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巢之下：明末士人金声的努力与挣扎

朱明政权的覆亡对于清初遗民们来说是心中无法释怀的痛楚。对于后世来说，朝代变迁不过史书一角，人们所看到的也多是鼎革滚滚大势，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个体视角下的明末，更多是面对大厦将倾的无力。金声（1589-1645年），字正希，一字子骏，号赤壁，徽州休宁瓯山人（今安徽省休宁县万安镇瓯山村）。1645年，正值明清鼎革之际，早已辞官在家的金声毅然举起抗清义旗，在家乡徽州起兵抵抗来犯清军，不幸因黄澍出卖而被俘。金声被俘后拒不仕清，临刑前遥拜明孝陵后端坐饮刃。在这位抗清义士留下的文献中，我们能够看到明末数年一位地方士人为保护乡里做出的努力和挣扎。

金声像

金声的家世与生平

休宁境内金姓家族共计四十余支，其中共有五支被收录入曹嗣轩《休宁名族志》、道光《休宁县志》中。现今的瓯山村地处休宁东北部，距休宁城区约四公里，隶属于黄山市新谭镇。明清时期的瓯山村则是在休宁城的正东方向，地处休、歙二县交界处。道光《休宁县志》中并未直接记载瓯山村的方位，但我们可以根据金声文集中《家墓志铭》一文对金氏族人居住地的记载来推断。

先王父讳廷钺号望山，世居邑之四都。

“都”，是明制中对城区周边乡镇的划分，道光《休宁县志》称：“明制，在城曰隅，在乡曰都，其属曰鄙。”瓯山金氏世代居住的瓯山村，是休宁安乐乡下辖四“都”中的村落，至道光时瓯山村仍属安乐乡，未经变动。

山川图

隅都图

根据《休宁县志》中的区域图来看，休宁县城区之外由东南至东北共有三座塔状建筑物，文中所言“四都”即在城区正东方塔东侧，对照来看即是万岁山东方的“金竺山”脚下。也就是说，金声及《休宁县志》中所称“瓯山”很有可能便是“金竺山”或“金竺山”中某支脉。

瓯山金氏分东西两支，瓯东金氏分为“起、发、富、贵”四房，瓯西金氏分“仁、义、礼、信、善”五房。瓯山金氏奉金眉公为共祖，金眉公原姓程，东晋时其先祖程元谭公任新安太守，率族人至休宁居住，至程云公时迁往汊口（今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汊口村）。传至眉公，眉公因少年丧亲孤苦而入赘金家，是为瓯山金氏始祖。根据金声《家墓志铭》所载，金氏家族传至金声时为第十二代，《瓯山金氏眉公支谱》中载其为“贵房存昌支文耀脉”，自金氏眉公起传十一世至金声父亲文耀，世系简图如下：

金声家世世系图（笔者据上图藏《瓯山金氏眉公支谱》整理）

就与大家族相对的小家庭而言，金声家庭的崛起相当迅速。如《家墓志铭》所言“先王父少好读书，既孤苦始弃而业贾，遂发奋教子孙，虽折阅不屑意，家日落，志不少衰”。金声祖父金廷钺出生时即丧母，十岁丧父，少年时好读书，但因家道中落而只得经商谋生存。至金声父金文耀这代，金声家里的窘境也没能缓解“爱山公文耀，研田不获去为商，然其心必欲课子姓为鸿儒，未尝一饭忘”。然而，金文耀这一代也是金声家庭走向科举功名的起点。金声家庭在金文耀这一代共五个兄弟，长子文耀，次子文电，三子陶朗，四子文雷，幼子文霖。据他们的家谱记载，陶朗、文霖都有生员身份。

金声父文耀有相、简、声三子。金文耀三子原先均拜在与金声家族有世交的儒士朱震宇门下，惟金声因少年聪慧，颇得其祖父母喜爱而被送往嘉鱼就学于名儒龙韬（相、简二兄留休宁继续跟随朱震宇学习）。

金声十九岁（即1616年）离开嘉鱼独自外出游学，先后结识葛寅亮、葛中选、罗喻义、张湘渚（觉来大师）、宗宝道独等宿儒名僧。金声外出游学时常出没文会、寺庙，居家时读书学道，逐渐在晚明文坛崭露头角。二十七岁（1624年）时金声以恩贡入北雍；三十岁（1627年）金声与其师罗喻义在南京整治倡言为魏阉立祠的监生陆万龄；三十一岁（1628年）金声赴北雍参加会试，因受许可徵、施凤来提携而中第、殿试受任翰林院庶吉士，并在馆中与张采、刘与鸥二人结为好友。

