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李卓然被连降八级，建国后婉拒副总理待遇，遗言耐人寻味

1989年，革命元老李卓然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但躺在病床上的他似乎心有不甘，眼神中透露着无奈和遗憾。

一旁的几个孩子见状连忙询问缘由，只听李卓然颤抖而缓慢地说道：那年，毛主席北上，没有叫上我！

虽然他说得没头没尾，但大家都知道这说的是什么事，已过去了55年，没想到仍是心结。在场的亲属都忍不住落泪，而据李卓然几个子女回忆，这是父亲临终交代的最后一句话。

曾经李卓然也是毛主席极为亲近之人，担任过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中央局代秘书长、红5军团政委，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主席复出。

可在著名的草地分兵中，李卓然却做错选择，重回中央后被连降8级，影响了一生。最后的遗言，是在解释当初那样做的原因，不过事情究竟如何呢？

一、早期的傲人资历

李卓然是湖南湘乡人，1922年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入党时间比许多元帅还要早。

1929年回国后，他就在上海临时中央军委工作，主持翻译苏联红军的条例和命令，并协助统筹整体的军事任务。

次年他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历任红军司令部总直属队总支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办公室主任、中央局代秘书长、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

这些职务足以体现李卓然的能力，以及与毛主席之间的亲密关系。第四次反“围剿”前，毛主席被解除了实权职务。

主席后来自嘲过“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此语可看出当时处境之艰难，基本没人想沾上关系。

但是李卓然却不在意那些外界压力，他多次登门探望主席，安慰说总会雨过天晴的。在那个环境下敢这样做，他还是很有勇气的。

因为李卓然有留苏背景且能力很强，他倒没有被影响到，长征前夕还被任命为红5军团政委，与军团长董振堂一起率部充当全军后卫。

湘江战役时，红5军团伤亡特别大，34师几乎全军覆没。这个战果让军团政委李卓然非常痛心，他找到仍受冷遇的毛主席述说不满：

“现在形势很严峻，战士们对中央的指挥很有意见，这种局面，不能继续下去了啊！”主席点头，认为一定要召开会议商量对策，到时让李卓然等前线指挥说明情况。

后来，李卓然就成为遵义会议的参会代表之一，为毛主席复出投上坚定的一票。

在长征的过程中，敌人“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垫后掩护的红5军团付出重大牺牲，董振堂和李卓然都得到多次称赞。可是，在后来的草地分兵中，董、李的态度截然不同。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革命势力为之一振。然而，喜悦只是短暂的，四方面军领导人老张见中央虚弱，竟生出无端野心，不断索取权力。

对于他的要求，中央大部分都答应了，但原则性的问题还是没有妥协。老张见大家都在一起，不便使坏，就假装同意北上，等待时机再发难。

随后两大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分开北上，左路军下辖红四方面军的红9军、红31军、红32军及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红32军、军委纵队一部，主要领导人是朱老总、刘伯承、老张等；

右路军下辖红一方面军的红1军、红3军、军委纵队大部及红四方面军的红4军、红30军，主要领导人是毛主席、周总理、徐向前、陈昌浩等。

当时红一方面军的“军团”番号统一变为“军”，红5军就是原红5军团，红32军就是原红9军团，他们在老张掌控的左路军中，处境非常尴尬。

尤其是老张要强行南下、中央被迫率红1军红3军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后，左路军中的高级干部情况更不妙。

人在屋檐下，站出来反对的人少之又少，红5军军长董振堂表示要率部去找中央，被老张的亲信黄超打了耳光。军级干部都是说打就打，其他人就更不敢出声了。

大军被挟裹至四川理番卓木碉时，老张召开了一个性质很恶劣的会议，宣布“另立”。

他知道如果仅有自己亲信站台，那就是场独角戏，别人会不服，因此他就找了几个原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出来泼脏水，以此体现自己的“合法性”。

徐向前元帅后来在回忆录里就说过：当时气氛很沉闷，谁也不想出头。于是张指定一方面军的干部发言。这几位干部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

另外还有几位四方面军的亲历者也记录过类似的情况，话里的“这几位干部”指的是原红9军团政委何长工、原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原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原红5军团工作部部长邵式平。

原先的两个军团，军政四位首长，只有董振堂一人顶住了压力。而这种时候，越跟中央亲近的人造成的破坏力越大，李卓然在卓木碉会议上的发言误导了不少人，成为历史的遗憾。

后来李卓然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西北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西征之时又出任西路军政治部主任，得到了重用。只不过，他权力巅峰也仅限于此了。

西路军失败后，李卓然费力突围到新疆，等辗转至延安之际，已无法再接触一线指挥，并且1938年的西征工作会议，李卓然西路军工委书记职务被撤销，改任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相当于连降八级。

自此，李卓然就长期从事宣传方面的工作。因脱离了军队，1955年没有参与授衔。

不过在同年，中央考虑到李卓然历史贡献突出，准备让他享受副总理的行政待遇。李卓然听闻此事后，主动要求降一级，最终组织采纳了他的意见。

如果不是那次走错路，按照原先的发展路线，李卓然其实有机会被授大将，奈何啊，所以晚年他自己也没有释怀，临终前还在说及此事。

话说回来，当初李卓然深得中央器重，为何要那样做呢？其实不外乎两个原因，一就是他自己说的中央单独北上，没有等他们，这些被留下的让感觉被抛弃了。老张在回忆录里也这样说过“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未通知他们，一致表示愤慨”。

这其实也没办法，中央自身都很危险，北上途中都出现了李特追赶事件，再等恐怕自己都走不了。

二是承受了压力，自身又无法看到长远的事。老张心狠手辣，不配合的人要面临的情况非常危险。

而且老张兵强马壮有八万余人，一方面军当时非常虚弱只有万余人。如果不从后世看，仅站在李卓然当事人的角度，大概率会认为实力强的更有希望，所以才稀里糊涂就那样做了。

对比之下，董振堂这个宁都起义才参加红军的坚定革命者，真是难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