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为何一直抗拒中央的北上发展方针？只因其另有“雄图大志”

“1940年12月22日，项英端起冷茶嘀咕：‘真要翻过长江？弄不好就全军覆没。’叶挺抬头答：‘命令写在电报里，走也得走。’”对话短短十几字，道尽当时新四军内部的迟疑与焦躁，也揭开了项英多年来与中央在战略选择上龃龉不断的根源——他心里盘算的，是一盘与毛泽东完全不同的棋。

项英出身农家，早年在安庆做码头工，吃过苦头，临危多豪气。北伐时期他跟着叶挺闯荡江浙，尝过城市暴动的甜头；南昌起义失败后又靠大刀游击转进江西。一次次险境里，他凭着熟门熟路的江南水网，杀出重围，这段经历烙在骨子里——江南可守可攻，在他眼里比山西、陕西那种黄土高坡要“灵活”得多。

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毛泽东主张依托中央苏区短促突击，打蒋介石一个措手不及。项英却搬出“斯大林看好四川”的说法，坚持“远走高飞”，意图把大部队甩进川西。朱德、谭震林急得拍桌，仍挡不住他辩解：“中央苏区一旦被封死，红军必成瓮中鳖。”那一次，如果不是毛泽东临场说服任弼时，决策很可能南辕北辙。表面看，他是在担心苏区安全；深层原因，则是他坚信“广阔地域换生存”，更适合他擅长的流动作战。

转到抗战爆发后，中央又给了他一次“大搬家”命令——把南方各路游击队编成新四军，逐步挺进长江以北。项英当面答应，暗地里却给周子昆交底：“再等等。国民党守不住江南，日军迟早南下，到那时江浙一带就是我们的舞台。”这一想法并非空中楼阁。1938年后，华北平原上八路军队伍成倍增长，靠的正是深入敌后搞破袭。项英笃信同样的“肥田沃地”将在江南出现。

可是，江南的水网虽险，却也是国民党和日军兵力高密度运转的核心地带，一旦局势紧张，退路随时被切断。中央多次电令：新四军重心必须北移至苏北、皖北，以便与八路军相呼应，形成华中、华北东西呼应态势。毛泽东在延安回电时语气不重，却句句扎心：“守株待兔，终究等不到兔。”项英却以“缺船只、缺粮秣”为由拖延。他心里最打的算盘，是在江南先抢一块日军和国民党都顾不上的“夹缝地”，然后扩大成人口、物资富庶的根据地，借助江南工商业，为未来南下华南或西进四川蓄力。

时间一晃到了1939年冬，蒋介石掀起第二轮“限制异党活动”运动，皖南、浙西国统区检查趋严，新四军南翼补给受到钳制。毛泽东反复警示“皖南今冬必生变”，电报密集到几乎一天一封。项英仍旧迟迟不动，他的解释：“敌我态势瞬息万变，过江北上风险极大，置人于险地非良策。”叶挺在前线急得直跺脚，一个劲向中央请示：“若再拖，机动余地全无。”

值得一提的是，项英并非头脑发热的冒险家。他身边有一个小团队，袁国平、周子昆都与他私交甚笃，几人昼夜研究一份“江南持久作战设想”。简言之：依托浙皖交界山区，借助地方抗日武装，逐步蚕食日伪据点；待东部战局胶着，国共双方都有退让空间，再挤出南北两个战略走廊。一旦设想成功，新四军不光能端坐江南，还能伸手华中、华南。试想一下，若真如此，新四军将在全国抗日版图上握有一张无可替代的王牌。

遗憾的是，战争从不对理想主义者手下留情。1941年1月，总部位于茂林的中央军委新四军军部尚未渡江，就被国民党第3战区按“违令北上”罪名团团围住。叶挺苦心筹划的“突围北进”计划无法实施，只能临时求变。项英在百步坑召开紧急会议，依旧坚持“政治谈判”路线，否决了叶挺“先破一点再走”的军用方案。这一耽搁，敌军包围圈越收越紧。

1月13日清晨，枪声震破山谷。项英带着小股警卫试图利用丘陵密林突围。途中，他仍抱有转入皖南深山区继续游击的幻想。可前方山口已被封死，一连串密集机枪点，像篱笆一样拦住去路。战斗最惨烈时，袁国平中弹牺牲，周子昆被俘。项英负伤倒地，没有留下更多遗言，他缠在心头的“江南雄图”就此冻结。此役，新四军7000余人损失4500人，史称皖南事变。

为什么项英会在战略抉择上一次次站到中央对立面？表面看，他右倾犹豫；深究进去，有四个因素交织。第一，地域情结。深耕江南多年，他对山水熟门熟路，心理天然排斥陌生的苏北平原。第二，资源判断。他相信依靠苏南富庶的财政、工商业，能迅速补强武装，而北边“穷旷无人”。第三，历史经验。在1927—1930年的游击岁月里，他数次靠流动转进化险为夷，因而迷信“迂回”“机动”而非“正面较量”。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项英希望把新四军升级成一支“独当一面”的南方主力，与八路军形成南北呼应、相互牵制的双核心格局。换句话说，他并不甘心永远做中央军委的一个战区司令，他要的是更大的舞台。

毛泽东对项英评价“充满矛盾”，并非一时气话。项英谨慎、务实，却又不乏雄心；他对苏南水网、江浙财赋的执念，让他看到了别人忽略的机会，也让他错过了战机。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在陈毅、刘少奇主持下迅速重组，北上江淮，与八路军第五纵队形成华中抗日军事区，后来证明这一步至关重要。项英若能提前半年跨过长江，历史可能写出另一条路径。这一点，他的同僚私下也议论：“若老项早听号令，皖南或许不会流那么多血。”

从结果看，项英的确因为坚持自选路线而走入死局，但他对新四军的早期建设、特别是地方武装的条分缕析整编功不可没。他的失败不在能力，而在战略目标与整体大局的错位。当个人构想无法与中央战略节律对齐，再豪迈的雄图也会被现实打碎。历史留给后人的启示，大概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