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他是西安知青，下乡五年娶了带娃的寡妇留守在宝鸡

1970年的春天，西安城里的柳枝刚抽出嫩黄的芽，十九岁的王永贵背着简单的行李，和一帮初中毕业生坐上了开往宝鸡方向的火车。王永贵是个孤儿，他是以社会青年的名义到宝鸡县农村下乡插队接受再教育的。

下了火车换乘汽车，最后他们步行六里路，来到了渭河沿岸的张家窑大队，他们十一名西安知青被分派在张家窑四队插队落户。

春季的麦田

张家窑是个紧挨着渭河的村子，土窑洞和土坯房沿着坡地排开，田地里的麦苗刚没过脚踝。知青们被安排在村头的几孔空窑洞里，王永贵领着大家打扫窑洞、铺炕席，铺被褥，乡亲们也来帮忙。

安顿好了知青们吃住的地方，憨厚朴实的张队长拍打着身板结实的王永贵说：“永贵，你们这帮省城知青你的年龄最大，也数你个子高，知青小组的组长你就来当吧。”

王永贵愣了愣，脸上露出几分腼腆，红着脸点了点头。在此之前，他在西安的街道煤场送过煤，帮蔬菜公司挑过菜，肩膀早被扁担压出了的茧子，只是他从没想过，自己还能当“干部”。

起初，社员们见他话不多，只当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城里娃，可没过多久，这个“老实娃”就让全生产队社员都记住了。

春耕前的农活就是往地里挑粪，挑粪是比较累的农活之一。女社员们两人一组抬着大筐往地里送粪，王永贵却一个人挑着两个装满土杂肥粪荆条筐，脚步稳当得像扎了根。“永贵，歇会儿再干！”有社员喊他，他擦了把额头的汗，咧嘴一笑：“没事，我不累！”他干农活学得快，耕地、播种、割麦，看社员演示一遍就能上手，而且从不偷懒。收麦的时候，他光着膀子在地里割麦，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麦芒扎得皮肤通红也不在乎，他一天割的麦子比队里的壮劳力还多。

日子久了，乡亲们渐渐知道了王永贵的身世。原来这个力气大的城里娃，从小就没了爹娘，他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孤儿，小学没毕业就到街道糊纸盒，十六岁开始在燃料公司煤场送煤，一个月十几块钱的工资。“这娃太苦了！”村里的大妈们知道王永贵是个孤儿后，心里都不是滋味。

从那以后，乡亲们对他格外关照。李家婶子蒸了白面馍，总会给她留两个；王家大娘做了浆水面，也会端一碗送到知青点；张队长更是把他当自家娃，家里做了好吃的，准会喊他过去吃饭。王永贵把这些好都记在心里，干活更卖力了，谁家打新窑盖房子，他总是第一个去帮忙。

时间像渭河里的水，悄无声息地流淌。转眼到了1975年春天，一起插队的知青们开始陆续离开张家窑。有的知青被抽调到公社当了干部，有的去了村里的小学当民办教师，也有人被招工到县里的工厂工作，还有一名女知青到公社供销社当了售货员。

看着伙伴们一个个离开，王永贵心里说不羡慕是假的，可他知道，自己小学文化，招工招干的机会轮不到他。夜晚躺在窑洞的土炕上，他望着窗外的月亮，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自己的根该往哪里扎。

张队长也知道王永贵文化程度不高，很难招工进城。看看王永贵都过了结婚的年龄，开始替他着急了。“永贵，你都二十四了，该成个家了！”张队长坐在炕沿上，抽着旱烟对他说。在张家窑，农村后生十七八岁就订婚，二十一二岁就都结婚了，到了二十三四岁还没对象，就要被人笑话，弄不好就得打光棍。王永贵低着头，搓着衣角不说话，自己啥都没有，他哪敢想成家的事啊。

张队长把这事放在了心上，到处托媒人给王永贵张罗对象。可张家窑大队的女子十八九岁就都定了亲，剩下的不是年龄太小，就是人家看不上他这个没爹没妈的孤儿。“这可咋办嘛？”张队长愁得睡不着觉。有一天，他婆姨跟他说：“一队的陈改焕不是打算改嫁吗？我看她跟永贵挺合适的，不知永贵愿不愿意娶一个带娃的寡妇？”

陈改焕是个苦命的女人，过门三年丈夫就因病去世了，留下她和一个两岁的女儿芳芳相依为命。她比王永贵大三岁，人勤快能干，起初并没打算改嫁。张队长听了婆姨的话，心里盘算了半天，决定先去问问陈改焕的意思。没想到，陈改焕一听是王永贵，当即就点了头：“永贵人老实，勤快，对人也好，我没意见。”

可当张队长把这事告诉王永贵时，他却犯了难：“队长，她带着个娃娃，还比我大……”王永贵的声音里带着几分犹豫，他不是嫌弃陈改焕，只是觉得自己一个孤儿，连个安稳的家都没有，再带着个拖油瓶，日子怕是不好过。张队长看着他，叹了口气：“永贵，我知道你心里想啥。可你想想，你无依无靠，成了家才有个根啊！你父母不在了，我就是你的家长，你要是打了光棍，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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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队长的话像一块石头砸在王永贵心上，他想起这几年乡亲们对他的好，想起张队长把他当亲儿子一样照顾，终于点了点头：“队长，我听你的。”

