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争取美国租借援助述评（陈永祥）

租借援助是二战期间美国向反法西斯盟国提供的最大援助。中国有资格获得美国的租借援助，其根本原因是中华民族的浴血奋战。同时，租借援助的到来，离不开杰出外交家的据理力争。在与美方接洽租借援助、交涉开辟租借物资的营运途径方面，宋子文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显示了出色的外交才干，凝结着他对抗战的积极贡献。但在租借物资的营运过程中，宋子文利用职权，中饱私囊，这就大大降低了租借援助的实际效果，且暴露了宋子文的个人局限性。

一

美国租借援助最初主要是为了援助英国而提出来的，后来扩大到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随着欧洲和远东战局的发展，美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扩大援助反法西斯国家的重要性。1940年12月17日，罗斯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提出了后来被称为“租借”(Lend_Lease)援助的设想。[1](P.142)随后，罗斯福在关于国家安全的“炉边谈话”中宣布，“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2](P.370-371)他要求国会授予他提供援助的全权，并责成财政部起草有关法案。1941年1月10日，罗斯福向国会提交由国务院、财政部、陆军部和海军部共同拟定的“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及其他目标的法令”，即“租借法案”(Lend_Lease Act)。经过两个月的辩论，该法案于3月11日由参众两院通过，当天罗斯福签署而成为法律。它规定总统有权向“其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转让、交换、租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任何国防物资”，并有权决定“用实物或财产”，或以总统认为满意的“任何其他直接或间接的利益”作为偿付的方式。[2](P.373)

租借法案是美国“通向战争的所有步骤中最有意义的一步”，[3](P.233)也是二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重要联系纽带”。[4](P.44)美国政府在酝酿租借援助的过程中，也考虑到了中国方面的因素。1940年6月，蒋介石恰逢其时地派宋子文为“私人代表”赴美接洽美援，并授予他“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5](P.274)当租借法案刚刚提交美国国会辩论之际，宋子文敏锐地觉察到“它也给中国人同样带来了希望”，决定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争取更多的美援。为此，他积极促成罗斯福派遣总统特使居里博士于1941年2月7日-27日成功访问了重庆。居里回国后，向罗斯福递交了一份关于访华的书面报告，勾画出一项对华政策的基本轮廓，敦促罗斯福增加对华援助，把中国当作美国的“主要盟国”和“未来的大国”，从而在美中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4](P.51-55)

签署《租借法案》的罗斯福总统

3月15日，即租借法案通过后的第4天，罗斯福在白宫记者协会年度聚餐会上发表演说，称“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民，在抗拒中国被敌人宰割中显示出同样伟大坚强的意志。中国通过蒋介石委员长要求我们提供帮助；美国已经答复，中国毫无疑问地将得到我们的帮助”。[6](P.106)罗斯福指定刚刚访华归来的居里负责对华租借事务，令其从速制定新的援华方案。宋子文立即与居里商谈，并征得罗斯福的同意，美方仿照援英办法设立了援华委员会，由居里担任该委员会总干事。3月31日，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请求美方提供如下三种援助：(1)1000架飞机，并提供训练与技术援助；(2)训练并装备中国30个陆军师；(3)帮助建立和改善中国的国际交通线，包括提供交通工具和设备器材等。[1](P.142-143)这是租借法案实施后，宋子文首次向美国提出的援助要求。

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对华军事援助。4月15日，宋子文与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同赴白宫访晤罗斯福和财政部长摩根索，宋子文陈述了中国的严峻形势，“至盼在援助抗战国家新法案(租借法案——引者)之下，能得着大量之实质援助；并盼总统能于最近期中发表援华具体方案节目”。[7](P.101)5月2日，胡适致函美国国务卿赫尔，告知宋子文已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与美洽商决定及接受军械贷借之全权代表”，希转悉美国政府有关部门。[8](P.640)5月6日，罗斯福正式宣布中国有资格获得租借援助，称“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1](P.144)5月18日，包括300辆卡车在内的价值110万美元的首批租借物资从纽约启航运抵中国。[9](P.226)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42年1月1日，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同美、英、苏四国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中美之间正式建立起抗日同盟关系。自1942年起，宋子文利用远东战局发展的有利时机，积极同美方交涉，以争取更多的租借援助。6月2日，宋子文以外交部长和国民政府代表的身份同赫尔在华盛顿签署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其中第一条规定：“美国政府将继续以美国大总统准予转移或供给之防卫用品、防卫兵力以及防卫情报，供给中国政府。”第二条规定：“中国政府将继续协助美国之国防及其加强，并以其所能供给之用品、兵力便利或情报供给之。”第五条规定：“依美国大总统之决定，此次紧急状态终了时，中国政府当以依照本协定所转移之防卫用品中，其未曾毁坏、遗失或消耗及美国大总统决定其为对于美国或西半球之防卫，或对美国其他方面为有用之用品，返还美国。”[10](P.1248-1250)

