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兜没有受到牵连，原因是她拒绝了吴石让她带走家中物品的提议

阿兜没有受到牵连，原因是她拒绝了吴石让她带走家中物品的提议。

1950年夏天，台北马场町那边还没响枪，街口的风一阵一阵，鼻子里有股铁锈味，屋里的人都听得出来，地下组织里有人出了事，蔡孝乾把线头递了过去，吴石这个“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名头在名单上晃，门窗缝里都是眼睛，能走的先走，走不了的坐在原地不动，说话都压着声，吴家这一院子里安静得像没人住，厨房里有个火没灭，灶台边站着的那个保姆，扎着发髻，福建口音，大家都喊她阿香，姓什么没人说得明白，等到事翻过去，连这个小名也被磨平了。

那天进门的人一队一队，外头脚步在院子里串，屋里只剩下茶香和潮气，吴石在屋里看了一圈，手指在桌面上点了点，说一句“你带着东西先走”，声音不大，像吩咐一件日常事，阿香低头，去拿布包，把自己的衣服摊在床上收起，箱底那些贵重的她没动，吴夫人站在门口，手里捏着几根金条，抬手把东西塞进阿香的发髻，里面夹着一张纸，那张纸写给谁，写得很直，清楚到不需要解释，真到了那一步，交给解放军，字迹端正，折痕新鲜。

门口的影子一晃，谷正文带队进来，枪口贴着腿走，屋里没有人喊，连喘气都轻着做，阿香端着茶盘往前走，两只手稳稳，眼睛不去看枪，不去看脸，像在自家上菜，她背后那间屋要有人进，她抬手，从案板下拎出擀面棍横在门口，木头上面有面粉，白白的一层，不开口，动作干净，这一家的门，那天只有这一下是挺在那里的。

当了这一下，没人把她怎样，她这个身份对那些人来说像窗角的灰，扫了也不多，过了几天，渔船从淡水口往外走，浪小，船板薄，阿香在船尾蹲着，发髻里那根金条当路费，船家收了，纸条不交，放回去，隔了海面，靠岸，人回到福建，邻里见她回来，说话很少，帮人烧水做饭，换油盐酱醋，有人背后讲她怕事，说她就是个保姆，清清楚楚的普通人，不问外面那些事。

她心里有数，风里活的那些人，不是站在台上讲情义的，不是胆子往外摆的，不是把口号喊到天花板的人，拐进小巷能把锋收起来，有时候比什么都重要，她不拿吴家的东西，不是摆姿态，屋里的人不在了，银子再亮也只是亮，她手里只拎自己的布包，脚下一步一步，不走到台面上，不招眼，不给谁添水。

有消息传回来，吴石在马场町被执行，夫人带着孩子进了监，家里差点断了线，陈诚后来出面，帮着把吴家的眷属做了“特准专案移民”，签证护照一条线办好，他留了一句话在纸上，“若泄，余将自请处分，亦无悔也”，笔画重，话放在那儿，字是一笔一划写的清楚，吴家的船去了远处，阿香走得更早，她自己找船，自己上岸，没人替她铺路，她也不等谁来铺。

楼里还有个司机，大家叫他小钱，晚上没事时坐在楼梯口吹口琴，曲子不复杂，邻居都能跟着哼两句，过了几天人不见了，口琴在抽屉里安静着，这俩人，院子里的人都记得他们坐在走廊，风从走廊头到走廊尾，他们起身收琴，背影一收就没影了。

后来有人整理五十年代的民间信件，从旧纸堆里翻出一叠一叠，发簪夹着信，鞋底塞着纸条，写的人没署名，纸上不见奖章，也没有拍照留影，这批动手做事的，低头干，写完了折好，交到手里就算完，台面上留名的，是讲故事，用词漂亮，说英勇，说转折，说高潮，这批名字好用，纪录片里一条一条摆出来，好看，另一边的人把活事做了，关门，不讲。

阿香这一类，站在灶台边，想着下一顿菜，脑子里只有什么时候买米，什么时候去市场，心里的线往里收，外面的风往外走，她不想把自己卷进谁的名册，不想被谁叫到台面上，被人贴上什么“家庭共谍”的字眼，她把门关好，路走稳，回家，把锅洗净，把水烧开，日子往前推。

过了很多年，吴家的孩子在回忆里提到一个“阿香姐”，声音压着，说她那天从后门出去，说她拿走了夫人塞的金条和纸条，有人讲她是自己逃出来的，有人讲是看她没威胁放她走的，还有人讲她运气好，熟悉那段的人听见这些话不多说，心里清楚，她做事有分寸，走路有分寸，知道哪一步往前，哪一步往后。

她不喊忠诚，不谈同生同死，不去找人求报答，不用那种大词，她在门口看人，她在炉前看火，她在院子看风，她知道什么时候闭嘴，什么时候把傻装好，什么时候把锁往里一拧，这些动作简单，一遍一遍做，关键的时候还能用上。

吴石的那张脸后来被画在墙上，被印在宣传品上，被搬到话剧舞台上，灯光打在他身上，台下掌声，报纸有版面，那段事被写得很满，另外那些从边角走出去的人，做完事不留痕，名字在脚注里，一行字，像米粒那样小，翻过去就过去了。

有书的脚注里写了一句，“当年有个叫阿香的女佣，曾带走吴夫人藏的金条与纸条，此后去向不明”，这句话不长，把人放在一个小格子里，再往下就是尾页，页边有黄渍，时间把纸磨旧了。

她没有留下名字，留下的是那三个动作，发髻一挽，擀面棍一抄，门一推，木头的纹理在手心里，地上的光在脚背上，比碑上的字更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