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华盛顿共识”破产后，全球南方的发展路在何方？中国经验给出答案

2025年7月17日，我与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以下简称南南学院）的几位同事抵达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市，与当地政商学各界展开交流与研讨。正好在同一天，坦桑尼亚总统萨米娅·苏卢胡·哈桑发布了《2050年愿景》（以下简称《愿景》），期望到2050年，坦桑尼亚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消除极端贫困，并成为非洲十大经济体之一。2024年坦桑尼亚的人均GDP为1268美元，这意味着在未来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人均名义GDP的年均增长率要达到6.8%，如果加上约3%的人口增长率，GDP的平均增速需接近10%。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规划。因为坦桑尼亚在2025年10月要举行大选，不排除执政党在这个时间点发布《愿景》，部分是为了提振选情。《愿景》提出了一些战略支柱与产业政策，包括综合物流、能源革命、科技赋能、研发驱动、数字化转型，以及通过聚焦农业、旅游业、工业、建筑业、采矿业、蓝色经济、体育创意产业、金融服务、客户服务业等九大产业，实现就业创造与出口拉动的目标。但《愿景》并未提供具体的策略与路径，虽然政府表示将建立长期展望与五年计划双轨推进的方式。

如何成功推动经济发展、摆脱贫困、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是很多南方国家长期面对的难题。自二战结束以来的80年间，学界与政界都做了很多努力。“发展经济学”形成的大背景就是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诉求，国际组织也提出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2023年，联合国有193个成员国，其中36个是发达国家，157个是发展中国家。几十年来这个分组的变化不太大，说明无论是发展经济学学术理论还是“华盛顿共识”政策框架，在指导、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成效相对有限。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等成功的亚洲经济体的政策却常常因为“过大”“过多”的政府作用而受到批评。

作为一个成功实现经济起飞的南方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能为全球南方发展贡献什么？一方面，南方国家是否可以借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政策？中国实行渐进式、双轨制改革策略，虽然看起来不太彻底，但4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客观事实，也许中国的做法对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具有启示意义。另一方面，中国能如何促进全球南方的合作与发展？在国际经济秩序出现动荡、新的技术革命扑面而来的当下，中国能否发挥创新推动者与稳定维护者的作用，对于全球南方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南方国家的发展困境

绝大多数南方国家与坦桑尼亚一样，渴望实现快速经济发展，但“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和霍米·哈拉斯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揭示了绝大部分南方国家无法成长为高收入经济的严酷事实（Gilletal.，2007）。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在1960年，全世界有101个经济体处于中等收入区间。在近半个世纪之后，这101个经济体中有13个上升到高收入区间，剩下的88个经济体要么仍处中等收入区间，要么滑落到低收入区间。

导致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根源在于，随着经济发展，收入与成本水平同步提高，大多数南方国家无法持续提高经济竞争力，从而很难保持经济持续增长（Zhuangetal.，2012）。造成竞争力无法持续提高的因素可能很多，经常被提到的包括不平等矛盾突出、教育不普及、基础设施不发达、研发能力弱、营商环境差等等。如果简单地归结为一条，就是缺乏创新能力。随着成本水平不断提高，必须沿着产业梯子不断地往上攀升，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产业过渡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可惜的是，大部分南方国家跨不过这一步。比中等收入陷阱更糟糕的是所谓的“贫困的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这类问题在非洲大陆十分普遍。

为了促进南方国家发展，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为主的位于华盛顿的一些国际组织提出了“华盛顿共识”，指导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实践，主要包括10个方面的内容（Williamson，1989）：

1.财政纪律；

2.公共资源集中到基本医疗、基本教育和基础设施；

3.旨在降低边际税率与扩大税基的税收改革；

4.利率自由化；

5.竞争性汇率；

6.贸易自由化；

7.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的自由化；

8.产权私有化；

9.旨在消除进入与退出障碍的放松管制；

10.产权保护。

这一套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的政策框架，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走彻底的市场化道路，实行“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模式。国际组织，尤其是IMF，在世界各地推行这套政策理念，特别是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时候提出“条件性”要求，即按照“华盛顿共识”的原则深化市场化改革。但真正因实行“华盛顿共识”而实现经济腾飞的国家并不多，有专家认为智利可能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与此同时，一些东亚经济体虽然因“背离”“华盛顿共识”的原则而受到批评，但其经济增长的成效却十分显著，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已经跻身高收入经济，中国很快也将可以达到高收入经济的收入水平。