中美租借协定是宋子文同美方达成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援华协定。这一协定以双边互助的形式，既确定了一年前由美国单方面宣布的对华提供租借援助的义务，从而为中国无偿获得美国大宗军事援助提供了充分的法律根据，又规定了中国向美国提供“回惠租借”的义务，从而使在华美军和机关可获得中国大量的物资、劳务和垫款。同时，协定第五条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在抗战中已消耗掉的租借物资是不必、也是无法归还的。[11]这一协定的签订，既是中华民族坚持抗战、以巨大民族牺牲换来的结果，也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战、充分肯定中国抗战所作贡献的反映。

二

美国宣布中国有资格获得租借援助后，如何建立有效的运输管理机制，尽快将租借物资运往中国，成为中美两国十分关切的问题。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西南运输总处属下的滇缅公路以及“驼峰”空运线先后成为租借援华物资的三条主要营运途径，而三者的运作都与宋子文有着密切的联系，凝结着宋子文同美国积极交涉的成果。

(一)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

接洽和管理租借援华物资，是美国租借援华的重要环节。为便于与美方交涉，宋子文于1941年3月24日自华盛顿致电蒋介石，建议在美国设立“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聘用一些与美国政府有关系的美方非现任官员在公司任职。3月27日，宋子文再次致电蒋介石，除促请政府立即电告拟向美商购“军需细目”外，并望速派江杓(时任军政部兵工研究委员会专任委员)及炮兵处、交通处技术人员“来美协助”。[5](P.440)

宋子文的建议得到蒋介石同意，经与霍普金斯商讨，4月中旬，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在美国特拉华州法律认可下注册成立，宋子文亲任公司董事长。5月24日，胡适致函赫尔，通知美方：经国民政府授权，并根据美国特拉华州的法律，宋子文已在美国设立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该公司将以国民政府名义，接受租借法案项下所提供的援助。[8](P.648-649)

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成立后，其工作人员“承担了安排军事装备转运中国的任务，并负责磋商根据‘租借法案’提出的广泛要求”。[4](P.79)公司除雇佣中国技术专家外，还聘请了一批美方人士在公司任职，其中最重要的有约瑟夫·艾尔索普、克莱尔·陈纳德、托马斯·科科伦、小威廉·扬曼等，他们虽非现任官员，但都与美国官方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宋子文通过这些人直接或间接地与美国政治上层如罗斯福、霍普金斯、居里、摩根索等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美国政界及有影响人士中结交了一大批“朋友”，他们在美国积极开展活动，宣传援蒋抗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们反对美国向日本出售武器，力主租借法案也适用于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推动美国加大援华力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些活动无疑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故有的美国人称之为“好的游说团”。[12](P.296)

(二)西南运输总处和滇缅公路

抗战初期，为了保障国际援华物资特别是战争物资的输入补给，中国政府同英国政府商定：修筑从中国昆明至缅甸腊戌的滇缅公路，全长715英里，其中中国境内600英里由中方负责修筑，缅甸境内115英里由缅方负责修筑，工程限一年内完成。[13](P.20-21)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在广州设立“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简称西南运输总处)，最初由广州市长曾养甫兼任主任，不久由宋子文弟弟宋子良接管。

1938年12月1日，滇缅公路正式通车，被西方人称为“公路建筑史上一项史诗般的壮举”。[1](P.51)滇缅公路通车后，归西南运输总处经管。西南运输总处有职工约2万人，汽车3000多辆，是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官办运输机构，也是二战期间最大的国际运输系统。其主要任务“乃为专运滇缅路进口物资至昆，再由昆筑渝线及川滇东路转达渝泸，而由筑渝运出口之钨砂、猪鬃等出口”。[14]1938年12月初，宋子良亲自出马从仰光押运第一批军用物资经腊戌沿滇缅公路抵达昆明。这是滇缅公路开通后的首次运输。

美国宣布中国可获得租借援助后，美国租借援华物资先由海路运抵仰光，再由铁路转运到腊戌，最后经滇缅公路运往昆明、重庆。由于管理不善，滇缅公路一度秩序很乱，租借物资在运输过程中损失严重，最初半年运抵昆明的战争物资每月仅为900-1200吨。经宋子文与美方接洽，1941年夏美国派遣交通运输专家小组来华实地考察，协助国民政府对滇缅公路进行了整顿，并得到美国技术和设备方面的援助，使滇缅公路有所改善，月运输量由1941年初的4000吨增加到10月、11月的15000吨。[1](P.110-120)

