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南战争到日俄战争——近代日本崛起之路（十五）十年备战

日本政府在铺好了向大陆进军的路基后，又用十年时间(从《天津条约》到《日英新约》)实行全面的对中国作战准备——制定大陆政策、扩充军备、鼓吹“国权论”。

1885年，日本陆军特意从德国聘请了克莱门斯·威廉·雅各布·梅克尔少校，将军队的编制改为德国式。另外，为了使旅团能在战时作为基本的作战单位，还制定和整顿了旅团条例，除了由战列队和补充队组成的常备军外，还设置了与战列队同样数量的后备军，可动员的兵力一下子增加到原来的两倍半。海军则在广岛吴港和佐世保两处建立军港，要求达到“专供出师之规模”，并制定了以8艘铁甲舰为主力的扩军方案。这个方案以击破北洋水师主力舰定远号、镇远号为目标，着重建造三艘主力舰，分别用日本三个著名风景区命名，即严岛号、松岛号、桥立号，称作“三景舰”。其特点是“小船扛大炮”，4,000吨的船体，配备一门320mm火炮。这种奇特的舰型，是日本财力不足却又处心积虑备战的产物。

三景舰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发行海军公债，租借朝鲜的绝影岛，设置煤炭储存所等等。进而为了适应在中国南海和黄海作战，在吴港和佐世保设置了镇守府。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的近代大工业以纺织、铁路、矿业为中心建立起来，完成了产业革命的第一阶段。日本是一个土地狭小、资源贫乏的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工业勃兴之后，争夺国外市场和原料(包括粮食)，对它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加之，帝国主义争夺远东殖民地的斗争日益集中到朝鲜，朝鲜不仅是日本争夺的对象，而且是英、俄争夺的重要地区。上述两种因素有力地刺激了明治政府的黩武野心和向邻国扩张的欲望，他们决定把发动对中国的战争、进攻大陆作为对亚洲政策的总方针。

1890年3月，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将写好的《军事意见书》连同在外相井上馨陈述外交危机的意见书的基础上进一步起草的《外交政略论》，一起交给阁僚传阅。山县着重论述了欧美列强争夺亚洲的形势，认为1886年蒙特利尔—温哥华之间已经通车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建设、1891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即将动工和巴拿马运河的开航，使欧美列强更便于侵略亚洲。加拿大太平洋铁路通车，使得从英国经苏伊士运河到横滨的13,750英里距离缩短为9,250英里。在不久的将来，英、俄在东亚必然对立。山县有朋在《外交政略论》中，再次断言：

西伯利亚铁路已修至中央亚细亚，不出数年，及其竣工，发自俄都，十余日便可饮马黑龙江。吾人须知，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日，即是在朝鲜多事之时，而朝鲜多事之时，即是东洋发生一大变动之机，而朝鲜独立之维持，有何等保障？这岂非正是对我国利益线最有激烈冲击之感者乎【《山县有朋意见书》】。

山县认识到，日本对华战争具有强烈的国际争夺背景。他以对形势的估计为根据，强调说，“为免除欧洲强国侵略朝鲜之忧”，必须把“充实军备”作为紧急任务。他提出了一套所谓“主权线”及“利益线”的扩张理论，把本国疆域称为“主权线”，然后把“与我国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的地区”称为“利益线”。他露骨的表示，“要维持一国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是绝然不够的，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否则日本“不可望成为完全独立之国家”。所谓“利益线”即指朝鲜、中国的东北和台湾。所谓“保卫利益线”，就是要用武力侵犯邻国的领土主权。他还具体指出，当时“利益线的焦点”就是朝鲜，极力主张日本应在英、俄斗争的漩涡中“保卫”朝鲜。他强调说：“外交和军备之要点，全在维护此两线之基础。”至此，从明治帝国初期开始形成的入侵朝鲜，进而占有中国东北，以至霸占整个中国最后称霸亚洲和世界的“大陆政策”正式出笼且形成系统。

如今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1890年12月29日，山县在第一届议会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所作的施政演说中警告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赖于保卫主权线和防护利益线，强调“有关陆海军的经费(应)占预算岁出额的大部分”。

青木周藏在《东亚列国之权衡》中，更加露骨地主张在近期内抢先占领朝鲜、满洲和俄国滨海地区，甚至要把朝鲜、满洲并入日本。山县、青木意见书是行宪后第一届内阁提出的对邻国外交总方针(通称为“大陆政策”)。它反映了日本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要求，以后的几届内阁都承袭了这个外交方针。

山县内阁的《施政方针》标志着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它同明治初年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针相比较，已经有了付诸实施的前提和条件。此后，日本的外交则进入了夺取朝鲜，占据殖民地，进而觊觎中国的阶段。