三十二岁（1629年），金声推荐申甫练兵以应对己巳之役，崇祯帝擢用刘与鸥、金声、申甫三人，后战事失利，刘、申殉国，金声亦在1630年辞官归乡；金声三十八岁时（1635年）因休宁周边局势紧张，在地方官的授意下金声制定《友助事宜》并开始编练乡勇以应对不时之需；三十九岁（1636年），休宁发生旱灾，临近诸省份借机囤积米粮牟利，加重了休宁受灾情况，金声从中周旋，极大缓解了休宁百姓的生存压力；金声四十六岁时（1643年）被卷入“黔兵案”，马士英向崇祯诬告金声所练乡勇击杀官兵，幸赖江南士绅为之奔走才全身而退；明清鼎革之际，清军攻陷南京，金声同门生江天一（徽州歙县人）率众在徽州起兵抗清，应者甚众。金声四十八岁时（隆武元年即1645年），清军分三路围攻徽州，他与江天一等，依凭丛山关险隘，固守绩溪，清兵久攻不克，后因黄澍出卖，徽州失陷，金声拒降清，全节而死。

下文即主要围绕1636-1645这九年间发生于休宁当地的饥荒、兵变以及金声的抗清起义活动展开。

饥荒与闭籴

在17世纪40年代前后的休宁地区，天灾与人祸接踵而至，动荡的局势让这片土地不再安静祥和。崇祯九年（1636）发生过一次横跨婺源、休宁、黟县等多地的大饥荒《婺源县志》载是年五月“婺源大饥，斗米价三钱，民转籴于休（宁），道殣相望；休宁大旱，斗米二钱”。徽州名士金声也曾在他的文集中描述灾情道：

往丙子夏天旱，未一月饶浙两河涸，斗米钱百，五十郡遂告饥，乡城大嚣，太守闭署，中半月持钱米出赈，未及门而民争掠，终莫能赈一人。阖郡昼劫相望，乱几不解。（金声：《唐太尊擢徽宁宪副序》）

旱灾之后的乱象也加重了灾荒本身的影响，导致了休宁县当地行政机构的瘫痪和社会动荡，“里中有恶少年，密书黄纸数百为谤，令帖，称‘饥鼓乱’。率众三百，日抄七家，各族无赖皆相约三日内应之”。（程锡类：《金正希先生年谱》）1636年饥荒从持续时间上来说并不算长，当年六月秋收后便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且休宁本地有社仓37座，分散在休宁县各地，饥荒发生后又为何会呈现出如此大的乱象，以至于当地政府机构部分瘫痪、无米可籴呢？金声将这一问题归因于乱民奸商以及周边地方政府的掠夺行为：

天旱不雨，田禾待枯，米价腾起，乱民攘臂，至勤老公祖忧念，然今所最可忧者，尚不在米贵而苦于无米可籴也。无米可籴者，外留塞不來而內藏蓄不出也，米之留塞不來，往昔尚以外地闭籴之故，今则不然。由本地強籴耳，所在有一种奸猾乱民，见米肆多米，則煽惑愚众劫而籴之，沿河见有载米舟筏过则系而劫籴之，甚则无分毫之价而強有力，径掠之以去，有后至者见米且尽，尚勒米主补之以钱，闻之官，官或姑息，置不问，误以为此饥民也。以此诸有米家亦以此故，往往畏而深藏高阁，必不敢示人，家藏数千斛，而斤斤列数斗于肆卖尽乃出.....夫今之攘臂劫者，非饥民，皆乱民也。米不惟腾貴，而径至无米可籴，其原皆起于乱民之強籴劫夺.....淅米一至，浦口不问为休商为歙商，则官強要截入歙，既截入歙則歙大家以至贱价要而收之，不卖則寘，而高阁之商不敢不吞，声卖是官先劫也。诸大家先劫也，乱小民尤而効之，其又何诛焉。（金声：《与郡太守》）

在金声看来，导致1636年饥荒无米可籴的源头在于“本地强籴”而非“外地闭籴”。金声虽在文中称强籴者为“奸猾乱民”，但实际上强籴者不仅是官府默许下的民间无赖，甚至歙县官府本身也有所参与，与其说1636年的饥荒是天灾，实际上更多的是人祸。同时，1636年饥荒也暴露出了崇祯时期各地荒政和社会治安的问题，同在徽州的歙、休二县本唇齿相依，但在饥荒之下歙县长官、士绅不顾休宁死活，默许乱民截断浙米入休，甚至歙县世家大族出头强行以低价买进，宁可囤积也不愿向外县籴米。是故，金声选择致信歙县长官，希望以行政命令解决歙县强籴加重休宁受灾的问题，但从结果来看问题并未因此而解决，而是随着秋收的到来不了了之。