“华盛顿共识”和“东亚模式”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点在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工，在“华盛顿共识”的框架里，政府发挥的基本上是“守夜者”的功能，提供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及产权保护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定价的功能则全部交给市场。而“东亚模式”中最常受到批评的是政府干预过多，特别是这些国家实施的产业政策，即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旨在推动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的政策措施。制定与实施产业政策，主要是基于一个重要的假说，即存在市场失灵或外部性问题，比如企业投入创新活动可能会产生外部性，但回报却无法完全内部化，因此光靠市场机制很难有效激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

客观地说，“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并不错，问题是如何落实。有两种现实情形值得深入探讨：

一是北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经过很长时期的发展才形成的，在大多数南方国家，市场机制并非天生成熟、有效，具体可能体现为供需匹配困难、定价机制不灵敏、资源配置不顺畅等，这些问题无法通过“一放了之”来解决。杰弗里·萨克斯等学者曾经提出通过“休克疗法”，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过渡，这一策略在玻利维亚和波兰等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Liptonetal.，1990），但在苏联经济的转型中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俄罗斯似乎至今尚未建立起高效的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的表现也远不如实行其他改革策略的国家亮眼（Sachs，2012）。可见，实施“休克疗法”需要必要的条件。

二是即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市场失灵现象也普遍存在。市场失灵的典型例子包括收入不平等、环境保护和创新驱动。最近美国政府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表面看似乎与特朗普总统个人偏好有关，深层看其实是不平等矛盾恶化所致。二战以后，美国倡导、推动经济全球化，令世界各国，包括亚洲经济体受益，但美国可能是最大的受益国。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小镇蓝领青年的失业问题，这其实也是市场失灵的一个体现。现在特朗普政府采取产业政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试图吸引制造业与就业回流，说明美国自己已经抛弃了过去一直倡导的包括贸易自由化在内的“华盛顿共识”。另外，过去美国财政部和IMF的专家总是建议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实施财政紧缩、市场出清，以防范道德风险问题，提升经济质量。但后来在次债危机期间，美国当局却采取超常规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救助金融机构与企业。

总之，在过去80年间，绝大部分南方国家没能够实现经济翻身。不成功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些南方国家政治局势动荡、公共秩序混乱，自然无法有效组织经济活动。但即便没有这些问题的南方国家，也很少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说明它们都还没有找到成功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路径。

中国经验与政策启示

有少数经济体成功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二战结束的时候，日本与亚洲四小龙都是低收入经济体，现在均已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日本在1950—1973年的GDP年均增速达到10%，韩国在1960—1980年为8.9%，这些表现都非常接近甚至超过了坦桑尼亚最近提出的增长目标。中国的表现同样耀眼，在1978—2024年的GDP年均增速为8.9%。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156美元，到2024年提高到13445美元，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也许东亚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希望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南方国家提供一个替代政策方案？

如果把中国的现行政策框架与“华盛顿共识”做一个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的一些政策方向与“华盛顿共识”是一致的，如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放开、贸易自由化、放松管制、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及政府对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等，但差异也非常明显，比如：

•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

•政府直接、间接参与经济活动，包括实行产业政策；

•规模巨大的包括显性与或有的公共债务；

•尚未完全放开的资本、土地、劳动等要素市场；等等。

上述差异既可能反映市场机制尚不成熟的现实（所以要素市场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也可能反映了市场失灵是普遍现象（所以政府需要发挥积极的作用，比如产业政策）。而国有经济部门究竟保持多大规模合适，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政策策略的不同，可能也是学说不同的结果，虽然孰先孰后不一定好判定。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曾经合著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NationsFail:TheOriginsofPower，ProsperityandPoverty），他们提出，“制度影响实际生活中的行为与激励，从而决定一个国家的成功与失败”。更进一步，“尽管经济制度对于决定一个国家是贫困还是繁荣至关重要，政治与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拥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包容式与榨取式制度的概念。应该说，这一诺奖理论逻辑严谨、结论清晰。《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因而得到了许多著名学者的肯定，诺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教授就在其推荐词中推测，正如我们今天还在阅读两百多年前出版的《国富论》，“两个世纪以后，我们的重重孙们还将继续阅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

