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这样怀念杨振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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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识分子）

撰文 | 李想俣 李珊珊

杨振宁先生逝世，这位中国之子的杰出科学贡献和爱国情怀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10月20日晚，知识分子、赛先生、墨子沙龙在线上举办“追思杨振宁先生：《杨振宁：百年科学之路》分享会”，邀请杨振宁先生的同事、弟子、忘年之交一起追思分享，希望杨先生的故事和思想更好地启迪和激励年轻一代。潘建伟、朱邦芬、孙昌璞、翁征宇、刘钝、方在庆、施郁、吴从军、江才健、饶毅等多位学者先后参与分享，潘建伟主持了本次分享会。

杨振宁先生是《知识分子》专家委员会成员，对科学传播工作多有支持和鼓励。智识学研社（《知识分子》《赛先生》出品方）还在杨振宁先生授权之下制作出品了纪录片《杨振宁：百年科学之路》。

杨振宁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同事戴森曾撰文说，科学家中有人是鸟，有人是青蛙，飞鸟在高空中翱翔，俯瞰全局和远景，而青蛙在自己的泥地里探索周围花儿的细节。

于中国的物理学界而言，杨振宁，既是鸟又是青蛙，而他对中国物理的重要贡献之一，追思会上的多位科学家都提到了他独特的研究风格和科学品味，以及他的风格和品味对中国物理学界的影响。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杨振宁讲座教授翁征宇介绍：“杨先生区别于别的物理学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我觉得他非常鲜明独特的风格和品味（taste），那是一种类似美学和价值判断的东西”。正是靠着这种独特的风格和品味，杨振宁“从不简单追求热点，很多人认为最热门、最重要的工作，他不一定会认为重要，只有那些真正与他的品位和风格引发共振的东西才会真正吸引他”。

翁征宇回忆起，20年多前，自己与80多岁的杨振宁合作的一项研究。

最初，他与杨振宁谈到自己在铁基超导方面的一些工作，数天后接到了杨振宁电话，杨振宁告诉他：也许自己60年代的一篇重要论文中有个遗漏的问题便是与这个问题有关。又过了几天，杨振宁请翁征宇到自己家里，老人已经把草稿写好了——文章是典型的杨振宁风格，“非常简洁，从两个假设开始，推导到结果”，最终，很好地解释了翁征宇曾经提到过的铁基超导中的那个曲线。

翁征宇表达了自己亲眼看到杨振宁的推导时的震撼，“快90岁的老人脑子非常灵活，密度矩阵的本征值计算，非常熟练，思路清晰，从头到尾”，最后，杨振宁还把翁征宇的名字署在了文章作者中，因为他认为，这位实验物理学家参与了重要的讨论，而他自己对于解决了当年遗留下来的困难和问题，非常喜欢。

“他的工作风格体现了一种优美和简洁，数据严谨严格，没有特别复杂的东西。一旦太过复杂了，他会觉得不舒服，会想办法把次要的东西丢掉，最后走向简化的核心，然后用优美的数学把问题解决掉。”翁征宇这样评价，他解释：“虽然这样并非每次都能非常幸运地抓住事物的本质，但是由于假设非常清楚而且数据严谨，只要这个东西有意思，哪怕这里不能使用，其他的地方也可以用，这是杨振宁风格的一个特质。”

翁征宇认为：“这便是为什么哪怕对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而言，一生能够留下一件工作就不错了，但杨振宁先生可以在多个领域都留下非常重要的工作。”

“能做到这一点，他对科学的品味和方法论，非常关键——他并不是关心这个领域中所有最重要的东西和将要发生的东西，而是关心合理的，切身的，与自己的个性、品位能够发生共振和作用的那些东西。”

“杨振宁做这么多重要的工作，他并不是（像现在的很多人），有重要工作出来，就一拥而上去留下印记，而是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非常踏实，他会将工作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最符合他品味的领域，并解决问题。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做法。”

追思会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维尔切克量子中心副主任施郁用“宽谱”来概括了杨振宁的研究，横跨凝聚态、粒子物理、理论物理与数学——既有凝聚态方面，也有粒子物理场论，还有更加理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以及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的数学结构，在这些研究中，杨振宁所用的方法，既有灵机一动的巧思，也有“打硬仗”的硬算。所有这些工作的核心便是来自于他的风格和品味。