紧接着1636年旱灾而来的是1639、1640年休宁所先后经历的两次大旱一次洪灾。《徽州府志》载“（崇祯）己卯（1639），休宁大旱，雨黄沙，日昏翳如雾，屋室积若尘土”，“（崇祯）庚辰（1640），休宁大水复大旱，黟亦荒”。从结果和影响来看，上述三次水旱灾害与1636年近似，给休宁一地带来严重的破坏，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治安问题，“（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先生四十三岁在嘉鱼……岁饥，江右闭籴，亦有扬扬思乱者，当事务为姑息”。

大灾之年，各地官长止在自保，对临地民生置之不理。不仅仅是面临饥荒时各地长官各自为政，而是地方长官授意民众抢掠米粮，甚至由政府出手扣押途经当地的过路米商强取豪夺。

夙瞻斗山，虽未识荆，而徽饶接壤，义如同土，饥荒待哺，害既切肤，不得不急白台臺，今为地方禁外籴甚严，至并留过商之米，所以为饶民者甚殷。（金声：《与饶太守》）

徽州多山，可供耕种之地不多，祁、黟、歙、休四县多仰仗浙江杭、严及江西饶州府输米，休宁更是群山环绕，唯有自西至东走水路方便进入，饶州府一旦遏籴，几乎是断了遭遇粮荒的休宁之命脉。非但如此，饶州府扣押过往米商也会影响到长江下游的三吴地区“所从饶入惟休一县耳。即称籴于贵治，所籴实无几，初不足以为损益。又诸三吴之米商，经饶河者皆江右之米也。”。遏籴与扣押米商问题虽由来已久，历朝历代也并未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各省县有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并不会与临县“同气连枝”，此时的中央政府又面临内忧外患，无暇他顾。1640年的饶州府遏籴事件便需要地方士绅出力解决。针对饶州府遏籴事件，金声的处理措施分内外两类，对内金声呼吁乡里父老轮输，共克时艰，对外则一方面致信各地地方官，建议在各地方实施赈济时区分乱民、饥民：

葢今之攘攘思乱者，皆乱民非饥民也，若饥民，则虽欲为乱而有所不能然，而倡乱之人则必以饥为名，使民无饥然后乱民虽欲倡乱而亦有所不能，故饥民者乱民之藉也。而即以饥民为乱民，乱民为饥民，皆有所不可，予饥民以能乱之名，则赈不惠，以为是赈我者，实畏我也，而以乱民为饥，则赈不胜，赈诸凡可以不饥者，莫不攘臂而言饥。而其弊也，诸所赈惠，皆乱民受之，而实饥者不得与焉，乱民既得利，则莫不舍其生业而待赈，是赈以召乱也。故乱与饥必分別治之，合则必弊，鄙见如此，惟高明裁察。

另一方面，金声致信饶州府太守，希望饶太守能收回遏籴和扣押米商的命令或者至少在饶河一带解开禁制，允许过往米商运米：

今若此，则敝地之人真釜鱼也，伏恳台臺念天下一家之日，可以无下此令，即不能无下此令而亦宜如分別而禁，其自饶河而出者，其自饶河而入者听之而特为敝县开此一线生路，大则为关于湖口而禁无出湖，则全豫章之米可留，而其自湖而入如楚中诸米商谓宜奖而进之，况应扼之于饶而令望风裹足乎，此大算也。

然而，金声的这一合理提案并未能得到响应，饶州府太守应是对此置若罔闻。1641年金声仍尝试致信更高一级的地方官，希望能得到解决，也撰文托毕懋康出面从中调和。到了1642年，金声依旧在尝试动用自己官场上的人脉解决休宁的困境。然而，饶州府遏籴、扣押过往米商的事件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是更加恶化，最终演变成了饶州府民入徽抢劫：

今饶之贼民日以张，以为入徽行劫不胜其劳，不若一意营寨于其家而以静待动，从枕席上作贼，刈徽人如菅，而过客必莫能与之争，今势燎原矣。饶大家为之主，饶大吏为之主，青天白日之下可以公行其虎狼罗刹之毒，以敝地士大夫未身当其害，初不关切，而饶之大家实身享其利，矢以力爭，且饶大吏既得故，借姑息子民之名，实收其豢养盗贼之利，而反临敝地，守令以公祖父母之分使不敢以一日之守□而重违其百年之桑梓，而终之以邪说。