但这样一个理论对于南方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政策到底有多少指导价值？从指方向的角度看，肯定是有意义的，建立好的制度是实现持续增长的根本保证。但问题是，有多少南方国家可以在相对比较短的时期内建立一套包容式的制度？上述几位学者曾经将包容式制度与榨取式制度的分野溯源到殖民时期宗主国的行为，甚至特定病毒如黑死病的死亡率，但这样的演变路径显然无法复制。也许南方国家可以朝着建设包容式制度的方向努力，但短期不一定能对长期增长起到正面的作用。另外，究竟怎样的制度算包容式也并非一目了然。比如，二战刚刚结束时，菲律宾拥有的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更加接近包容式制度，而韩国的军事独裁体制则更接近榨取式制度。现在韩国早已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而菲律宾却仍然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发院）/南南学院的学者们也各自根据中国的实践提出了关于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思想与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周其仁老师的《中国做对了什么》，林毅夫老师的《中国的奇迹》和《新结构经济学》，以及张维迎老师关于双轨制价格改革的论述等。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学者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有时候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国发院的文化传统就是“和而不同”，他们对中国政策的实然与应然分析有差异，其实很正常。如果尝试做一个综述，也许可以将这些学者的一些不尽相同的观点归纳为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中国经济政策的三个方面：

一是明确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虽然在改革初期政府并没有明确指出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但政府在改革时期所做事情的指向非常清晰。周其仁老师在《中国做对了什么》里明确提出了改革政策所做的几件事情，包括界定产权、发挥企业家作用、重新发现看不见的手、挑战腐败，这些都是建设市场经济制度的必要步骤（周其仁，2010）。林毅夫老师合著的《中国的奇迹》聚焦发展战略与改革政策，但其核心故事是一致的，政府在改革时期采取比较优势导向的发展战略，基于比较优势配置资源，其实就是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林毅夫，等，2024）。

二是采取渐进式、双轨制改革策略。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际学术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争论。张维迎老师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双轨制”的价格改革思路，通过先放开市场轨的价格，再逐步调整计划轨的价格，最后实现两轨合一，完成从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的过渡（张维迎，1984）。这个策略的长处是平稳过渡，“休克疗法”则很容易造成一段时期的市场混乱。“双轨制”策略不只是应用于计划与市场价格的改革，同样适用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改革。我本人后来的一些研究发现“双轨制”改革方式还促成了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即产品市场迅速放开、要素市场持续扭曲。这是因为为了维持国有企业运行，政府需要通过压低诸如资本、土地等要素的价格提供变相的补贴（黄益平，2012）。事实上，到今天为止，要素市场尚未完全放开，但这不只是简单地反映改革尚不彻底，“扭曲”本身就是渐进式改革策略的一个过渡性安排。

三是协调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市场不是完美无缺的，适当的政府作用可能是有益的。中国在改革前期曾经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乡镇企业部门，当时尚未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乡镇企业依托基层政府的保护与支持，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后来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善，大部分乡镇企业通过改制变成民营企业（海闻，等，1997）。林毅夫老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结构为起点，分析经济系统内生性、扭曲内生性和运行内生性。强调要素禀赋结构（如劳动力、资本、资源等）决定产业结构和技术选择，不同发展阶段的禀赋结构差异导致发展路径不同（林毅夫，2018）。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是，发展中国家应基于自身禀赋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避免盲目追求高技术产业。有效市场要与有为政府结合，市场配置资源，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制度保障，解决外部性问题，推动产业升级。

概括起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政策实践具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即务实。务实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策目标清晰可达。在改革的前期，决策者并没有清晰地勾画出改革蓝图。现在被普遍认为是改革起点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全没有使用市场经济的概念，只是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当时企业、地方和劳动者缺乏积极性，所以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放权、实行责任制，调动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随着改革的推进，又逐步提出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1992年党的十四大才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策者在改革初期没有提出宏伟的改革目标，有可能是受到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约束，确定在短期内可能达成的政策目标，既可以减少一些争议和阻力，又有利于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步积聚支持性的社会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政策没有明确的大方向，主要是把大目标分解成阶段性的、可达成的目标。