施郁引用了戴森的评价：杨振宁是爱因斯坦和迪拉克之后的卓越风格大师。

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院创院院长孙昌璞是杨振宁先生的弟子，他回忆了杨振宁基于自己的品味，曾向他指出的一些重要的物理学研究的方向：“基于量子纠缠的鬼成像，他当年就让我们关注，而今，大家都知道量子通信和量子信息成了物理学中重要的研究方向”。

“激光冷却与爱因斯坦凝聚，他认为这是未来10年物理学发展的方向，现在看来，这不仅是今后10年，甚至会是20、30年物理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对于杨振宁宽广的研究领域和独特的风格，参加追思会的最年轻的物理学家、西湖大学物理学讲席教授吴从军表示：“凡是认真地读过杨振宁代表作的人，都会被他的深厚功力所折服”。

在西湖大学，为了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吴从军开设了杨振宁代表作导读课程。因为杨振宁的文章“非常精炼，就像他本人评价狄拉克文章的风格，‘秋水文章不染尘’”。

吴从军解释：在杨振宁的文章中，深刻的物理思想和洞察的背后，精妙的计算细节被高度的压缩，而要补全这些细节，需要严谨和熟练的计算技巧，以及扎实的学风，而这些，正是杨振宁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带给年轻的物理学后来人的。

物理之外，杨振宁先生也影响了数学的发展，孙昌璞特别介绍了杨先生对数学的贡献。

“物理学家有几种类型，如爱因斯坦，主要是熟练运用数学解决不解自然界的奥秘。广义相对论是典型的平板几何，极少数物理学家或者理论物理学家能够通过他们的工作引起数学创造，甚至创造新的数学。

我认为能够做到的这一层次的只有两位，一位是狄拉克，另一位就是杨振宁先生。杨先生不仅是一位能够运用高超技艺应用现代数学解决物理学重大问题的理论物理学家，还是一位能够用他的工作引领物理数学领域创造的理论物理、数学物理大师。

杨先生对数学的贡献具有多方面。我仅介绍两个重要方面，大家都知道狄拉克的工作导致广义函数数学领域的介入，而杨先生对数学的贡献则导致了两个领域的介入。杨先生至少占了两种：他的杨-米尔斯方程是当代物理学中可以比肩麦克斯韦方程的奠基性工作，继续发展下去，有其他多位科学家据此建立了基本粒子的标准模型，使得诸多理论预言被实验证实；他和李政道先生合作发现了弱相互作用下互为镜像的粒子运动不对称的基本规律，很快被吴健雄等人的实验证实；他在统计物理学精确解模型和非阿贝尔规范场中的工作引起了数学新领域的突破，如量子群和四维流形分类，很多菲尔兹奖获得者的工作都与杨先生有关。”

对于杨振宁这样一位对中国物理学界有着深远影响的长者，参与分享的学者们都提到了杨振宁对中国年轻物理学者的激励作用。作为首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华人科学家，他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同样能够做出世界顶尖的科学发现，是激励着许多青年学者投身于科学探索，他自己也经常提到，“一生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让中国人变得自信了”。

激励之外，参加追思会的专家也提到了杨振宁作为中国物理学界一位最为重要的师长之一，对年轻物理学家们的培养，他不仅非常重视，而且在身体力行地真正做事。

凝聚态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认为：杨振宁不仅是一位做出过重大的开创性贡献的伟大物理学家，更是一位用深邃的眼光指导中国物理学发展的师长。“杨先生对我们的指导，（不仅是坐而论道），而是具体的，一件事，一件事地让年轻人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他回忆起杨振宁回到清华后，亲自为大一新生上普通物理课的往事。他提到：2008年，“在清华学堂物理班开班典礼上，杨振宁先生当时非常高兴，他竖一个指头说，我跟今天在座的同学有个约定，十年以后我们再聚会，看看大家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杨振宁的十年之约是郑重的。10年后，2018年，在清华学堂物理班成立10周年的庆典上，杨振宁还特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邦芬回忆道。

他提到了杨振宁对清华构建杰出人才培养模式的指导，在清华，从学校成立数理基础科学班，到创立清华学堂叶企孙物理班，再到启动清华物理“攀登计划”，无不浸透着杨先生的教育理念和心血。“杨先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那就是：大科学家在高校里面也要以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使命。”

