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加入美籍后，父亲到去世都没宽恕他，三次劝其回国都遭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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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杨振宁加入美籍，父亲杨武之坚决反对，生前曾3次力劝他回国，都没能达成所愿，临终前还抱着遗憾。

以至于杨振宁多年后还耿耿于怀：“父亲到去世都没有宽恕他”。

可如今，父子在天上相聚，相信他们终于可以把一切摊开，释怀相拥。

这段父子过往既有时代的局限，也有命运的无奈。

两代人的路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第一位拿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代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拿到博士后，他没留在国外享清闲，反而立马回国教书，先后在厦门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待过。

抗战那几年，他就在战火里教学生，后来出了陈省身这样的数学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搬到上海，在复旦大学当老师，心里一直想着 “用科学救国家”，这点也影响了他对儿子的想法。

杨武之在清华任教时，和哲学系教授邓以蛰交情很深 —— 两人既是安徽同乡，又都有海外留学经历，常来常往间，两家的孩子也成了挚友。

杨振宁比邓以蛰的儿子邓稼先大两岁，早在北平崇德中学时就形影不离。下课铃一响，两人总凑在一起讨论习题，有时还会背古诗。

1937 年抗战爆发，两家人被迫南迁。1941 年，邓稼先历经辗转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意外与已是三年级学生的杨振宁重逢。

在联大的日子里，两人常在校园的大树下切磋物理问题，邓稼先后来跟姐姐说：“振宁兄就是我的课外老师”，数学和物理上的难题总能在杨振宁的点拨下解开。这种同窗情谊，成了两人人生轨迹里的重要印记。

1945 年，杨振宁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读书。三年后邓稼先准备留美时，特意写信征求他的意见，杨振宁当即建议去普渡大学 —— 不仅理工科实力强，学费低廉，还离自己所在的芝加哥不远，方便见面。

后来他还帮邓稼先申请到了入学许可。1948 年邓稼先赴美后，两人虽不在同一所学校，假期仍会相聚，分享学术上的新发现。可到了 1950 年，拿到博士学位的邓稼先却毅然回国，成了两人人生道路的第一个岔路口。

杨振宁则留在美国继续深造，1956 年和李政道一起提出 “宇称不守恒” 理论，1957 年拿诺贝尔奖时才 35 岁。

杨振宁的学术声望日隆，加上两岸的争取，让心怀 “科学救国” 信念的杨武之动了劝子回国的念头。

随后不久，杨振宁受邀赴日内瓦工作，正好给了杨武之劝说的契机……

三次日内瓦见面

第一次是在1957 年夏天，杨振宁当时受邀去日内瓦工作，就发电报让父母过来团聚。杨武之知道后，马上给周恩来写信，说想借着探亲的机会，劝儿子回国。

没过多久，他的请求就批下来了。那时候杨武之有糖尿病，每天都得打胰岛素，可还是坚持要去。

他从上海出发，先到北京，再转去莫斯科，接着又到布拉格，绕了一大圈才到日内瓦。路上还专门在北京医院住了几天调理身体，临走前还受杜聿明托付，给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也就是杨振宁的妻子）带了封信。

到了日内瓦，杨武之跟儿子在领事馆一起看了部叫《厦门大桥》的纪录片。一边看，他一边给杨振宁讲新中国的工业刚开始发展的情况，还有社会上的变化。

他还特意严肃地跟杨振宁说：“台湾那边一直在拉你们过去，你可不能去，大陆才是以后的方向。”

杨振宁听了，说自己做学术研究需要稳定的环境，没答应回国。这次见面没说动杨振宁，可父子俩心里都清楚，这事儿没结束。

第二次隔了两年多，到 1960 年春天，杨武之夫妇又一次去了日内瓦。那时候国内正搞 “大跃进”，上海的物资特别紧张，买东西很不方便。

杨武之出发前心里就挺矛盾的，他给周恩来写信的时候，直接说了自己的想法：既希望儿子能回国做事，又担心儿子回去后，学术上没法再进步。

这次杨武之的妻子罗孟华也一起去了。她跟杨振宁说的都是上海的真实情况：买煤得排一整晚的队，日常用的东西也不好买。这些话跟杨武之讲的 “新中国有多少成就” 完全不一样。

杨振宁听着父母说的不一样的情况，心里更清楚国内当时的实际状态，想回国的念头也就更淡了。杨武之回国后，跟其他子女说：“你妈说的都是真的，我没法反驳她，可总理托付的事，我没办成。”

又过了两年，1962 年夏天，杨武之夫妇第三次去日内瓦。那时候国内正经历三年自然灾害，日子不好过。有天吃饭的时候，杨武之兴奋地跟杨振宁说新中国的成就：“以前咱们连针都造不出来，现在能造汽车、飞机了；以前闹旱灾，饿死好几百万人，现在修了水利工程，能保住收成了。”

他的话还没说完，罗孟华就打断了：“你别光说这些好的！我凌晨三点就去排队买豆腐，排了三个小时，最后就买到两块碎的。”

这话一出来，杨振宁就跟父亲争了起来。杨振宁说：“您现在说的这些，跟以前教我的那些道理根本不一样。” 杨武之听了特别生气，回了句：“我就是要告诉你，以前很多想法都是错的！”

这场争吵后，父子俩再没在回国的事上达成一致。杨武之回国后，跟家里人承认：“现在不是时候，我劝不动他了，心里挺愧疚的。”

1964 年，杨振宁加入了美国国籍。杨武之知道后，把杨振宁写来的信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后来杨武之生病躺在床上，跟其他子女说：“他放弃了自己的国家，我没法原谅他。” 一直到 1973 年杨武之去世，父子俩虽然还写信，但从来没提过国籍这件事。

晚年归国

杨振宁当时不想回国，也有自己的考虑。1960 年代的美国，有世界上最顶尖的粒子加速器，还有最好的学术资源。可国内呢，因为政治运动，物理研究基本停了下来，就算是邓稼先这样的好朋友，想好好做研究也很难。

再加上杨振宁的妻子杜致礼，是国民党将领的女儿，杜致礼的父亲杜聿明那时候还在接受改造。杨振宁担心自己要是带家人回国，一家人的处境会不好。

杨振宁后来老了，在《父亲和我》这本书里说：“我知道，直到父亲走的时候，他心里还有一块地方，没原谅我放弃故国。”

到 1971 年，美国取消了对中国人去美国旅行的限制。杨振宁抓住这个机会，成了第一个回新中国访问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当时周恩来总理跟他谈了 5 个小时，这次见面还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

从那以后，杨振宁帮着推动了 1200 多个中国学者去美国学习，还把《科学美国人》的中文版引进到国内，为后来改革开放后的人才培养打了基础。

2003 年，杨振宁回到清华大学定居。2017 年，他恢复了中国国籍。在清华，他建了高等研究院，培养出好几个顶尖的物理学家，还帮着推进中国和国外的学术合作。

后来杨振宁自己也说：“父亲当年希望我做的事，我虽然晚了半个世纪，但最后还是做到了。”

父子俩在回国这件事上的分歧，持续了十多年，最后杨振宁老了回到中国，才算有了一个结果。那时候有不少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都面临过跟杨振宁类似的选择，心里都不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