滇缅公路对中国政府维持大后方经济、稳定战场形势、支持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自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北部、切断中越公路和滇越铁路至1942年4月日军占领缅甸期间，滇缅公路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陆上通道。在抗战时期通过国际运输线输入中国的100多万吨物资中，滇缅公路运输量占40%。[13](P.17)

1942年4月，日军占领缅甸，滇缅公路被切断，美国租借援华物资的运输受到阻隔。5-7月通过“驼峰”航线空运到达中国的物资，分别只有80、106、73吨。[15](P.47)蒋介石希望美英派遣大批飞机和地面部队来华，协助中国收复缅甸，重新打通滇缅公路。为此，宋子文在美国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5月15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建议蒋介石致函罗斯福和丘吉尔，要求：“(甲)英、美即派大批飞机来华助战；(乙)英、美、华速策划雨季后反攻缅甸，夺回仰光，恢复中国之国际路线。”[16](P.142)

6月16日，宋子文访晤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建议派遣美军赴印度帮助中国克复缅甸。6月29日，蒋介石通过其美国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向美国提出“维持中国战区所必需的三项最低要求”：派遣美国三个陆军师开赴印度，协同中国军队收复缅甸；自8月起，作战飞机增加至500架；自8月起，“驼峰”航线空运量每月至少达5000吨。[17](P.193)7月1日，宋子文再次访晤史汀生，要求美方满足蒋介石的三项要求。

为了争取中美重开滇缅公路，宋子文可谓不遗余力，连美国人也为之感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李海上将指出：“宋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他很有说服力地阐明了他的观点。看来他的确在为自己的国家尽一切努力。”[18](P.126)7月2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答应设法将“驼峰”空运量增加到每月5000吨，并尽快运去500架战斗机。[19](P.198)

宋子文

1943年1月，美英首脑及其参谋长举行了卡萨布兰卡会议，制订了中、美、英于11月发动缅甸战役的计划(代号“安纳吉姆”行动)。5月17日，宋子文在华盛顿出席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向联合参谋长们陈述了他的意见，重申进行缅甸行动的必要性，请求立即进行大规模的空中运输”，并强调美英必须履行卡萨布兰卡会议许下的诺言。[16](P.230-232)5月21日，宋子文在华盛顿参加了太平洋军事会议，再次呼吁美英执行收复缅甸的计划，并与丘吉尔发生了“尖锐冲突”。[20](P.314)8月，在美英首脑及其参谋长举行的魁北克会议上，由于宋子文的力争，罗斯福和美国参谋长们“坚持英美中联合对缅甸发动进攻，以支持中国的对日作战”，美英还“同意应迅速加强中国的空军和地面部队的力量，增加从印度跨越喜马拉雅山至中国的空中运输，向中国政府运送更多的军用物资”。[18](P.185-187)

可是，在争取美国帮助中国收复缅甸、重开滇缅公路的交涉中，宋子文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英国态度十分消极，百般刁难。罗斯福和美国军方虽力主反攻缅甸，但基于“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常常向英国妥协和让步，以至攻缅战役一拖再拖，作战计划朝令夕改，最后竟蜕变为规模甚小的缅北战役，直到1945年1月中美盟军反攻缅北告捷，滇缅公路才重新通车。但此时抗战已进入战略大反攻，缅甸的战略意义已黯然失色，滇缅公路的地位和作用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了。

(三)“驼峰”空运线

1942年，经宋子文与美方接洽，美国空军开辟了一条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运输线，即“驼峰”空运线。它是抗战中后期中国获取国际援助特别是美国租借援华物资的唯一通道。

1942年春，日本着手实施“缅甸作战”计划，旨在夺取缅甸，切断英美援华补给线，引起中美两国的关注。宋子文在与美方接洽史迪威来华任蒋介石参谋长的同时，即向美方建议开辟新的援华运输线。1月30日，宋子文访晤罗斯福，向其提出：因仰光被敌人潜艇封锁，滇缅公路失其效用，希望美国在中印之间开辟一条运输航线；如果能有100架DC—3运输机飞行于昆明和萨地亚(印度)之间，每月可向中国运送12000吨物资。罗斯福表示，可在新制飞机及民用航线内划拨一些飞机，并请宋子文与霍普金斯及其他有关人士洽谈此事。[21](P.662)同一天，罗斯福在内阁会议上，“建议考虑开辟一条空中运输线和另一条陆上补给线的可能性”。应罗斯福的要求，宋子文随即与艾夫里尔·哈里曼进行了协商，宋子文拿出一张地图，用红笔标明了一条陆上运输线：从波斯湾开始，由铁路通往里海，然后通过海运到俄国的土耳其斯坦，再经铁路通往中国边界，最后经过2千英里的汽车公路到达重庆，全程为5千英里。但宋子文认为，空中航线的作用会更大。1月31日，宋子文致函罗斯福，建议开辟空中航线。[22](P.321)2月9日，罗斯福通知蒋介石，“明确保证……经印度到中国的补给线可以用空运来保持畅通”，并“确信近期内可使之成为现实”。[23](P.576)

