经贸委,随后任常务副主任。
他一件大事是推动创立上海航空公司,这是国内第一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化航企。
航空当时还是高度一体化的系统,这一步把市场化试水从地面推到了天空。另一件事是引进项目,花园饭店、希尔顿、哈根达斯等接连落地,外界的议论与担心很多,但城市需要样板,需要先行的合同文本与监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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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赴香港,出任东南经济信息中心副董事长、总经理,开始做制度层面的研究。土地批租、股份限制、海南建省、韩国建交、香港回归政策等议题都在案头。
1987年,关于“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思路被采纳,试点城市随之确定,这条路径后来成了房地产与城市财政的底层规则。
看似一纸建议,实际改变了地方投融资的算盘和城市化的速度。
1991年底,与谭茀芸组建杨谭顾问公司,此后兼任董事长,并在上海设公司,同时担任广州市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
角色从官办到市场,从审批到服务,他把各方资源拧成线,把企业与城市的节奏对上拍。
他常说自己“有幸跟上每个阶段的步伐”,听着谦虚,其实是对窗口期的敏感和对边界的拿捏。
家事也简单而清晰。1963年与谭茀芸结婚,这位高级工程师、全国妇联副主席出身的干部,和杨振汉一样重实践、重执行。
两人在华山路小花园里种过两棵香樟,寓意根在上海,后来树成荫,人仍在路上奔忙,这对伴侣把“家在此、事向外”的状态维持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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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评价里常见一句话,杨振汉不似兄长那般知名,但做的事比名字响。确实如此。
开航企、引项目、立制度,看起来各不相干,线索拎起来是同一条:为市场搭台,为规则补钉,为城市找增量。
他不是站在台前的人,却在关键处拍板;不是写长文的人,却把最硬的句子写进项目合同和政策条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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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现实落差。有人把功劳简单归为“时代给的机会”,可机会向来只青睐准备好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审批链条复杂、责任边界模糊,谁来扛,扛到什么程度,出了问题谁背锅,没有现成答案。
杨振汉给出的回应是把项目做成,把制度做实,让后来者走得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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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受访,他说自己运气好。这个总结不热血,也不夸张。回头看,正因为不热血,决策才稳;正因为不夸张,成果才留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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