杨振宁对教育的关注，不仅只在清华，朱邦芬回忆：2022年1月，刚刚过完百岁华诞的杨振宁向中央领导递交了一封信。杨先生在信中表示，中国今天到了这个程度，特别需要杰出人才，而中国物理学的人才是非常稀缺的，培养人才机制也不够完善。因此建议国家在坚持和发扬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对人数极少的、特别优秀的学生规矩放松一些，不要限制太死，以利这些有才干的人尽早发挥才能。

量子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则回忆起了杨振宁为自己成长之路提供的帮助。几十年前，正是在杨振宁用自己的经费为年轻人举办理论物理前沿研讨班上，潘建伟想到了一个点，若干年后，他发现，那便是现在热门的基于光晶格的量子模拟，“已经成了我自己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了”。

潘建伟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杨振宁，在科大的一个报告会上，杨振宁坐在他前面，这位诺奖得主告诉身边略显困惑的年轻人：“报告不一定能现场听懂，但仔细听一听，可能在若干年后的有一天，你就忽然领悟到当年听的那个报告其实已经对你未来的研究是产生影响了。”

潘建伟还回忆起了杨振宁“以春风化雨之姿”，调解了他与导师关系的细节：“回国独立开展光量子信息实验研究之初，我与留学期间的导师安东·塞林格教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竞争，产生了一些误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合作。杨先生得知后，主动牵线，邀请塞林格教授来清华大学访问，促成我们当面沟通。其后，我与导师他们团队在‘墨子号’量子卫星项目中重启合作，最终实现了首次洲际量子保密通信，直到现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潘建伟忆起了自己2008年刚回国时候，杨振宁对超冷原子领域年轻人的支持。当时在国外，超冷原子技术积累已较为充分，但国内在相关专业仍然基础薄弱。作为物理诺奖得主，杨振宁公开在专业杂志上的发言：“这个新领域叫作‘冷原子’研究，现在是一个最红的领域，这个领域还要高速发展……”这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年轻人带来了不少方便。

朱邦芬在1986年在北京友谊宾馆的讲座上认识了杨振宁先生，在随后的若干年中，他与杨先生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我跟杨先生有比较多的私人接触是2000年1月，我从中科院调到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调来以后，我请了黄昆夫妇和杨先生在西郊宾馆，我们一起吃了顿饭。杨先生对待黄昆先生像对待自己的兄长一样，尽管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具有那种儒家的风范。后来我跟杨振宁先生有很多交往，杨先生帮助了我很多地方，他跟我的关系是亦师亦友。这张照片是2023年10月1号，杨先生生日的时候，我到301医院去给杨先生祝寿，杨先生那天很高兴，我拿去几本《杨振宁学位论文集》请杨先生签名，他一口气签了8本，有中文签的，有英文签的，而且那天我跟杨先生聊了两个多小时。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长聊，以后每次去看他只能是简单地交换些信息。”朱邦芬回忆了他与杨先生的交往历程。

“杨先生在我的一个印象中是个标准的儒家君子。尽管他12岁时在科学馆只跟清华历史系学生丁则良学了两个暑假《孟子》，但是我觉得在他身上浸透着儒家的一些影响。”

“杨先生还有个特点，他对中国十分热爱，心在中国，根在中国，当然他也觉得美国给了他很好的发展机会，他愿意做中美之间的桥梁，这个情节他始终都具有。最后我曾在一篇文章里用‘率真’这两个字来形容杨先生的个性，他在《父亲与我》这篇文章里写到，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扉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他的父亲其实没说过这个话，这是杨先生自己个人的体会，这只有是一个非常率真和坦诚的人才会在文章里这样写。”朱邦芬表示。

“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杨先生的个性。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大多数人说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他在纪念居里夫人的时候说，第一流人物对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依赖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我想用这个话来回顾杨振宁先生的一生，他不光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他立德、立功、立言，是一个完美的科学家，杨先生的人格和他的科学贡献永垂不朽，杨先生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朱邦芬评价道。

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饶毅则向与会者分享了杨先生助人为乐的一面。“杨先生他很早的时候就带着弟弟妹妹，帮助弟弟妹妹，帮着清华一些邻居的孩子，帮助他年轻的朋友和同学。他小时候有个故事是经常做一些幻灯片，他跟熊秉明（熊庆来的儿子）一起，他提供技术、熊秉明提供美术，两个人做成动画给其他小孩子、亲戚朋友看。” 他提到杨先生的助人为乐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