第二，政策措施稳健可行。与“可达”的目标相关，政策也要“可行”，能够落得下去。关于这点，“休克疗法”与“双轨制改革”的对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休克疗法”似乎提供了一个数学上的最优解，但“双轨制改革”可能是现实中的最优解，因为“休克疗法”并不能在一夜之间催生成熟的市场机制，反而容易造成经济的混乱甚至崩溃。双轨制改革却可以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步形成市场机制，这种转型方式会造成一定的效率损失，从理论上看好像也不是最佳方案，但经济有可能实现平稳、持续的增长。这也说明，务实的政策制定往往不是简单地选择所谓的“最优解”，而是根据现实情况权衡各个方面的因素，选择利大于弊的策略。“稳健可行”的前提是从实际出发，满足可行性的条件，适合做什么就做什么。

第三，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务实的态度意味着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既不必迷信市场的功能，也无须恐惧政府的作用，市场与政府各有长短，关键是如何扬长避短，发挥合力，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前期，市场与企业尚不发达，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甚至形成了所谓的“GDP锦标赛”现象，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改革政策开始追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样，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很难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外部性问题，政府的产业政策可以帮助克服这个短板。由此可见，政府与市场的配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配合的方式、程度都会有所不同。大的原则是，市场能做好的尽量让市场做，市场有不足的，则想办法由政府弥补。

第四，结果导向的决策过程。渐进、双轨的改革策略意味着在过程中，很多选择并不是唯一的，带有很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色彩。如何确保改革的方向与措施是正确的呢？答案是结果导向。比如，如果政策变化有利于效率提高和收入增长，那就继续往前走，如果不利，就先退回来，再寻找新的方向。当然，具体的结果也会发生变化。在改革前期，GDP增长几乎是唯一被关注的目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虽然GDP增长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目标，但就业、分配、收入、消费、创新、环境等变得日益重要。

第五，改革政策的可持续性。渐进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改革一直在路上”，如果说它的优势是容易满足可行性条件并且以结果为导向，那缺点则是容易在改革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甚至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务实的政策就需要包含能够让改革持续下去的机制，比如，如果改革政策能够让大部分人受益，这样就形成改革政策的同盟军，成为支持进一步改革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决策者的远见与果断也至关重要，因为任何改革政策都会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这样才能保证政策决策过程既不被少数利益集团挟持，又不会演变成民粹游戏。

作为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全球最为成功的经济体，中国的政策实践对于南方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许多南方国家希望在未来几十年达成的经济目标，正是中国刚刚经历过的过程。这并不是说，南方国家可以照搬照抄中国的一些政策，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是不同的。中国经济能够取得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制定适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并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调整政策。中国政策实践中的务实精神可能是最值得南方国家学习、借鉴的。

探索“全球南方共识”

“华盛顿共识”可能已经成为过去时。一方面，“华盛顿共识”指导南方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成果不多。另一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北方国家也已经放弃了这一共识的一些基本原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原理是完全错误的，只是表明它的现实指导意义有限。

在“华盛顿共识”之后，也出现过不同的替代概念，比如乔舒亚·库珀·拉莫在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识”（Ramo，2004）及蒂姆·贝斯利、艾琳·布切利、安德烈斯·贝拉斯科等牵头在2025年提出的“伦敦共识”（Besleyetal.，2025）。毫无疑问，最有影响力的当数以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首的专家在2008年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Stiglitz，2008）。斯蒂格利茨认为，成功的发展战略不应只出自华盛顿，而更应该来自发展中国家；“一刀切”的策略注定不会成功；各个国家应该更多地以自己的判断，勇于尝试；相对平衡政府与市场的作用；GDP增长不应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同时也应关注分配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这些主张切中了“华盛顿共识”的要害，可惜的是，这些理念迄今尚未在南方国家形成实质性的正面影响。

