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导论 建构过渡性

本书是一部关于平台劳动的人类学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讨了中国平台经济背景下外卖骑手的劳动形态及其社会意义。通过在19个城市历时7年的田野调查，作者带着行动主义的热情，记录下骑手悬浮于正式与非正式劳动之间的真实状态，关注到平台从对劳动者本身的控制转向对劳动过程的精细控制的关键转变，提出了“过渡劳动”这一颇具解释力的劳动概念，反映出劳动者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关切。书中深入探讨了算法技术对骑手劳动的影响，特别关注了女骑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双重挑战，并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田野数据和新的研究视角。
如今，平台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会关系。外卖、家政、物流、打车等数字平台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台的零工劳动者。本书在对骑手零工进行记录反思的同时，相信个体在不确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经验和勇气，憧憬一种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导论 建构过渡性

这是一部关于外卖骑手的民族志调研。外卖骑手诞生于中国平台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在过去的十年间，“送外卖” 由一种新兴现象变为一种新兴职业，“网约配送员” 也正式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被收入国家正式职业列表。但是，这样一群借由巨大互联网红利和加速城镇化催生的劳动者却充满了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每次想到这群人，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夏季傍晚的椋鸟，它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扎堆聚集，在城市上空飞舞盘旋，夜幕降临后却又四处散去。外卖员就如同这候鸟一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百上千万的外卖大军被集结起来，布满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和经历各有不同，进入外卖行业的目的也不同，一时难以被清晰描述，也无法用单一化的职业工种进行定义。可以说，这是一个处在变动中的职业。外卖骑手虽然已经广泛存在，他们的不少故事也深入人心，但是我们似乎很难说清楚 “送外卖” 这一职业的发展方向，也无从知晓属于它的未来。

外卖劳动的流动性十分明显。这种流动性既表现在职业选择上，也表现在工作留存率上。在 2023 年我与调研小组做的一项北京地区外卖员劳动状况的调查（N=1264）中，仅有 12.9% 的外卖员表示愿意一直送外卖，而超八成的人表示自己会在两年之内换工作。在针对站点骑手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一年内站点中骑手的流转率达到七成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九成。“干几个月就走人” 成为外卖行业的常态。骑手们来去自由，彼此间并不熟悉，甚至连负责管理和联络工作的站长也难以认清自己站点的骑手。

根据我的观察，骑手的流动性几乎是所有现有的零工劳动职业之最。比起家政工、快递员、网约车、主播或者线上零工，骑手的工作更加液态、更加临时、更加不确定。送外卖正在塑造一种 “短命劳动” 的文化，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份工作的流动速度之快，让人愈发眼花缭乱。回顾往昔，历史上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现在拥有更多的零工劳动者，也没有任何一个时刻的人员流动如此频繁与快速。在平台市场用工普及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 “朝不保夕者”（the precariat）被生产出来，而外卖骑手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为什么送外卖会成为一种 “短命劳动”？它与中国的城镇化、数字化有着怎样的纠葛与互动？我们如何理解劳动的过渡性？

在田野调查中，我有幸跟随一个个外卖骑手的故事窥探到送外卖背后的 “短命性” 和 “临时性” 的问题。这些问题让我困惑，也促使我思考，最终成为本书写作的缘由。在本书中，我将外卖骑手的劳动描述为一种 “过渡劳动” 的状态。对于参与其中的劳动者来说，这样一份劳动带有很强的 “有待确认性”，它的存在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而是一种悬浮状态。它有点像漂泊在海上没有归宿的船只，也像一直在扇动翅膀努力挣扎却找不到落脚之地的候鸟。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中国城镇化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劳动的过渡性是如何被生产和塑造出来的。在这里，过渡性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文化，它的存在昭示着我们这个时代劳动政治的某些重要变化。这样的过渡性产生于平台经济和零工劳动迅速崛起的时候，即我们进入 21 世纪的头两个十年。通过展现外卖骑手在平台经济下的具体劳动实践和个体故事，本书希望提供一个动态的反思性视角来窥探当代国内劳动人民如何卷入数字化和城镇化变迁之中，以及他们沉浸其中的所思与所想、所愿与所得。

在此之前，盖伊・斯坦丁曾提出 “朝不保夕者” 这一概念，来阐释千禧年之后借由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生成的一个庞大群体。它指的是无保障的、具有依附性的、灵活的劳动人群。“朝不保夕者” 是一个具有十足概括力的词语。斯坦丁对于这一群体的描述使 precarity 成为劳动研究的重点讨论词汇。伴随着全球零工经济的迅速崛起，precarity 也成为所有劳动批判研究的通用词汇。不稳定阶层是一个正在形成的阶层，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劳动，也缺少统一的认同。

只是，在本书中，我并不想简单地借用 precarity 或者 “不稳定性” 这种概括性的概念来阐释外卖劳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过往关于不稳定性的讨论局限于 “正规就业” 与 “非正规就业”、“有劳动关系” 与 “无劳动关系” 的二元分析框架之下，却未能有效地关注劳动者总体的生活世界。这里的生活世界不仅指生产，也指再生产，流动、性别、家庭、认知等都含括在内。劳动的不稳定性从来不指向单一的划定标准，恰恰相反，它有着诸多情境的不同和解释视角的差异。长期对同一概念的泛化使用，会让它逐渐失去原有的阐释锋芒。对于外卖骑手来说，简单的 “不稳定性” 无法阐释他们与平台资本、组织、技术、社会、文化传统之间丰富而充满张力的互动。单一的描述会让我感到缺憾。正如有学者提出，对不稳定劳动的讨论不能仅仅局限于劳动关系的维度，而是需要拓展到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因此，本文希望在看到骑手劳动的不稳定前提下，更加观照其背后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生成。

因此，本书希望在尊重普适性概念的基础上还原语境与情境的重要性，看到其中有趣却又不失阐释力的话语、故事和实践。本书希望从田野调查中一个基本却又十分现实的疑问出发，看到并阐释劳动者的 “过渡性” 这一问题，并以此勾连 “过渡性” 背后更加宏大的社会性原因、过程和机制。当不稳定性 “遭遇” 平台经济和零工劳动时，参与其中的劳动者展现出了与传统劳动者不同的特点，他们与算法技术、平台组织、社会污名、性别藩篱的交织互动既转瞬即逝，却又时刻存在。这里的不稳定性是聚焦时空的、具身的经验与感知，是个体作为劳动者鲜活且带有情感的记忆。我始终认为，在观照概念的总体勾连之前，需要观照生产它的情境与具体状态。“过渡劳动” 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