1975年的秋后，王永贵和陈改焕领了结婚证。没有彩礼，没有酒席，张队长领着几个社员，在知青点的窑洞里摆了两桌饭，就算是办了婚事。新婚之夜，陈改焕抱着女儿芳芳，红着眼眶对王永贵说：“以后我和芳芳跟着你好好过日子，我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对芳芳好。”王永贵看着眼前的娘俩用力点点头，心里突然觉得踏实了，这么多年来，他终于有了一个家。

婚后的日子过得简单却温暖，陈改焕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生活安排得妥妥当当，王永贵依旧在地里埋头干活挣工分，回来还会帮着带芳芳。芳芳起初怯生生的，不敢喊他“爹”，王永贵就每天给她买糖吃，抱着她去河边看鸭子，慢慢的，芳芳就黏上了他，一口一个“爹”喊得格外亲热。王永贵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从前那个沉默寡言的孤儿，眼里渐渐有了光。

没过多久，陈改焕怀孕了。王永贵高兴得像个孩子，每天收工回来就帮她烧火，帮她挑水，不让她干重活。1976年秋天，陈改焕生下了一个白胖的男娃，王永贵给孩子取名叫小军，寓意着将来能有出息。抱着儿子，看着身边的妻子和女儿，王永贵笑得合不拢嘴，他觉得自己这辈子的福气，都攒在一起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渭河边的麦苗绿了又黄，村里的知青越来越少。到了1978年秋后，张家窑大队就只剩下王永贵一个知青了。期间也有过几次招工的机会，可因为他成了家，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不符合“未婚知青”的条件，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陈改焕看着他失落的样子，安慰道：“没事，咱在村里好好过生活，也挺好的。”王永贵握着妻子的手，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个家就是他最大的牵挂，就算不能进城当工人，他也认了。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81年春天。这一年，县面粉厂招工，对王永贵特意放宽了条件，像他这样已婚的知青也能报名。王永贵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没想到竟然通过了体检和审核。他激动得手都在抖，他终于能进城了，还能吃上国库粮，转成非农业户口！

去面粉厂上班的那天，陈改焕领着芳芳和小军送他到村口：“你在城里好好干，家里有我呢。”陈改焕帮他扣好衣扣，眼里满是不舍。王永贵抱着儿子，摸了摸芳芳的头，哽咽着说：“等着我，我一定把你们都接进城！”

在县面粉厂，王永贵依旧保持着在农村干活的劲头，脏活累活抢着干，很快就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1984年春天，知青家属的政策下来了，陈改焕凭着“知青家属”的身份，被招工到县粮油加工厂工作，也转成了非农业户口。王永贵立刻请假回了张家窑，带着妻子和儿女，一起搬进了在城里租赁的两间房子里。

进城后的日子越来越好，两人都挣工资，生活宽裕了不少。芳芳懂事好学，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乡村中学当了一名教师，她说要像当年乡亲们帮助父亲一样，帮助村里的孩子好好读书。儿子小军虽然没考上大学，但高中毕业就考了驾照，开起了货运卡车，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生活富足有余。王永贵和陈改焕在城里安了家，可他们总是惦记着张家窑的乡亲们，逢年过节就会回去看看，给张队长和老乡亲们带些城里的点心和烟酒。

2001年夏天，王永贵西安的老房子拆迁了。那是他父母留下来的三间小平房，虽然破旧，却是他对西安唯一的念想。拆迁办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要回迁房，要么领补偿款。王永贵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选择了补偿款。“咱在宝鸡住惯了，回西安也没啥意思。”他对陈改焕说。

拿着拆迁补偿款，王永贵在宝鸡市区买了一套宽敞的楼房，剩下的钱存进了银行。退休后，他就跟陈改焕说：“城里太闷了，咱回张家窑吧。”陈改焕愣了愣，随即笑了：“我早就想回去了，农村空气好，还能种菜养鸡。”

就这样，王永贵和陈改焕又回到了张家窑。陈改焕原来的那两孔土窑还能居住，他们在旁边又盖了两间砖瓦房，院子里和村口的开荒地里都种满了蔬菜，还养了几只鸡和几只鸭子。每天清晨，王永贵就扛着锄头去菜地干活，陈改焕则在院子里喂鸡、做饭，日子过得悠闲自在，生活无忧无虑。村里的老乡亲们见他们回来了，都特别高兴，常来家里串门聊天，谁家有红白喜事，他们也会去帮忙。

如今的王永贵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了，可他依旧精神矍铄，走起路来腰板笔直。闲暇的时候，他总会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着渭河里的水缓缓流淌，想起当年插队的日子。“我这辈子，最感谢的就是张队长和乡亲们。”他常常对儿女们说：“要是没有张队长和乡亲们的关爱和照顾，我这个孤儿早就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哪能有现在这么好的生活啊。”

缓缓流淌的渭河

当年那个背着包袱离开西安的孤儿，早已在渭水岸边扎下根成了留守知青，也把异乡变成了故乡，把乡亲变成了亲人。这片黄土地，不仅承载了他的青春岁月，更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王永贵知道，他的根永远在这里，一辈子都不会离开。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