中国等东亚经济体提供了南方国家快速实现经济起飞的成功案例，这些经验对于广大的南方国家具有更大的借鉴意义。仔细观察中国的政策实践，有两个方面的特点值得深入分析：一是从实际出发，制定适合国情的经济政策，不盲目追求理论最优；二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虽然两者之间的分工可能因时、因地、因事进行调整。这两条意味着，决策的主动权掌握在本国人的手上，而不是由外部强加，更不是接受“一刀切”的方案。因此，政策决策既需要科学，更是一门社会艺术。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一个世纪话题。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开始，经济学一向都重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配合。早在1848年，约翰·穆勒就提出，市场决定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政府则利用税收与转移支付解决市场失灵与分配问题（Mill，1848）。历史学家雅各布·索尔认为，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其实是近期才出现的现象，可能跟米尔顿·弗里德曼倡导的学术思想有关（Soll，2022）。同期，尤金·法马提出了金融领域的有效市场假说。当时的大背景是二战以后，世界经济在美国的引领下逐步走向开放与融合，推动了全球范围的效率提升与经济繁荣。但越来越突出的不平等问题最终导致美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了反转，尤其是在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就任美国总统以后。效率与公平之间如何平衡，是经济学的世纪难题。美国的经历表明，即便是有效的市场，也无法很好地平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在南方国家，政府与市场结合可能更有必要，因为在大多数南方国家尚未形成成熟、有效的市场。至于政府具体应该做什么，最好是采取“务实”的态度。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工应该保持灵活、开放，重要的是看结果，看是否有利于实现稳健、快速、可持续的发展。比如在一些南方国家，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却没有形成任何劳动密集型产业。那就需要追问其背后的原因：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税收负担过重？营商环境不佳？劳动雇用成本过高？或其他？如果确定了瓶颈因素，政府就可以有针对性地缓解这些约束条件。

基于这样的考虑，也许有必要就什么是适合南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展开广泛的探讨，充分吸取在过去几十年取得经济成功的南方国家的经验教训，进而形成“全球南方共识”。讨论这个共识的目的，并不是要替代之前的共识，更不是要提出一揽子的政策措施，而是探索适合应用于南方国家经济政策决策的一些基本原则。具体的内容，需要关注全球南方发展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推究，但下面几个方向可以作为讨论的起点与基础：

一是追求由市场决定要素和产品的配置与定价。在很多南方国家，更好地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步骤。

二是政府采取务实的改革政策，完善市场体系。但建立、完善机制与制度，“一放了之”不见得能达成目的，而需要制定、实施符合国情、满足可行性条件的措施，持续推进。

三是政府与市场结合，克服市场失灵。除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政府还需要弥补市场不足。但克服市场失灵，不能演变成替代市场功能。比如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目的是解决外部性问题，支持企业创新、产业升级，因此，产业政策不应破坏妨碍竞争，更不应该由政府“选择胜出者”，还要预先设定明确的退出机制。

四是增长至关重要，但就业、平等、环保、稳定与安全同样很关键。对于南方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是首要目标。经验也表明，实现增长是减少贫困的最有效手段。与此同时，经济韧性也很重要，这样经济增长才能长期持续，也才能更好地达成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的目的。

五是稳健开放贸易与投资，加强南南合作。成功的东亚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参与国际劳动分工是南方国家实现快速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但开放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所以需要采取稳健的策略。现在一些北方国家的对外经贸政策出现了逆转，南方国家如何坚持开放的方向，但又不至遭遇严重的外部冲击，是一个新的课题。南方国家如何促进全球经济体系的开放以及相互之间如何加强合作，这些话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上述五条只是我个人的一些非常不成熟的看法。推动“全球南方共识”的形成，需要与南方国家的各界展开广泛的研讨。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对经济政策的立场也不一样。但借鉴一些成功的南方国家的经验，提出一些适合南方国家国情的基本共识，从而指导南方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政策，于全球南方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大的今天，将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对于像坦桑尼亚这样力图振兴经济的南方国家，“全球南方共识”可以提供有益的政策原则与框架。

如果能够达成“全球南方共识”，也不宜由像IMF这样的国际组织去推行。因为这样的共识内生于南方国家，像“金砖国家”（BRICS）这样的全球南方组织可以广泛地就共识的内容展开讨论，甚至搭建交流与讨论的平台，但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主导权一定要留给南方国家。“全球南方共识”是根据一部分南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大多数南方国家的实际情况形成的，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务实，这意味着经济政策既要遵循一些共同的原则，实际工作中也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时还要与时俱进。

本文节选自《共享发展： 中国与全球南方》一书

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课题组 著

黄益平、王敏 主编

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