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急需加强“亚洲素养”

【澳】席格伦（Gary Sigley）
1970年，一群精通亚洲事务的澳大利亚学者与社会领袖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呼吁政府、商界以及更广泛的公众更好地了解亚洲各国人民。他们警告说：“如果澳大利亚要在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实现繁荣，就不能继续与近邻的语言和文化隔绝。” 历史上，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始终矛盾重重——既有合作，也掺杂着恐惧与焦虑。20世纪70年代初，澳大利亚正处在战后格局剧变的浪潮中：殖民帝国崩塌，独立的亚洲国家纷纷主张自身主权。在国内，澳大利亚也逐步废除了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并开始迈向多元文化主义。

这份1970年的报告呼吁澳大利亚建立强有力的亚洲语言和文化知识能力，也是澳大利亚七次国家级评估的开端。斯蒂芬·菲茨杰拉德博士曾于1973年由惠特拉姆政府任命为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他在1988年首次提出了“亚洲素养”（Asia literacy）这一概念。他在文中写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具备‘亚洲素养’；即让国民普遍掌握亚洲语言，广泛了解亚洲风俗、经济与社会。这类知识不仅能带来边缘性提升，更将成为我们国家能力的核心支撑。”

然而，50多年过去，问题依然存在。经过数十年的官方倡导，澳大利亚真的实现了这一目标吗？如果没有，原因何在？这些问题的紧迫性，在当前反移民情绪上升、部分民选代表公开贬低多元文化，以及针对非白人群体（包括华裔澳大利亚人）暴力事件频发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

当然，也有一些进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学校陆续引入并推广了几门关键的亚洲语言——中文普通话、日语、印尼语和韩语——这些选择与贸易和安全密切相关。印度广泛使用的印地语也在某些课程中有所体现。随着时间推移，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的双边关系不断深化和多元化，体现了这些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

然而，2024年的一项学术研究指出：“尽管在‘亚洲素养’和亚洲语言能力提升方面出台了大量政策、项目并投入巨额资金，但四门‘重点’亚洲语言——汉语、日语、印尼语和韩语——的学习人数仍在持续下降。” 其中原因复杂。一方面，课程设置过于拥挤，使得语言学习显得可有可无。另一方面，许多澳大利亚人依旧认为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足以应对国际交流。再加上大学面临长期资金压力时，往往首先削减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课程，亚洲研究和语言系频繁沦为牺牲品。

‍在当今互联互通的世界里，跨文化间的真切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对澳大利亚人来说，学习亚洲邻国的语言与文化不仅仅是务实之举，更是一种尊重，也是抵御无知与偏见的屏障。当政治精英发表煽动分裂言论，当虚假信息助长仇外情绪时，“亚洲素养”能赋予公民审慎应对的能力，从而构建和谐而非分裂。连任的阿尔巴尼斯政府既拥有民意授权，更肩负历史责任，必须兑现其提升“亚洲素养”水平的承诺，扭转参与度下滑的趋势，并确保学习亚洲语言与文化成为社会主流优先事项。加强这方面的能力，不仅将惠及全体澳大利亚人，也将巩固该国作为地区可信赖、积极参与伙伴的角色。（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