饶毅回忆称，他本人和他的亲人都曾受到过杨先生的帮助。“我在认识杨先生不是很久的时候，他就曾两次让我代他去参加活动。 有一次在印度，我去了以后才知道，人家是请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所以其他参加的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方面接待我们的人是印度的原子弹之父，到了那里以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什么样的待遇。像这种小的访问到关键的大事，他都尽量能帮就帮，当然物理学的人帮的最多，但像我这样不在物理学领域的人，他只要能做到的就会帮助我，包括我遇到的一些情况、我参与的事情，他都会帮助。我家里除我之外，我的姨父直接受过他的帮助和教诲。我的姨父、姨妈是学物理的，他们在德国、美国都见过他。我姨妈是大学的物理老师，她见到杨先生时，杨先生提醒她应该怎么教学，传授经验。杨先生助人为乐，帮助后进、帮助后辈、帮助年轻人，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我相信他一生帮助过的人很多。”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刘钝则分享了他心中知足感恩的杨先生。“我想起杨先生前特别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很幸运。’大约在也就是8年前，2017年的夏天，在北京西海北沿的一个小院里，好友们为杨先生庆贺九五大寿，翁帆女士也在场，还有我们知识分子专家委员会的陈方正先生，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以及另外几位朋友。那天杨先生兴致很高，讲了很多故人故事，一开始他提到曾国藩在日记里提到，好的人生要有两种贵相、两种福相。杨先生回顾自己的一生说，我人生有四福，就是知福、惜福、培福、种福，还要把自己的幸福传播给别人，所以自己很知福，因为一生有四颗福星高照，就是聪明、长寿、成功和太平。杨先生说自己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在中国当时最好的学校里教书。本人又在精力充沛的时候到西南联大念书，有好的同学，黄昆、张守廉，被称为西南联大物理三剑客，还有跟他又是老乡、又是中学同学的邓稼先等等。有最好的老师吴大猷、王竹溪、叶企孙、周培源。到了美国，又赶上粒子物理蓬勃发展的时代，很多层出不穷的新的问题、新的现象都出来了。他先后在芝加哥和普林斯顿向当时最优秀的物理学大师学习，或者成为同事共事。聪明、长寿和成功都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太平，今天一些人可能不太理解，我们身边有那么多的烦恼和困惑，世界也不太安宁。”

“要理解杨先生这种乐观情绪，我想我们需要站在中国180年来的历史角度，从大历史来看，他父亲那一辈当年教给他的那些东西深深地印在杨先生的脑海里。中国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辛丑条约当中遭受的诸多屈辱，包括后来的南京大屠杀，这些东西深深地埋藏在他心里，所以当他看到现在中国摆脱了贫穷、落后和令人宰割的境遇，从心底里感到宽慰，这种情绪在他晚年的文集《曙光集》和《晨曦集》里都有深刻的表述。”刘钝解释道。

江才健是《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的作者，也是与杨振宁先生相交四十多年的老友。

江才健回忆起40年前的1985年6月5号，是他与杨振宁先生第一次见面。此后，江才健写了《石溪行会见杨振宁》，并在半年多之后刊登出来。他把这篇文章寄给杨先生后，很快地收到了回信。

“杨先生当时很简单地说我的文章写得很好，也给我寄了一些当时他认为很有代表性的科学著作，之后我跟他有比较多的来往，他也开始与我有很多的通信。我记得他每一次给我的信，信封都是他自己用手写的，而且他对我的工作也很有鼓励，那个时候我正在考虑要开始做吴健雄的传记。” 江才健回忆称。

杨先生非常鼓励江才为吴健雄写传记。后来江才健在吴健雄传记的前言里面也写到了，“我到后来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那个时候石溪分校的火车站连月台都还没有，他站在那个几乎没有月台的车站，一面思想，一面跟我提出要怎么样写一个传记。”

