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有为与华为不为人知的故事……

文/向隽

任正非曾对人说过，华为现在的崛起与早期厉有为老书记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他说的是大实话。我通过搜集和整理，今天就说几个故事与大家分享。

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

故事一：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厉有为组织市政府机关为寻找和培养有发展前途的中小高科技企业进行调研，他亲自出马率队调研。来到华为在南山的办公室，听任正非汇报，任说他们已经研制出08型程控交换机，比当时中国市场上普遍使用的04机，无论是性能、容量、性价比都遥遥领先，市场很广阔，现在的困难就是缺资金。任向厉有为保证：华为一定能成长为深圳的高科技企业，为深圳争光。厉说：我相信你的话。接着问：需要多少钱？任答：最少3000万元。厉又问：有抵押没有？任答：没有。厉还问：有担保没有？任答：没有。厉说：这就难了！第一政府不可能给你3000万，第二政府不可能给你担保，像这样大额贷款无抵押无担保，操作起来就十分困难了，我只能回去看看哪家银行看好你的产品愿意贷款。陪同厉有为去调研的深圳人民银行行长王喜义悄悄的问厉有为秘书鲁毅：你老板和任正非是啥关系？鲁答：是正常关系，没什么特殊关系。王的潜台词是：这样百来人的民营企业，要这么多贷款，而且没抵押没担保，贷款怎么可能呢？

接下来，厉有为找了好几家银行都摇头，最后找到建设银行行长惠小兵，厉说：我认为华为可以，建议你去看看，他们要3000万，你给不给、给多少由你自己决定。惠小兵去调研后给厉汇报说：给他3000万。我转了个弯，贷款是给四川买家的。这是华为当时拿到的最大的第一笔无抵押无担保的买方贷款。

故事二：

华为发展势头很好，需要的资金量很大，哪一家银行都难以单独满足华为需求。厉有为想让深圳投资管理公司（深圳国有）支持或参与，于是派李德成（当时为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鲍德元（管财务）等去华为调研，研究怎么样支持华为，让华为发展得迅猛一些。华为任正非提出要求借5亿，李表示可考虑投资合作，但华为不想与国企合作，于是没谈成功。

接下来，厉有为和人民银行行长王喜义组织多家银行，给华为银团贷款，终于达成一致，在罗湖的香格里拉大酒店签订了银团贷款合同，解决了华为大额资金需求问题。在银行与华为建立了合作的信任基础之后，政府就再也不用为华为贷款操心了。

故事三：

厉有为得知，邮电部下发了文件到各省电信局，文件明令禁止购买华为产品。这是个严重事态，对华为是致命一击。当时华为尚未打开国际市场，产品只在国内市场畅销，政府部门下文件这么一卡，华为必死无疑。怎么能让一个发展势头很好的高科技企业死在政府部门的政策里呢？于是厉有为坐不住了，亲自去北京找到了邮电部部长吴基传。吴说：我自己管的国有企业还吃不饱，怎么能让一个私人企业抢我们的饭碗呢？厉说：吴部长你这话有点偏了，市场经济讲公平竞争、讲产品优胜劣汰、讲产品性价比、讲售后服务，华为在以上方面都是优秀的，就是因为它不是你管的国有企业就进行封杀，这不妥吧！吴：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的责任是得让我管的国企吃上饭！

请示汇报无果而终。

不久后，朱镕基总理视察深圳，厉有为想让朱镕基去视察华为，顺便汇报华为产品销售遇到的困难。厉同朱讲：我们想邀请总理去视察一下深圳的一家高科技企业华为技术公司。朱：你们深圳有什么高科技企业？我不去！厉被拒绝后仍不死心，于是他交待深圳市委秘书长李统书，让李统书去做朱镕基秘书李伟的工作，请李伟动员朱总理去视察华为。这还真有成效，朱答应去了。厉陪同朱听取了任正非的汇报，参观了华为的产品展厅，朱十分高兴，参观结束了，正往外走时，朱提出要与华为职工照相，华为马上集合在场的职工，站好队准备照相。厉说：请总理讲几句话，鼓励鼓励华为。朱：我看了以后，十分高兴，我真想不到你们会发展这么好，⋯⋯你们若不和上海贝尔恶性竞争，你们要多少买方贷款就给你们多少买方贷款，你们要多少卖方贷款就给你们多少卖方贷款，国内市场向你们敞开大门！顿时，华为的员工举双手欢呼。就这样，邮电部的禁购华为产品的文件让总理的讲话给废掉了。

故事四：

任正非深知，一个小企业人治可以，但是对一个欣欣向荣的大企业，用人治是行不通的，必须建立一套制度，用科学的制度和机制治理企业。于是他请人民大学几位年轻的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博士给华为设计《华为基本法》。在朱树豪的观澜湖高尔夫俱乐部会所召开了《华为基本法》研究座谈会，任正非把厉有为请去参加。厉与几位博士进行了交流。厉提出，深圳经济特区正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条道路在企业中怎么走？我们正在几个区属国有小企业中试行职工持股制试验，使职工成为真正财产的主人，实行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共同享受劳动成果，增强企业内部的动力机制。同时对社会而言，是实行财产占有社会化、分散化、群众化、股份化的试验，防止财产占有两极分化，着力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强大的有产的劳动阶层，走上共同富裕道路。建议《华为基本法》中把职工持股作为内容写入并实施。任正非也是邓小平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不想个人单富，他竭力想与职工共同富裕。他的想法与厉的建议不谋而合，《华为基本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职工内部持股制，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的内生动力十分强大，推动企业迅猛发展。现在华为职工中累计持股人数超过10万人，形成了企业内部强大的动力机制。