史迪威在来华赴任前，接受了“两项宏大的任务”，即开辟喜马拉雅山航线和修筑利多公路。为了应付缅甸可能失守的危险，宋子文与史迪威就开辟飞越世界屋脊的空中运输线所需机场、飞机、地勤人员、燃料和服务设施等问题进行了长谈。史迪威认为：“事态的发展迫使每个人都认识到缅甸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必须让航线立即投入运行，同时，还必须修筑一条边远公路。”[22](P.322)

史迪威来华后，蒋介石立即任命他为中国战区参谋长，指挥入缅军队。史迪威本希望指挥中国远征军首战告捷，不料不仅未能取胜，反而败走“麦城”。缅甸失陷后，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印之间的空中运输线便应运而生。从此，美国租借援华物资主要依赖这条通道运往中国。这条空运线航程800多公里，飞行高度7000公尺以上，气候条件十分恶劣，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运输线。因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从空中俯瞰，山脉犹如驼峰，故称“驼峰”空运，西方人称之为“这是全部战争中，最艰苦的供应工作”。[24](P.100)1942年4月至12月，担当运输任务的是美国空军第10大队。从1942年12月起，由美国空运大队负责运输。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加上日军不断向“驼峰”终点站阿萨姆(印度)推进，限制了“驼峰”空运的运输量。“直到1944年中期，‘驼峰’空运量才与1941年滇缅公路高峰期的运输量相当”。[1](P.340)1942年全年空运到中国的物资仅5258吨，进入1943年后有所增加，1943年1月为1923吨，1943年12月累计达13450吨，1944年1月累积增加到14472吨，比1943年1月大7倍。[24](P.100)罗斯福曾一度答应将“驼峰”空运量增加到每月5000吨。[4](P.122-123)1944年6、7月，“驼峰”空运量累积分别增加到18235、25454吨，1945年累积达到其最高峰，为73691吨。[1](P.339-340)

“驼峰”空运线虽然运输量不大，但对鼓舞中国抗战士气起了巨大的作用。在“驼峰”空运中，美国飞行员付出了很大牺牲。据统计，美国空运队在“驼峰”航线上飞行3年，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损失13架，有数千名英勇的美国青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25]“驼峰”空运线从其酝酿到开辟，宋子文与美方的接洽功不可没。

三

美国究竟向国民政府提供了多少租借援助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部美籍顾问杨格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资料统计，1941-1946年美国对华租借援助为15.46亿美元，占美国全部对外租借援助总额的3%，其中抗战结束前为7.78亿美元。[1](P.440-441)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根据美国财政部所藏有关机构的报告统计，抗战胜利以前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为8.457亿美元，其中兵器、飞机和航空器材、坦克和其他车辆、船只和其他水上工具，以及各种军用装备约占5.2亿美元，这些援助除了1945年初运到中国以遏制通货膨胀的2000万美元纺织品必须偿还外，其余均为无偿赠与；抗战胜利以后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为7.81亿美元。[24](P.1069-1075)

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逻辑结果，是美国由有限援华发展为全面援华的重要标志，也是美国对华军事援助进入实质性阶段的反映。诚然，相对于英帝国、苏联、法国等受援者来说，中国所获得的租借援助份额要小得多。在500多亿美元租借援助总额中，中国仅占3.2%，而英帝国、苏联、法国及其属地分别占64.65%、23.2%、6.6%，表现出明显的“重欧轻华”倾向。[26](P.254)然而，租借援助毕竟是美国对中国抗战事业的重大支持。

