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后，枣阳发生了什么？一段被遗忘的辛亥革命史诗！

烽火枣阳：一座小城的辛亥革命史诗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击碎了腐朽的帝王制，革命的烈火从大城市燃烧蔓延，在距离武昌三百余里的鄂北重镇枣阳，一场由江湖豪杰、新军官兵与普通民众共同书写的光复大戏，也悄然拉开序幕。

这不仅是一场政权的更迭，更是觉醒民众反抗压迫、追求新生的壮丽悲歌。

辛亥革命前的枣阳，表面平静，内里却早已暗流汹涌。

清廷在此地的统治力量并不算强，仅有湖北新军的一个骑兵排和一支负责缉私的巡防马队，总计不过百余人。

真正让清廷感到不安的，是当时在枣阳城乡广泛流传的“江湖会”（红帮）组织。

这个以“兴汉灭满”为秘密宗旨的民间团体，早已渗透到城关、吴店、琚湾、鹿头等各大集镇。他们并非乌合之众，而是有着严密的组织和清晰的政治诉求。更关键的是，他们与武汉的革命党人马瑞堂、胡吉安等人保持着联系，甚至在驻枣清军内部也发展了自己的成员，比如那位日后扮演关键角色的骑兵排长周鸣歧。

毫不夸张的说，枣阳早已成为一颗埋在清王朝统治肌体上的“定时炸弹”，只等待点燃。

1911年10月下旬，武昌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枣阳，一位名叫陈绍森的吴店籍前清军官回到了家乡。他曾在湖北新军骑兵营任职，并加入了江湖会。回到吴店后，他立刻联络当地江湖会头目刘宝庭，并争取到了西街“教师头”黄崇兴的支持。

没有枪炮，就用刀矛；没有军饷，就向商户劝募。

短短几天，一支由五六十名热血青壮年组成的义军就在吴店刘家祠堂秘密集结。他们每天在山陕会馆操练，暗地喊出了“响应武昌、光复枣阳"的口号。时机一旦成熟，立刻“揭竿而起”。

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随时都可能掉脑袋。

吴店的大地主刘锡侯闻讯后，立刻联合当地士绅和天主堂神父，向县衙和襄阳道台告密。

十一月中旬，县衙派出以班头“王拐个子”为首的三十余名差役前往吴店镇压，把山陕会馆包围得水泄不通。

由于事发突然，王拐个子又带着“快枪”，缺乏战斗经验的义军，被打得措手不及，伤亡惨重。好几个人接连倒在了血泊之中。

面对绝境，陈绍森挺身而出，身着清式军官服，挂着东洋刀高坐大堂，镇定地让众人打开大门，面对穷凶极恶的衙役，昂首高声宣称：“此事全由我一人承担，与众无关！”

这位英雄好汉被压到县衙，依然面不改色，痛斥腐朽的清廷，恼羞成怒的枣阳知县瞿长龄将他处以极刑，困死于站笼之中。

陈绍森的牺牲，是枣阳光复史上悲壮的一笔，但他的鲜血没有白流，不但没有吓到民众，反而彻底点燃了更多人心中的怒火。看清了清廷的残暴，也坚定了推翻旧世界的决心。

吴店起义虽暂时受挫，但革命的火种已然燎原。

仅仅一个月后，更大的风暴从老河口席卷而来。1911年11月28日，枣阳籍革命党人李秀昂、张国荃在老河口成功起义，处决了清军统领，组建了两千余人的义军，并迅速将目标对准了枣阳。

此时，驻守枣阳的清军内部已人心惶惶，各怀心思。

周鸣歧作为江湖会同党，立刻与各方力量联络，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清同盟：包括驻吴店的巡防营副哨官荣光耀、驻县城的巡防马队哨官周致勘，以及琚湾的江湖会首领琚体康。全部人马一百五十人左右，谋划动手时间。

1911年12月11日凌晨，琚体康率领五十余名手持刀矛的民众武装，与荣光耀的四十多名巡防营士兵同时抵达枣阳县城。他们如猛虎下山，直扑县衙，一举逮捕了知县瞿长龄，并将民愤极大的“王拐个子”就地正法。

城内的周鸣歧和周致勘则迅速安定民心，遍挂白旗，宣告枣阳光复。

至此，统治枣阳数百年的清王朝政权，在民众的合力一击下轰然倒塌。

枣阳光复了，但如何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才是更大的考验。

1912年1月，由枣阳籍革命党人高仲和率领的“北伐招讨先锋队”抵达枣阳。他们不仅要抵御清军残余势力的反扑，更要面对光复后混乱的社会秩序。

高仲和展现了一位革命者的铁腕与智慧。

他首先驱逐了前任留下的横征暴敛之徒，然后大刀阔斧地整编了名不副实的“炮兵团”和“骑兵营”，将其精简为一支纪律严明的新军。

最令人拍手称快的是，高仲和顶住外国势力的巨大压力，果断处决了倚仗洋人势力、横行乡里、犯下强奸抢劫等二十余宗罪行的恶霸陈远山。

面对意大利神父的咆哮和外交施压，高仲和不为所动，将陈远山的累累罪证呈报南京临时政府。

最终，正义战胜了强权，此案得以圆满解决。

此举不仅大快人心，更极大地震慑了地方匪霸，使枣阳的社会秩序迅速走向安定。

枣阳的光复是大势所趋，但没有江湖会“兴汉灭满”理想的实践，没有像陈绍森、李秀昂、高仲和这样的仁人志士，是无法实现的。

这充分证明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永远是由那些敢于挺身而出的英雄推动的。只有牺牲与奋斗，才能换来真正的和平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