大陆政策确定后，充实军备就是最大的紧急任务。在首届议会上，海军方面主张必须把日本海军扩大到与清帝国舰队相匹敌的规模，要求今后二十年内造舰32万吨。虽然海军方面的要求一时没有通过，但充实军备的工作仍在进行。

1892年11月29日，第四届议会召开。在前两天，即27日，首相伊藤博文乘人力车离开官邸时与马车相撞，从车上摔下负伤。28日，内相井上馨任临时首相。12月1日，井上在议会会场上宣读了伊藤准备好的施政方针备忘录，作为施政方针的演说。在备忘录中，伊藤促请注意“万国之形势”，呼吁“忠诚的诸位”“上下合作”。但是12月19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在审查政府预算时，在总额8,375万日元中，削减884万日元。这样，议会和内阁展开了斗争，议会通过了上奏弹劾内阁的议案。1893年1月9日，伊藤上奏天皇。10日，天皇下诏，对“世界上列强发展之形势”发出警告，并要求停止“纷争”。13日，议会开会，以削减岁出262万日元与政府妥胁。

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线路图

天皇诏敕中所警告的“世界列强形势”，一是指俄国已经动工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二是指1892年7月清廷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定远号、镇远号两艘铁甲舰航抵横滨访问。10日，时任外相的榎本武扬在东京小石川的后乐园举行游园会，招待北洋舰队将领。16日，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招待日本议员。中国海军装备的优势，令参观者惊恐不安。

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建设一支足以对抗北洋水师的海军，但议会却削减了包括建造军舰费在内的262万日元的政府预算。但是，天皇在解决纠纷的诏敕中指出：“国防之事，苟缓一日，或将遗百年之悔。”1889年2月公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君权”高于一切，“天皇统帅陆海军”，表明近代天皇制已确立，致使日本在贯彻其外交方针时有了特殊的保证，甚至可以使国民在自己还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就有被置于卷入战争之中的危险。

村田二十二年式连发步枪

军备的整顿在各个方面展开。1889年，陆军少将村田经芳把以前的单发村田步枪改进为连发枪。1893年3月，海军技术员下濑雅允发明了高性能火药。1892年2月11日，驻德公使馆武官陆军中佐福岛安正从柏林出发，只身前往西伯利亚，从事谍报活动。1893年3月20日，海军预备役大尉郡司成忠接替福岛中佐，率退伍海军下级官兵100多名，从东京隅田川出发，迁居千岛群岛的占守岛，从事国防所需的各种实验。

战争体制的准备也在进展。1893年4月，陆军次官儿玉源太郎就任出师准备物资经办委员会委员长。5月19日，海军设立了与陆军参谋本部并列的军令部。同一天，天皇用敕令颁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确定了战时的统帅机构。该条例第一个特征是第二条规定：“大本营中，参与帷幄机密，计划帝国陆海军之大规模作战者，乃参谋总长之责任”，决定了陆军对海军的优势地位。第二个特征是第三条规定：“幕僚由陆海军将校组成”【[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卷三》】，把战争作为纯粹的军事上的事情，排除了武官以外的所有文官(甚至首相)对战争的指导。《战时大本营条例》把统帅权的独立具体化，形成指导战争机构。

为了进行大陆作战，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从1893年4月到6月，亲自考察朝鲜和中国。7月，法国侵略暹罗时，陆军少佐上原勇作和陆军中尉山田良园考察了暹罗、印度支那、菲律宾各地。

从经济上来看，1885年以后，日本工业的发展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到1890年前后，日本已开始变成了工业国家。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足以形成“大陆政策”的物质基础。

制造战争舆论和对国民的思想动员，是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的重要环节。“国权论”成为大陆政策的舆论支柱。从八十年代下半期开始，“国权论”逐渐抬头，从前的“民权论”者几乎全都变成“国权论”者，鼓吹进攻大陆。资产阶级报刊成了鼓吹战争的工具。自1885年福泽谕吉公开在《时事新报》上著文宣称“脱亚入欧”以来，日本的社会思潮已经转向了。一度风靡的自由民权论，为国家主义、日本主义所代替。1886年，自由民权运动的参加者杉田定一，在游历欧美期间所著述的《国是策》中，提出了倘若东方各国不能合力对抗西方的攻势，则将陷入“白色人种”的统治之下。但其结论却是：与其“尽葬于白色人种之腹，莫如我也进而取之”。福泽谕吉说，在现今的世界上，不采纳西方文明，便不能维持国家的独立，而日本已经到了不能再等待的时候了，不如脱离亚洲而与西洋国家为伍，按照西方列强对待中国和朝鲜的办法行事。1892年7月20日，他在《时事新报》上写道：“我国当前之政略，应使人心转向国外，其方向则在朝鲜。”《自由新报》在1894年5月2日以《对韩之决心》为题，煽动说：“国民养兵是干什么的？难道铸炮、炼剑和建造兵舰是为了当作国家的装饰品吗？”改进党领袖尾崎行雄也借金玉均遇刺事件，大力煽动进军朝鲜向清、韩问罪。由此可见，虽然政党有时嫌军费预算过多而和政府争吵，但到此时，它们和政府在向邻国扩张问题上已达成一致。