在中共中央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夕，参与十五大报告起草的高尚权前来深圳调研，厉有为请华为任正非等参加座谈。就华为实行职工持股制的性质进行了讨论，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华为实行的职工持股制，是企业职工共同劳动、共同占有财产、共同享受劳动成果，是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应该定性为公有制的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不应定性为私有制经济。高尚权认为这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很好，一定把意见带回北京，最好能体现在十五大报告中，全国推广实施。后来，在总书记江泽民做的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是这样表述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劳动者的资本联合是集体经济，应大力推广。深圳市委在贯彻中央十五大精神时，认为十五大报告洗刷了特区姓资、洗刷了搞私有化的污名，深圳实行的财产占有社会化的试验方向是正确的。

故事五：

一九九八年华为已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在国内市场算是很有名气了。但任正非认为，无论是企业技术水平、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等都与国际大跨国公司差距很大。于是和厉有为商量，由厉有为和任正非率团，带领年轻的华为企业领导层和技术骨干去美国考察学习，他们沿着江泽民总书记访美时走过的考察路线，全是考察高科技企业和高级实验室，如lBM、贝尔试验室等，每到一处都受到热情接待，每到一处都是华为年轻的科技人员与对方用英语直接交流。考察中，任正非把《华为基本法》最后的草稿给厉有为审阅，厉除了一些小的修改建议之外，都非常赞赏。

这次考察收获很大：一是认识到华为与国际先进高科技企业水平还有很大差距，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必须树立紧迫感，奋起直追；二是与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关系，为以后合作奠定了基础，为华为走向世界、成为在世界范围内的行业领军企业打下了基础。

故事六：

有人告华为黑状：说厉有为违法给华为巨额贷款，任正非则以职工持股的名义把银行贷款给职工分掉了等罪状。告状信到国务院主要领导那里，得到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批示要进行查处，于是派工作组到华为调查。深圳科技局长郝春民得知此事，便打电话告知任正非。当时任正非正在南非开拓市场，接到郝春民电话后说：我们像小蚂蚁一样，要踩死我们还不是很容易嘛！令人欣慰的是，调查组调查的结果不但没有调查出所反映的问题，反而发现了一个管理优秀、技术先进的高科技企业。

支持和帮助华为发展，绝对不是厉有为一个人在做，而是在党委政府领导的带领下，整个党委政府各部门都在做，形成一个强大的为企业服务的合力，这里略举几例。

当初华为在市工商局注册时就遇到了困难：按当时国家政策，民企是不允许进入国家通讯领域的。华为从事的是通讯领域的设备生产制造，因此不能注册。任正非要求市工商局给注册为集体企业。当时负责企业注册的彭海斌考虑到华为的实际情况，于是决定给变通注册为集体企业，使华为突破了政策这一关。

市科技局更是为高科技企业贴身服务，有求必应。先后两任科技局长郝春民和李连和都是积极组织为华为排忧解难，每当华为遇到困难，总有市科技局同事们的身影陪伴左右，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华为，任正非在给江总书记汇报时曾说：市科技局是我们的主管单位。当时对深圳的各类企业而言，已经明确取消了行政主管单位，他们确实把科技局当成自己的娘家了。找银行贷款、调入科技人员指标、征用土地指标、技术人员出国指标、知识产权保护等等事项都有市科技局领导和同事们为他们开路。一九九五年一月建立的深圳高新技术投资担保公司，经科技局领导协调，当年就给华为贷款2000万（无抵押无担保），用任正非的话说是李连和带着我们到处讨饭。二〇〇二年美国思科公司诉华为侵权，是当时最大的知识产权官司，是李连和带领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到硅谷思科总部经艰苦协调，达成和解。华为实行职工持股之初，李连和局长派一位副局长到华为蹲点调研支持华为职工持股工作，半年后才回局工作。

深圳的各家银行在人民银行行长王喜义的组织下，给华为解决资金需求，进行银团贷款。建行行长惠小兵更是一马当先。

当时深圳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要调入深圳的人员要有指标控制，并要每人缴两万元的城市建设增容费。深圳人事局局长蔡永久对华为等困难的高科技企业网开一面，竟然一批就批准100多名科技人员调入华为，并全免城市建设增容费。

华为一次调入这么多的科技人员，住房成了问题，请求政府帮助，深圳市住宅局局长孙大海一次就批给华为微利房50套，以解燃眉之急。

当时的外办主任白天全力支持企业人员因工作出境、出国的指标需求，对华为员工因工作需要出境、出国大开绿灯，总是大幅度超过指标限制，为华为开拓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政府部门围绕企业转，为企业排忧解难成了一种风气，尤其对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支持更是如此。这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在＂三个有利于＂原则指导下，由全能政府转变到服务型政府的生动实践。

再回到此文开头时当年深圳人民银行行长王喜义提出的问题：厉有为与任正非是什么关系？经多方了解，直到现在，厉有为本人、家属和亲友与华为没有任何经济关系或业务关系。厉有为与任正非仍然是正常的友好同志关系。据厉有为讲：他捐给政府的一千多件牛雕工艺品中，有任正非从非洲给他背回来的非洲铜雕小犀牛。这真实地体现了他们在工作中结成的深厚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