也正是这本传记的写作，成为了杨振宁选择江才健作为自己传记作者的基础。

在江才健眼中，杨先生显现出来的面对挑战的坚持，也给了他相当深刻的印象。“我记得有一年我跟杨先生到云南去，因为那一次他到南京大学去做报告，我们在香港，一起到南京大学，在南京大学之后，我们飞到了云南。那一年是云南的旅游节，杨先生是一个受邀的贵宾，后来我们也一同到丽江去旅游。去过丽江的朋友也许都知道丽江有一个有冰川的玉龙雪山，那次我们都准备坐这个缆车上海拔相当高的玉龙雪山。但是那一次杨先生因为是云南请来的贵宾，我们的旅游都一直有一个便衣警察保护他，那个警官就说我们可以上山，但对杨先生说，你不能上去。杨先生就觉得很失望，他说我为什么不能上去？这个警官说，你的安全我要负责，我不能让你上去。杨先生说我可以做伏地挺身（俯卧撑）给你看，他说做伏地挺身（俯卧撑）也没有用，我还是不能上去。那天我跟杨振宁的两个弟弟，他们的夫人，我们都上去了，山上的天气非常好，下来以后杨先生很仔细地问了我们情况，然后对那个警官说，我下次还要再来，而且我不要你保护。”没有过多久，杨先生跟杜致礼也去了那个地方，后来他跟翁帆也去过一次。”

除了对他人的坚持，杨先生在江才健为他撰写传记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自己的坚持。“我开始写杨先生的传记时，我跟他已经有相当的默契，我对他或者他对我也有相当的了解。我记得在写传记的时候，某一天我在他的石溪的办公室跟他谈话，他的秘书说要他去接一个电话，接完电话回来，他回来跟我说，他说江才健，以后你的传记写完以后能不能给我看一下？我当时没有回答他，杨先生是一个对于人际关系其实相当敏感的人，他知道我并没有认可他的这个提案，他没有再提，但是他没有放弃。到了2001年，我已经回到台北，传记也写了许多，我为了一个事情跟他通传真。他在给我的传真上写了一些我问询的事情，不过在那个传真后面他写了两句话，他说我想了一下，希望你以后写的文章、传记的内容还是给我看一下，一可以避免错误，二我可以对词语重点提出好的意见，但是他的下面又加了一句话，是你不采取我的意见，我会同意，因为有他这句话，我后来跟他写作的情形就是我写完了一章，确实会传真给他看。” 江才健回忆称。

但杨先生坚持的基础，是以尊重和平等为前提，这也让与诸多科学名家交往频繁的江才健印象颇深。“有没有他更正的错误，我不记得了，我认为非常可能是有的，因为总有一些事情是他切身的事情，我的记忆或者别人的叙述也许不完全正确，但是有没有他提出的好的意见，他有提，但是好不好呢？我想这个事情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但是我之所以提出他写传真给我，是因为这个传真正显现了杨振宁对于任何人的尊重和平等的态度，因为我也认得许许多多有名的中外科学家，其实能够这样真正的尊重、平等地对待别人，其实像杨先生这样的大科学家相当少，这么多年我有很多的机会看到他在许多场合被很年轻的、也许对一个问题并没有特别深刻认识的学生缠着，在问问题，问得他不能脱身。原因是因为杨先生通常都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谈及杨先生给自己的深刻印象，江才健如是说。

而2022年，则是江才健与杨振宁先生的最后一面。江才健在追思会上表示。“最近我也写了文章谈到我跟他的一些来往，也讲起我在2022年在北京他家里跟他长谈的往事。那个故事对我来讲当时确实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我也曾经写过，在当天我们谈了三个小时之后，杨先生的精神相当好，还说要不要到清华甲所餐厅去吃饭？那一天是星期天，甲所没有包间了，所以并不方便，而且我觉得他应该也相当疲倦了。在离开前，我把我带去的《百年科学往事——杨振宁访谈录》给他看，他在上面写下来了，才健，今天长谈很高兴，请明年再来。”

“第二年我确实到了北京，但是我知道那一年中，他已经基本上不见外客了，我也并没有同他联络。后来我也意识到那一次的见面也就是最后的一面，所以前几天我得到他去世证实的消息，虽然在心中早有准备，也可以预期，但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触还是深深的在我的心中。”江才健回忆起与杨先生知交的40多年，认为有那么多机会和杨先生共同旅行，一起生活、吃饭、谈话，是人生难得的经验。

