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部解密钱学森严密保卫工作：芯片领头人应防美台渗透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终于获准离开美国，登上回国的船只，二十多天后到达香港，再经罗湖过关回到内地。消息一出，各方围观，但手续走完那天，事情才真正算完成。

从那一刻往前看，他的回国路并不是一条顺溜的大道。出海坐的是“克利夫兰总统号”，看名字有点讲究，但当时的安排一点也不随意。因为担心有人盯着港口和近海，护卫不敢在码头直接交接，就改成在公海上用小艇接驳。九龙码头那会儿记者挤得水泄不通，保护人员怀疑有人混进去看热闹，就决定在公海换人，这样安全些。上了岸，也不是随便走走就完事，科学院有人在码头等着，带着他先去检疫、做安全检查。一路到罗湖那边过关，车队有人跟随，家里有人守护，连要吃的东西都有人化验，像段恩润这样的化验员负责查有没有生物毒素。这些细节说明了当时对他的人身安全多敏感，事无巨细都有人盯着。

说钱学森能走，是走了不少弯路的。1954年那会儿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就定下策略：通过英国渠道和对方周旋，把放行当成谈判筹码之一，用被俘人员交换。外交上中方多次交涉，王炳南也多次出面，和美方周旋，结果被拖了好久。到了1955年6月，钱学森趁监视松懈，用香烟纸写了封信，托比利时的亲戚把信寄给陈叔通，这封信后来到了周恩来手上，成了谈判桌上的一张重要牌。7月底，中国释放了11名被俘的美方飞行员，过了几天，美方才正式同意让钱学森离境。送别时，冯·卡门有感而发，说美国把一个天才送给了对手，这话当时传得挺广。

在美国那些年，他并不是什么自由来往的人物。1949年决定回国后，1950年他打包了大约800公斤的书准备走，结果在海关被扣下，随后被移民局拘留了两周。出来后也不是说你走就走了，仍然处于一种软性限制状态——每两周向当局报备行踪，家和单位都有人监视。联邦调查局和相关机构翻查他的信件、藏书，虽然没找到政治上确凿的把柄，但麦卡锡时期的气氛让这种软禁和职业限制持续了好几年。有些军方高层公开表示不愿意放行，担心他回去会帮助中国搞导弹，这种担心直接左右了他的命运。

这些年里，他的学术履历其实很扎实。1935年出国，先在麻省理工读了硕士，然后去了加州理工跟冯·卡门学空气动力学。二战期间，他在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参与固体燃料火箭的研究，拿过军方的表彰。1945年以陆军上校身份到德国参与审问冯·布劳恩，带回V-2导弹的资料，这些资料对美国当时的导弹研发有实际帮助。1947年他被任命为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的负责人，职位稳当，手里项目不少。

他决定回国，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很直接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他和妻子商量回去报国，这在他们看来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在美方眼里，这个决定被解读成“风险”。政治怀疑和安全恐惧叠加，使得回国之路充满障碍。即便没有硬性证据，压力和不信任已经足够让他被限制多年。

回到国内后，国家把他当成重点保护对象不是随便说说。那段时间，美台特务活动频繁，针对政治和军事领域关键人物的渗透、暗杀、破坏案件不少。公安机关破获过几起针对重要目标的企图破坏案，包括藏迫击炮、企图袭击及其他破坏行动，抓的小头目中也有像李安东这样的特务。蒋介石方面以“反攻大陆”为名，沿海还有登陆和特务渗透的动作，常带爆破和干扰设备。情报里也曾出现美方对放走钱学森后感到后悔的迹象，甚至有联台方面的暗杀策划说法，投毒和突袭这些手段在情报里都会提到。针对这些风险，安保系统做了全线安排：从他出海坐的船到上岸路线，从家里的卫生到外出的警卫，尽量把风险降到最低。

这种保护不是摆样子。国家安全部门在他回国前后，强化了对科技人员的保护措施，制定了应急预案和日常监护细则。那些对钱学森的具体做法——转船接驳、秘密通报、食品化验、限制可疑接触——后来成了早期安保工作的样本。可以看到的是，当时的一个思路是：科学家安全和国家科技进步是绑在一起的，保护一个关键人物，等于保护一套可传承、可扩展的技术与项目。

在这样夹着保护和压力的环境里，钱学森并没有停下手头的研究。1956年他任力学研究所所长，1957年被选为院士。到1960年，中国的第一枚国产导弹试验成功，这里面能看到他的系统工程思想和组织推动的影子。后来的“两弹一星”工程推进，也离不开他在理论与工程管理结合方面的贡献。到了1966年前后，一些试验和工程整合上的进展，证明了他把研究思路落到实处的能力。那段时间，聂荣臻等人在关键时刻与他并肩配合，重要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时，两人曾一起握手庆贺，这些画面出现在当时的记录里。

晚年他依然关心前沿技术和国家安全的问题。做政协副主席期间，他不是摆官架子那种，而是通过大量收集国内外资料、写信与同行讨论，把问题摆到桌面上。他给朱光亚和其他科技领导人的信里多次强调，不要把关键技术全部靠进口，要注重人才培养和自主能力建设。他对关键领域被“卡脖子”的担忧表达得直白：一旦关键技术被卡住，影响会很大。这类提醒在后来解密材料中也有所反映，显示出他对国家长期战略风险的敏感。

那些年发生的事、留存下来的细节资料，后来对安保实践和人才保护都有启发。把一位科学家的出国受限、被放行、回国保护乃至持续工作，放在冷静的时间线里看，会发现很多制度性安排、应急流程、日常监护细则都是在现实需要下逐步形成的。对他个人的保护经验，从技术上说，是一套既包含物理防护也包含信息控制的综合体系；从制度上看，则是一种把科技安全和国家安全挂钩的早期尝试。

在那些不算远的岁月里，他既是被盯着的对象，也成了国家要重点培养和依靠的人。一方面，美国的怀疑和限制让他一度处于被动；另一方面，回国之后的保护和重用，又把他推回到国家建设的核心岗位。很多事情，都在这种拉扯和支撑里慢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