在日本民间，流传着一个故事，盛传西乡隆盛还活在西伯利亚。1891年3月，西伯利亚铁路正式宣布动工，俄国皇太子尼古拉要在乌苏里第一工区举行开工仪式。他准备经海路去海参崴，中途在长崎登陆，参观日本。5月11日，尼古拉观赏了琵琶湖风景，在滋贺县大津县厅用午餐后前往京都，乘人力车到离县厅约500米的市街唐崎时，被在路旁警卫的警察津田三藏用佩刀刺伤。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加深了日本国内对俄国的危机感，俄国、俄罗斯、可怕的“水獭俄国”这种词句在大街小巷到处流传。与此同时，乞求救世主的老百姓指望活在西伯利亚的西乡隆盛会与尼古拉同舰回到日本。

更有趣的是，甚至在中江兆民的脑海里，西乡仍然栩栩如生。1891年4月，中江兆民给《自由平等经纶》杂志撰写了《平凡的豪杰与非凡的豪杰》一文。他写道，报传“西乡南洲翁将从俄国归来”，“此事岂真为事实乎？抑为人心厌倦之极，虽明知其为虚传，仍以幻想怡悦自己之幻想，姑以自慰乎”？他以这种笔法怀念西乡。

中江兆民把大久保利通看作“平凡的豪杰”，而认为西乡是“非凡的豪杰”。他写道：

南洲翁乃非凡之豪杰也，当年若使南洲翁得展其志，率数万精兵，进入朝鲜，再深入之，则今日亚洲形势将如何？打消南洲翁非凡之事业，使翁之八千弟子不为禹域(中国)之蛟龙而为本土之堰蜒(壁虎)，扼杀我日本，使之陷于平庸，使今日之日本形成今日之势者，谁之罪欤【[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卷三》】？

1893年10月，法相兼陆相山县有朋提出《军备意见书》，强调说，为了不久的将来对俄作战，必须首先确保战略要地朝鲜。为了确保朝鲜，就必须尽快找机会对清作战。

朝鲜局势从1894年初开始激化。2月15日，在朝鲜产粮地区全罗道古阜郡爆发的东学党起义(或称“甲午农民战争”)，开始向全罗道首府、国王李氏祖籍全州进军。日本政府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施展阴谋外交，积极进行开战准备。

1894年3月的金玉均暗杀事件给日本送来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甲申政变后金玉均逃亡日本。1891年，朝鲜政府秘密派遣李逸植暗杀金玉均和朴泳孝等人。李逸植从大阪财界和政界获得了援助。在获得资助后，李逸植开始接近为资金而焦头烂额的金玉均，并说服1893年来到日本的洪钟宇去暗杀金玉均。

金玉均的改革计划受挫之后，觉得在日本重整旗鼓已经没有希望，只有去上海直接与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会面，就朝鲜改革问题和东亚三国的“三和主义”进行交谈。1894年3月，金玉均前往上海时，李逸植令洪钟宇与之同行。

3月27日，金玉均到达上海。28日，洪钟宇在日本人经营的旅馆东和洋行中暗杀了金玉均。李鸿章用北洋军舰威远号把金玉均尸体和凶手洪钟宇送往朝鲜。朝鲜政府在汉江的杨花镇对金玉均的尸体追加凌迟极刑，大书“谋叛大逆不道罪人金玉均”的牌子示众，首级高悬杨花津要冲，肢体徇示朝鲜八道。

日本正在朝鲜寻衅滋事，寻找与清朝开战的借口，金玉均被刺身亡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朝野顿时沸腾了起来。日本政府急派斋藤新一郎、冈本柳之助赴上海调查，取回金玉均遗体。当两人抵沪时，金玉均的尸体已被引渡给朝鲜政府，被处凌迟并枭首示众。福泽谕吉称凌迟金玉均是“日本人的感情所完全不能谅解的”【《时事新报》1894年4月13日】。日本“金氏友人会”于5月20日在东京举行盛大葬礼，在青山公园为其筑衣冠冢，安葬金玉均遗发和衣物，那天送葬的人有数千。犬养毅等32名议员向政府提出质询，并表示：“将金尸解回朝鲜是对日本帝国一大侮辱，要求对中国采取措施。”

玄洋社成员的野半介在举行金玉均葬礼的第二天，登门造访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向他建议说：“清国对金玉均的处置，实为日本之一大耻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政府应对清国宣战，以雪韩、清两国加于我国之耻辱。”但陆奥认为时机未到，表示：“若为他国一亡命客之死而宣战，决不可能。”并介绍的野去找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川上也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过川上暗示：“闻贵社为济济远征党之渊薮，岂无一放火之人乎？若能举火，则以后之事为余之任务，余当乐就之。”【明治文献株式会社《玄洋社史》】