1642年徽州府各县与饶州府之间的矛盾已不仅仅是徽州府遏籴和扣押米商，在饶州府官府和大族的默许下，饶州府的流氓无赖时常扣押过往客商、入徽抢掠。叙述至此，晚明地方社会的乱象已不需赘言。徽饶接壤，江西和徽州都是晚明地方重镇，也是晚明思想、文化熠熠生辉之处，两地往来亦是频繁，但到了明末时节却演变成了如此境地。此时的崇祯政府亦无暇顾及地方之间的摩擦，作为士绅的金声在其中的努力也付诸东流。然而，处在困境中的休宁与金声所面临的挑战却不仅仅如此。

兵民相杀：“黔案”始末

1642年马士英出任兵部左侍郎，提督凤阳，鉴于东南战事吃紧，马士英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从自己家乡贵州募兵前往凤阳。马士英所募黔兵途经乐平、祁门时因奸淫掳掠，为乡民所堵杀，马士英以此为借口向崇祯皇帝状告金声率恶民击杀官军，史称“黔兵案”。我们先行从马士英以及各地方角度对整件事情进行一次梳理。

据兵部部文记载，马士英手下监纪官李章玉、参将包玉称马士英在黔所募军士七千余人，借道徽州的是其中两千，过祁门时被乡民杀七百余人，掳走战马六百匹，马士英《复徽州众乡绅书》中详述了黔兵自贵阳前往凤阳的路线和各分支情况：

当日自武陵发兵东下，步兵从舟而马不可越洞庭涉长江，不得不取道长沙者，势也。江路险而梗且兵多，陆路坦而宁且兵少，监纪官之取水不从陆，亦势也。原拟出九江会于皖口，不意左兵在秋浦，逼使由徽，此意外之变局也。又不意押马诸将以人马众多，店舍槽铡不便，分先后两路而行，则又变局中之变局也。然岂料前途有人焉，设阱而杀之也哉...在祁门者三百人无孑遗焉，在乐平者五百余人止存十一人焉，弋阳者二十余人俱丧。（马士英：《复徽州众乡绅书》）

赵吉士《黔案始末》中记载黔兵案中的首次冲突事件发生在1643年三月二十二日。三月二十二日，黔将刘玿珽、谢上用、李华玉、姜美等统兵三百余人入乐平境，自称为凤督马士英所募，乐平当地组织犒赏，军士休养两日余。至二十四日，谢、李、姜三将诡称将先行离开，刘玿珽及所部仍停留在乐平境内向当地政府勒索钱粮马匹，招募市井无赖随行。中途谢、李、姜三人率众折返，与刘玿珽一道在乐平境内奸淫掳掠，乡民不忿，聚而击之。至三月二十五日，刘、谢、李、姜四人被押送到乐平县城内，处死一人其余关押，全军尽灭。

同是年三月前后，郑昆贞传讯徽州府各地要求士民集结乡勇，阻击黔军。

按院郑（讳昆贞）牌：黔兵到芜，在初一日陆路来者，由江北去。此伙全是土寇假兵，仰速集乡勇，扼要堵剿，毋致流毒。（赵吉士：《寄园寄所寄》）

三月二十四日，祁门县接浮梁县牌文称有一千五百名沐国公兵士前往凤阳守陵，将借道祁门。其中六七百余人于八日前已抵达饶州，当地政府安排他们在南天寺住下并送去补给食物，次日，黔军抵达祁门，大约一百九十余人。“其中有僧衲、妇人及土音楚语者。”祁门县令赵文光安排他们居住在城外祠堂，但他们却强占民房居住两日。至二十八日又在塔儿头杀害居民杨冬等数十人，引起乡民反攻，将黔兵围入祠堂全歼。

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前后，马士英上疏状告金声率乡民作乱，崇祯将该案定性为官绅诱杀黔兵，下旨缉拿涉事士民吴翔凤、赵文光、朱世平、金声等。消息传至休宁，引起当地民众愤慨：

七月二十八日，忽接塘兵小帖云：今有凤督差兵在路扬言朝廷赏我凤兵擒叛大功。前日徽州杀我黔兵，皇帝将府县官拏去正法，百姓俱要砍头，我凤兵岂比左兵，任百姓坁敌等语……未知此语何来，窃恐传布入徽，徽民必洶洶恇惧，山郡又构一乱萌也。

崇祯闻讯，担心因黔案引发民变，故遣御史郑昆贞等人前往调查。郑昆贞抵休后绝口不提自己要求徽州府士民阻击黔兵事，仅仅是向崇祯说明了黔兵“假道淫掠，乡民奋斗致伤”，准备会同安庆府推官来集之往徽州一带细查兵马下落。徽人江天一对此颇为不满：