抗战时期中国有资格获得美国的租借援助，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结果。但美国的援助不会自动到来，何况当时的中国仍然处在半殖民地状态下，政治没独立，经济不发达，军事不强盛。这就不仅要靠中国自身的英勇抗战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而且要有杰出的外交家发挥智慧，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为争取国际援助奋力拼搏。而外交是讲究利害关系的，没有纯粹的道义。面对美国的“财大气粗”，宋子文并不畏惧退缩。他对美英在援华问题上的搪塞拖宕和“重欧轻华”等大国主义做法进行了抵制，力促美国拟订“有组织之援华计划”，提出“确切不易而实施”的援华方案，给予中国“实际行动之援助”。[16](P.165-166)租借法案刚刚通过，宋子文及时于1941年4月17日向租借委员会提出报告，内称“我们并不要求任何不可能的东西，我们当然也希望获得那些稀少而很难获得的物品，但最重要的是希望获得保证——那些可以给我们的将会给我们，那些现在无法提供的以后可以提供”，[27](P.43)其理直气壮跃然于字里行间。

1942年宋子文（左）

与摩根索签署财政借款后的合影

美国人重视实际，不好空言。经宋子文反复陈说，他们往往能接受他的观点。许多美国政界人士对宋子文锲而不舍的精神表示赞赏。霍普金斯曾对罗斯福说：“有宋子文在的地方，就有希望在。”摩根索向宋子文坦言：“当你不在时，一切都不对劲，幸好你回来了，我现在才知道我有多么需要你的帮助。”国务院政治事务顾问贺百克亦说过：“宋子文是个你随时都愿见到，可以和你保持密切接触与经常会商的人。”[28](P.392)

总之，中国之所以能获得美国的租借援助，也离不开宋子文出色的外交接洽。在与美方接洽租借援助、交涉开辟租借物资的营运途径方面，宋子文表现出既坚持原则、顽强忍耐，又灵活务实、讲究策略的外交风格，显示了出色的外交才干，对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历史是复杂的。美国租借援助固然有利于中国的抗战，但租借援华物资被蒋介石政府所独占，真正抗日的部队则未得什么好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援助；至于抗战胜利后的7.81亿美元则全部用于反共内战。这表明，美国租借援助带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它有利于蒋介石政权的统治，增加了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的资本。

在接洽租借援助的过程中，宋子文用重金收罗的一批在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供职的美籍雇员，大多是亲蒋反共的极右分子。他们或奔走于美国政界，游说于议会走廊，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或活动于工商财贸新闻宣传界，为蒋介石设在美国的各类机构办事；或一箭双雕，借助于援蒋而又在美国政坛排挤略持开明见解的美国军政人士。到抗战末期，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亲蒋反共的“院外援华集团”，这个集团的“核心是一伙财源充实的国民党中国官员；它的外围是一群美国右翼政界的核心人物。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这两类人为了共同的大目标彼此合作，以支持蒋介石及其不返回大陆死不瞑目的论调，并诽谤他的反对派……他们的共同目的是在亚洲推翻共产主义”。[29](P.2)可以说，宋子文直接促成了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形成。因而，宋子文竭力争取而来的租借援助，实际上也起了援助一个日益失去民心的政权的作用。

在租借物资的营运过程中，宋子文兄弟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和西南运输总处等机构掌握了租借物资营运大权，玩弄权术，中饱私囊，侵吞租借物资款项，使租借物资真正用于抗日战场大打折扣。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象是一家商业公司，又等于是一个政府机构。象国民党的大多数经营方式一样，私营企业同政治活动经常是彼此交叉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断地谣传承包商和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官员之间有酬谢佣金的事”。[4](P.58)西南运输总处有600辆卡车装运租借物资，奇怪的是，物资一到中国，要么满载物资的卡车“失踪”，要么囤积物资的仓库“失火”，极少到达目的地，但“有时不出两小时就出现在黑市上出售”。据英国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推测：“宋氏兄弟把几十亿美元转入自己的腰包，许多钱根本没有离开美国。”1941年10月，西南运输总处改组，由川滇东路运输局和中缅运输总局两局接管。宋子文发给宋子良一份“特别外交官护照，派他速往华盛顿和纽约，担任首席采办官员和全部美国租界物资运往中国前的代办”。[30](P.588-589)兄弟联袂，继续牢牢地控制着租借物资的营运大权。因此，“在美国，到处流传着关于宋子文和孔祥熙以及他们的家族大量投资并从中获利的传说”。[29](P.47)

由此可见，国民党政权的本质和宋子文个人的局限性，大大降低了美国对华租借援助的实际效果。正因如此，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宋子文，都不能代表中国的未来，不能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1943年3月，当周恩来同美国驻重庆外交官戴维斯举行会谈时，戴维斯关心地问到宋子文是否可视作中国政治中的进步力量，周恩来明确指出，宋子文有着现代的思想方法，但不代表进步事业。[31](P.214-216)宋子文未来的结局，不幸被周恩来敏锐的政治眼光预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