出身寒微且备尝辛酸的外务次官林董希望通过战争而得势，他高兴地看到，金玉均暗杀事件是个发动战争的好机会。他在一次茶会上向陆奥讲了自己的意见，陆奥当时“歪着头，良久”，最后说：“试试看吧！”

其实，林董哪里知道陆奥“试试看吧”的含义呢。陆奥已经在设想同中国的战争了，他是朝着经过参谋次长川上操六谋划而不可避的战争方向，调整着内政与外交。

川上操六（1848-1899年）

没过多久，川上所说的“放火”的机会就来了。1894年6月，朝鲜政府正式请求清政府出兵援助，镇压东学党。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休假回国，留任的代理公使杉村濬把朝鲜政府请求清国派遣援军一事电告日本政府。川上和陆奥等人欣喜若狂，一面借助东学党的力量，一面诱使清政府出兵干涉，向清政府照会表示：“贵国政府何不代韩勘乱，我政府别无他意。”战争己确实不可避免了。6月5日，参谋本部根据《战时大本营条例》迅速设置了大本营，向广岛第五师团下达了动员令，把日本强行纳入战时体制。

当月，清政府应朝鲜的请求，出兵朝鲜，不出意外的中了日本政府的诡计。早在中国出兵前，日本驻中国的领事、武官及各类人员，通过种种渠道刺探中国政府的动向，纷纷向日本政府电告，“此类电报，一日数至”。日本政府已做好出兵准备，当中国出兵的情报一到，日本便立刻出兵。

川上操六为了操纵舆论，把事态引向战争，接待了《国民之友》杂志和《国民新闻报》的主编德富苏峰。德富苏峰在《社会与人》文章中透露了一个秘密，前往朝鲜的“参谋军官”福岛中佐和上原少佐，正是频繁策划和一味主张开战的人物。

1894年6月5日，正在休假中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启程离开日本，返回汉城。出发时，他接到外相陆奥宗光的书面训令。上面明确写道，出兵是根据1882年《济物浦条约》第五款(日本的驻兵权)和1885年《天津条约》第三款(日本出兵时行文照会清国)，并指示他，出兵的目的在于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侨民。“如果朝鲜政府为了镇压叛乱，乞求帝国出兵援助时，应与派往该地的帝国陆军总指挥协商后，始可答应朝鲜政府之请求”。还批准大鸟“若事机紧急，无暇请示电训时，阁下可临机处理”。据林董的《回忆录》载，陆奥还给大鸟口头训示：“即令事与愿违，或因公使之果断而启战端，其责任亦应由余自身承担，故不须丝毫踌躇，盼坚决处理一切。”林董认为，这简直等于说“要尽量采取开战的办法”。

6月6日，大本营决定，不待混成旅团编成，先派一个大队步兵，由陆军少佐一户兵卫率领出发。9日，一户大队从广岛宇品港启航。后继部队由混成旅团长、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直接率领，11—13日自宇品启航。到6月末，入朝日军人数已达清军的两倍。

日本的“大陆政策”决定了它迟早要发动战争，但在1894年其国力、兵力尚不够强盛时就决心挑起战争，是有其国内外具体背景的。国内主要是1890年发生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之1889、1890两年农业歉收，在工人中出现分散的同盟罢工和早期的工人团体。1892年日本劳动协会成立，在富山、新潟、鸟取、石川、福岛、福井等许多地方出现了抢米风潮，也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权力斗争愈加尖锐。福泽谕吉主编的《时事新报》1894年1月26日撰文警告帝国政府说，“如果优柔不决”，“必将出现不寻常之内乱”，并出主意说，“大力进行东洋战略，使国内之人心转而向外”。帝国政府也深感“非有惊人之举 ，则无以定此骚动人心”。在国际上，1891年3月，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引起日本和英国的强烈震动，日本准备在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前发动战争，但发动战争需要寻求西方国家支持。1893年，俄、法、德三国结成的东亚同盟生效，英国也想利用日本阻止俄国势力南下，成为对抗三国联合势力的防波提。日、英双方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及各自利益需要出发，一拍即合，于1894年7月16日签订了《日英新约》。这表明英国公开支持日本。次日，日本召开御前大本营会议，决定了挑起战争的部署。25日，日本海军向北洋舰队发射了第一炮，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山县有朋葬礼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又于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制造了一个“满洲国”。这一时期是日本最猖狂的时期，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发展阶段。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达到了“大陆政策”的顶点，同时又是这一政策走向崩溃的起点。1945年，日本帝国在战争中崩溃，“大陆政策”也就随之灰飞烟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