在与杨振宁先生的交往中，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印象深刻的是，在7年多前应杨先生的邀请，曾在他清华的办公室有过两次长谈。

“这两次长谈都到一个半小时左右，在这些长谈里，杨先生表现出对科学史的兴趣，对科学文化，尤其是科学所诞生的欧洲的文化，他的兴趣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对科学精神的思考，对于在什么情况下形成一个有利于科学成长的社会氛围，这些都引起了我的共鸣。”方在庆在追思会上分享道。

“香港中文大学的陈方正先生是杨先生的至交，他曾经用过一句话来评价杨先生，所以杨先生的一生是圆满，但是他背后也有矛盾、痛苦和煎熬。我非常认同这一点，就是表现在科学和国家两个概念在他身上如何协调的问题。他对海森堡的看法，是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因为海森堡常常会遭到非议，尽管他是量子力学的创立人，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但由于他在纳粹时期的表现，所有科学史界对他产生了很多的非议。”方在庆特别注意到杨振宁先生对海森堡的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杨振宁先生曾在北师大观看过以二战期间海森堡的经历为主题的话剧《哥本哈根》。“但是杨先生谈到海森堡是带有尊重的，他说他能理解海森堡的处境，这个理解并不是简单的同情，是一种心理上的共鸣，因为海森堡成长的过程，和杨先生本身的成长过程有些相似的地方，都是在民族危机的时候成长起来，而且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家强盛起来，能够做到代表国家的最高水平，但同时又因为对祖国忠贞的复杂性而被时代所误解。”方在庆分析称。

方在庆告诉与会者，在2001 年，德国为了纪念海森堡诞生100年举行了几场国际研讨会，其中由马普学会组成的一场研讨会邀请了很多美国的物理学家，他们都找各种理由拒绝了，但杨先生是欣然前往，而且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海森堡的演讲，后来受到了高度的评价，他对海森堡对国家的认同和和科学的贡献，在这次演讲中得到了体现。

“他不是在纪念一个前辈，我觉得他是认为科学共同体虽然是要超越国界的，但科学家从来不是抽象的理性存在，他们有祖国、有文化，要有历史责任感。”方在庆感慨道。

方在庆表示，杨先生强调科学的突破不是天才的孤离灵感，而是思想碰撞，相互启发，甚至是一些偶然机缘的产物。他认为这也是科学真正的美感所在，科学不是公式与定理，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共鸣。

“这个就是我讲到的关于这种所谓的双重忠诚。这一点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这种忠诚一方面是负担，另一方面也是力量。杨先生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他是世界级的科学家，他也是真的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士人。”方在庆说。

“我想杨先生他打动我的，是通过他的行动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然后来为中国人争光。按照他讲的，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改变了中国人不如人的种心理，他对学术和教育的一些思考也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在立德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一生是不断在自省，他对祖国的认同，如何在科学的普遍精神和民族情感牵挂之间如何做到协调和谐，在他一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贡献。套用这个陈方正先生的话，杨先生的一生像一个圆，这一个圆我觉得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一个圆满，而是科学和文化，不同的科学土壤、理性和情感之间的圆融，他既忠于科学真理，又深深地忠于祖国。这两种忠诚构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底色。”方在庆用“两种忠诚”总结了对杨振宁先生的印象。

同样被杨先生的家国情怀感召的还有潘建伟。“记得杨先生跟我们平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他第一次吃到冰激凌，是他的 1945 年从印度坐船去美国的时候吃到了冰激凌，觉得这个冰激凌这东西怎么这么好吃，他也提到了到美国之后才真正有‘吃饱’的感觉。但当时其实我没有特别理解，他跟我讲这个是为了表示什么。一直到2019年，随着‘墨子号’量子卫星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我们荣幸地将载荷样机捐赠国家博物馆。捐赠仪式上，杨先生发表讲话时动情地说，我们这一辈人过去总是盼望中国‘天亮’，如今终于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到那时候，我才理解杨先生所讲的意思。在他100岁的时候，他对50年前的邓稼先回应，他的后面50 年是合了邓稼先‘千里共同途’的嘱望。所以当时为体现先生这一美好而现实的愿望，我们将正在研制中的中高轨道量子科学卫星命名为‘晨曦号’。回望百年，正是杨先生以及老一辈科学家的坚守、求真与宽厚，奠定了中国科技从拓荒到腾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