当路不念贼杀百姓，反冒贼为兵，而欲有图于徽。夫做官人、读书明道理之人，当此芨芨之日，不从百姓起见，犹欲以利自图，有心者岂忍闻之？（江天一：《江止庵遗集》）

身处风暴中心的主角金声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1643年八月，金声两度致信友人方士亮寻求援助，又先后上《初闻题参备陈守御始末疏》、《见题参后据参陈辩疏》两疏，具陈黔案情形：

郡事重烦老台翁鼎救，八月初闻凤督疏参，不得见其全疏，止述当日情形，拜疏属家叔应武会试者入都，烦台翁为觅人缮写具奏，今方得见全疏，不可不明辯具控，此事关系重大……前疏想久上今來小疏，求台翁幸为不孝即日上之，若前疏万一未上，当为不孝急上前疏，三日后乃即以此疏上之，葢二疏相为终始，亦有次第不可紊乱也。

同时，金声又利用自己官场上的人脉，联络张采、史可法、钱谦益等名士，希望以社会舆论扭转对徽州士绅和金声的不利局面，向各方说明黔兵案的真实情况。史可法还回信给徽州士绅，对徽州的遭遇表示同情“三月祁门之役，众志成城，一以扼险杀敌为劝，使天下之人，尽如贵邑，寇盗不难平也。而议论呶呶若此，何以为地方绸繆计耶？”（史可法：《答徽州绅士》）

在史可法、钱谦益等人的努力下，事件最终得以转圜。但这一桩事件给徽州府乃至明末政局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后“黔案”时期

“黔案”之后的第二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是年五月，马士英等人在与江北各镇总兵拥戴福王朱由崧于南京监国。金声闻讯痛哭数日。冷静下来的金声先去拜访了徐汧，二人前往杭州找寻刘宗周商议对策。至杭州后与刘宗周、章正宸会晤，从刘、章处听闻南京方面拥戴福王朱由崧称帝，年号弘光。弘光帝继位的消息对金声来说犹如绝境中的希望，然而金声在南京的旅途并不顺利。1643年黔兵案使得金声与马士英关系极度僵化，这也导致了他南京之行无功而返，空余报国之心：

崇祯十七年甲申，为大清顺治元年...时金正希先生以翰林召赴南京，过吴门来侯师。欲疏荐，师曰不可，吾且劝公勿出而奈何使吾出耶？归语同学曰：正老（金声）虽行，然吾知其必不用也。已而正老果与时宰不合罢归。（汤桴莊等纂：《大易师云莊亟士程子年谱》）

根据程智年谱的记载，金声是因有意为弘光政权效力才前往南京，但因与马士英不和而无奈归乡。返乡后金声便致书马士英，希望能与马士英化干戈为玉帛，缓和因黔兵案而僵化的关系，协力抗清，金声在《与马瑶草》中说道：

阁下于不孝，初无嫌怨，特不幸事势相激，致一郡存亡归于不孝，当日情形事理，有不能不自明者，而不知者不知其不得巳之心，而以为辨也。夫好辨以求胜，不孝实不为也，今不孝于閣下亦无瞻顾而深痛，大难未夷，举天下安危系于阁下.....惟閣下鉴其区区，昭示德意，明解一郡，偕之大道，一心复先帝之真，仇全力定中原之大业。（金声：《与马瑶草》）

自黔兵案后，不独金声与马士英结怨，徽州府与马士英个人之间亦有些水火不容。然而，马士英在弘光政权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又使得金声不得不主动向马士英求和以图共同抗清，史料中并未正面记载马士英对金声此信的态度，熊开元则认为：

此其意固将鼓士英以有为，而不谓其问徽首事乡兵，责徽人偿所失，尚哓哓未已，且亲奸远贤，陷圣安于不道，直以人国为戏也。（熊开元：《金文毅公传》）

金声于崇祯甲申年（1644）四月时前往南京，当年五月返回休宁便致书马士英，这封《与马瑶草》的成书时间也应当在五月前后。金声一直等到次年四月，弘光政权已危如累卵之时马士英才发布檄文允许金声募兵，却早已无济于事了。1645年六月隆武继立，金声亦在乡宣布起兵。但是一乡之力对于当下的局势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当年九月，清军在叛徒黄澍的引导下破城活捉金声，金声不肯投降，与门生江天一一同被杀，时年四十八岁。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看到作为地方士绅的金声在1636-1645年这九年间的努力。长达九年的挣扎也让我们能够看到鼎革大势下一位地方士人践行自我价值的方式，但历史的车轮总是无情地碾过每一位站在车前试图阻挡它的人，或许看似飞蛾扑火的背后，才是士人的责任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