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封面 发达国家正面临通胀阵痛

参考消息网10月23日报道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10月18日刊登题为《发达国家正面临一场痛苦的通胀阵痛》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几乎在你能看到的所有发达国家，政府财政都已千疮百孔。法国债务不断攀升，更换总理的速度比过去凡尔赛宫更换假发样式还快；10月14日，最新上任的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提议推迟实施原本旨在恢复预算可持续性的退休年龄上调政策。英国在福利改革基本流产后，面临大幅提高税收以填补预算缺口的局面——尽管去年英国已经实施了一次所谓的“一次性”增税。而最令人担忧的是美国高达国内生产总值6%的不可持续的赤字，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甚至还在考虑通过进一步减税来扩大赤字水平。

入不敷出难以为继

各国政府还能这样入不敷出地维持多久？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已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10%；在新冠疫情之前，如此高的债务水平只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出现过一次。当时，英国通过实施近一个世纪的紧缩预算才还清债务。然而，今天的政客们却难以平衡账目。

他们无法逃避不断上升的利息支出和日益增加的国防开支；人口老龄化带来不可抗拒的选举压力，要求政府增加开支。提高税收同样困难重重。在欧洲，政府收入已经很高；在美国，提税几乎等同于选举自杀。在这个人人都有选票的时代，只有一个七国集团成员曾主要通过紧缩政策实现债务大幅下降：那就是加拿大，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正值技术官僚时代的高峰期。然而，别指望今天有哪个国家能复制这个做法。

你可能希望人工智能驱动生产率增长，并由此让政府免于艰难的预算抉择。但这只是妄想。国家之所以能通过经济增长摆脱债务，通常是因为劳动力人口增加，或者它们是小国，正在追赶其他经济体。像人工智能这样的突破性技术则不同。养老金和医保支出往往随人们收入增加而上升：在高福利国家中，它们将随着生产率提高而激增。标准经济模型指出，利率也将随之上升。如果人工智能真的对经济增长产生奇迹般的效果，那么今天对数据中心和芯片的巨额支出将会进一步大幅攀升。这将推高利率，使既有债务的偿还成本更高，从而抵消更快增长带来的财政红利。

因此，各国政府越来越有可能诉诸通胀和金融压制手段来降低其高额债务的实际价值，就像二战后几十年一些国家所做的那样。这一策略的相关机制已经在各国央行就位，而央行在债券市场中拥有巨大影响力。如今，像特朗普和英国政客奈杰尔·法拉奇这样的民粹主义者，正在攻击本国央行，提出可能削弱抗通胀防线的政策。

没有人喜欢物价上涨，看看倒霉的乔·拜登就知道。但物价上涨并不需要政治支持就能发生。不管是上世纪70年代，还是在2022年，没人投票支持物价上涨。当政府无法理清头绪，推行不可持续的经济政策时，通胀就会爆发。等到市场觉醒时，为时已晚。

“财富大洗牌”危及社会

因此，我们更有理由想在前面，反思通胀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伤害。它不公平地重新分配财富：让财富从债权人转向债务人；从持有现金和债券的人转向拥有房地产等实物资产的人；从那些以现金形式签订合同和领取工资的人，转向那些足够精明、能预见价格上涨的人。它引发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称的“财富的任意重组”。偏偏在这种财富转移发生的同时，社会还在为另外几种输家自认对自己不公平的财富转移焦头烂额：在劳动力市场中，人工智能正在取代常规办公室工作；在继承方面，婴儿潮一代将巨额房产财富传给那些幸运投对胎的人。

这种多管齐下的财富大洗牌可能摧毁维系民主制度的中产阶级，并打乱社会契约。在20世纪，饱受通胀困扰的阿根廷从一个世界上最富裕的新兴国家，沦为频繁陷入危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争夺的不是谁更能创新或提高生产力，而是谁能掌控国家机器，并利用其权力帮助自己规避通胀的“充公”效应。这就是那些在再分配过程中领导人拒绝或回避预算约束的地方的未来。

走出危机还是陷入深渊？

然而，这种螺旋式下降并非不可避免。20世纪70年代持续的物价上涨也促成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当选，他们将稳健货币视为国家与公民之间契约的核心。他们确立了一种正统观念：如果公共债务要得到偿还，那么它也必须是合理且可持续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通胀发动了一场战争，为一代人确立了独立央行的信誉。这种技术官僚模式传播开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多数新兴市场的通胀下降堪称奇迹。即使是焦头烂额的哈维尔·米莱，也可能让阿根廷重新焕发生机。

发达国家将选择哪条道路——毁灭性的还是审慎的？在每个国家，现金储蓄者和债券持有者将联手反对通胀。他们的声音能否被听到，可能将取决于债券市场与政客之间的一系列冲突，其中一些可能会非常不体面。

如果世界能降低债务水平走出危机，并意识到过度借贷的危险，那么某种程度的复兴是可能的。否则，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经济体将陷入混乱。（编译/郭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