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他对宋彬彬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

1966年8月18日，为动员全国人民投入“运动”及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闭幕，中共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和群众。

8月18日，天刚蒙蒙亮，百万群众已经云集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头。数万名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英姿飒爽，特别引人注目。

早晨5时许，一夜不眠的毛泽东乘电梯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西平台，他说要到广场上“看一看”，“到群众中去”，便在警卫人员和先到的几位负责人陪同下，来到金水桥边的北大师生中间。

在经过瞬息震惊、沉寂之后，金水桥附近的人群陡然沸腾起来，泪流满面的人们都以能与伟大领袖这样近距离见面和握手而无比幸福。北大东语系的学生卞毓方后来回忆说：“从那一刻起，我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绝对两肋插刀，赤胆忠心。”

在警卫人员的大力帮助下，毛泽东从拥挤的人群中脱身，他回到金水桥上，把头上的军帽摘了下来，一再向群众招手，随后转身上了城楼。

上午7点，1500名各地学生代表应邀列队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在林彪、周恩来等人的陪同下，多次出来接见红卫兵，并同他们合影。

第一批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是以聂元梓为首的北大40名师生。当天聂元梓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在那乌云遮天、黑暗透顶的日子里，唯有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每当我们想到毛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浑身有了最坚强的力量！”

被毛泽东表示“坚决支持”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得到了50张上天安门城楼的票，是各中学里拿票最多的。毛泽东在接见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时说：“我坚决支持你们！”

红卫兵们听后激动地说：“我们永远做您忠实的红卫兵，我们要革命到底，要造反！”

随后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佩戴了红卫兵袖章，另一名代表周春晓高兴地说：“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红卫兵了，毛主席是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毛泽东问宋彬彬：“你叫什么名字？”

“宋彬彬。”

毛泽东听后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

宋彬彬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宋要武”。此后许多人纷纷效仿，把自己带有“封、资、修”色彩和“小资情调”的名字，都改为诸如红兵、卫东、向前等“革命化”的名字。

大会进行期间，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主席，一些北京的学生说，外地大中学校的同学纷纷来到首都，是不是会影响首都各学校的教育改革？人来多了，食宿、交通都有困难，9月份以前学校复课恐怕不易实现。”

毛泽东听后却说：“不要紧，群众目前只是刚刚发动起来，搞革命就是要搞串联，大革命就要大串联。恩来，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就是靠串联才搞到一起吗？北洋军阀虽然有枪有炮，可是全国的学生团结起来，他们就没有办法。”

毛泽东还说：“我要一次一次接见下去，要同几千万人直接见面。要接受苏联的教训，在苏联，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了，后来把列宁主义丢了，与这点也有点关系。”

8月18日这一天，刘少奇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刚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受到沉重打击的他，在城楼上备受冷落。只有极个别勇敢的人才去接近刘少奇，伍修权就是其中之一，他主动坐到刘少奇旁边，并同刘少奇闲谈。伍修权后来回忆说：

开始是寒暄地问问他的健康状况，后来就谈起当前的运动来了。交谈中发现他对运动也是“很不理解”的，他说自己把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反复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我当时也是这个想法，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也不便明确地表示支持他，当然也不愿说不同意他的意见，只说自己还没有认真看那张大字报，打算回去再找来好好读它几遍，看看到底有什么意义。

17岁的女红卫兵彭小蒙并不知道中央高层的这些内情，她给刘少奇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对刘少奇说：“刘主席，您知道吗？我们这些革命小将戴这些袖章，就是仿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时的纠察队。”

刘少奇听后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彭小蒙似乎觉察到了刘少奇心情不好，于是又跑去问毛泽东：“毛主席呀，刘主席怎么好像不开心呢？”

毛泽东沉吟片刻后说：“他嘛，他不支持你们！”

彭小蒙离开毛泽东以后，中宣部副部长熊复马上告诫她：“你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好学生，要遵守党的纪律，今天毛主席对你讲的话，都应该保密，不要到处乱说。”

这天被毛泽东接见的人们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外地来京的许多人立即赶往电报局，向其所在的学校、机关、工厂发电报报喜。许多人迫不及待地写日记，他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终生难忘的幸福时刻。“运动”的历史也从8月18日这天开始，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一场“阶级斗争”风暴，即将更加猛烈地肆虐于神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