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40周年特刊 | 千高原上的星光：《社会科学报》与时代话语的聚集

通过40年的办报历程，一种共生关系早已建立了起来：它成就了作者，作者也成就了它。

原文 ：《聚集时代话语的界面》

作者 |深圳大学 王晓华

图片 |网络

不知不觉之间，《社会科学报》已经创刊40周年了。回想与它产生交集的漫长岁月，许多往事历历在目。在总结它的社会功能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词：界面。

先锋思想相互激荡的界面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激发了中国人的精神创造力，人文学科进入空前活跃的时期。从研究机构、大学、传媒到民间场域，各种理论试验层出不穷，众多学术话语相互激荡，形成了富有张力的文化世界。由此机缘，《社会科学报》于1985年10月15日应运而生，开始参与时代精神相关内容的生产和传播，迅速成为各种先锋思想相互激荡的界面。作为思想创新热潮的积极推动者，我在两年后成为它的读者和作者，开始在这个界面上与众多名家和读者相遇，参与演奏和倾听精神的交响乐。

由于时间久远，有些记忆已经模糊。大概是在1987年下半年，我第一次阅读《社会科学报》。当时我刚刚从吉林大学哲学系毕业，被分配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马列部工作，上班时经常到资料室里浏览各种文献。在面积不大的报纸区里，我很快就发现了它，立刻捧在手中反复阅读。首先吸引我的是“社会科学”这种命名，因为它概括了当时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追求：建立一套科学的社会阐释体系，揭示人类世界的运转法则，确立中国乃至世界的最优发展方向，走向更高的文明境界。其次，让我感到兴奋的是它的定位：同时强调思想性和学术性，聚焦前沿话语。此外，相对于大多数学术期刊，它出版周期短，可以更灵活地反映思想界的最新动态。对于当时踌躇满志的我来说，这是展示学术建构的高效平台。

两年后，我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短论，题曰《社会主义改革中的个体革命》。当时我正在构思《个体哲学》一书，认为中国急需一种落实到个体的思想体系，推动改革走向深入；并且，重要的不是开启民智，而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光源。文章发表后，产生了不错的反响。经过近40年的时光，刊登这篇短文的报纸已经发黄，但我依然保留着它。每当我小心翼翼地拿起它，心中就会产生一种复杂的感受。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这篇小文是改革的产物。在它发表时，《社会科学报》早已成为聚集改革话语的界面。在它的第一版上，有关改革的文章总是占据重要位置，放射出照亮现实的光芒。其他版面虽然更多地聚焦学术和生活世界，但推动改革始终是其深层主题。在阅读这些文章时，一种力量感就会油然而生。由于这种反复的“知识考古”（福柯语），《社会科学报》渐渐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写到这里，需要提及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相对于厚厚的学术期刊，《社会科学报》通常只能发表篇幅较短的文章，这恰恰使作者更加注重思想体系的建构；也正是为了更加便捷地表达自己的最新成果，他们才频繁参与相应界面的建构。对于我来说，这种参与感尤其强烈。在成为其作者的头几年，我的思考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话语，到了1992年，专著《个体哲学》终于完稿了。也正是在这一年，我从复旦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随即入职浙江大学。在毕业前夕，我将书稿复印了几份，郑重其事地保存起来。这是我无比珍惜的成果，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和理想蓝图。到了2002年，它的删减版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曾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吴炫、葛红兵、耿开君、朱鲁子、朴素等著名学者和作家先后发表评论，我也因此应邀参加了不少高层论坛。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这本书的问世得益于《社会科学报》所营造的整体语境。

一种共生关系建立了起来

到了21世纪，改革话语已经进入更为宽广的语境，社会思潮呈现出多元化的面相。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科学报》开始聚集包括生态思想在内的新思潮。2002年前后，我到上海参加学术会议，意外地遇到了许明教授，看见他拿着厚厚的一摞报纸到处分发。茶歇时聊了一会儿，我才知道他已经成为《社会科学报》新的掌舵人。此时，报纸的版面已经扩大，可以容纳更多的内容。在同一年春天，我去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数次拜会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小约翰·科布，撰写了后来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访谈《为了人类共同的福祉》。对话完成后，我通过电子邮件与《社会科学报》的编辑取得联系。很快，这篇产生较大影响的访谈就在《社会科学报》发表了。科布教授听说后，表示感到有些惊讶。第二年，他与大卫·格里芬、王治河等人到北京参加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为主题的会议，《社会科学报》也参与了相关的筹划。在会议的间隙，许明教授还召集部分中国学者座谈，表达了推动生态文化建构的立场。也同样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后任总编段钢。当时他还不到30岁，周身洋溢着朝气，喜欢表达自己的观点。记得当天的提问环节，他还与两位美国学者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对话，谈到后殖民语境等许多有深度的话题。二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事实上，生态话语隶属于多维的思想场域，可以牵连出更加深广的学术建构。2005年12月8日，我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关怀女人就是关怀所有生命》，表达了一个现在仍没有过时的观点：“在所有生命都获得解放之前，女人的彻底解放是不可能的。只有消除所有压迫和统治，女人才能获得根本解放。生态女性主义就这样将女性纳入了生态共同体，勾画出所有生命都获得关爱和解放的远景。”此后，我不断将生态研究延伸到性别、年龄、地域等维度，同样获得了编辑们的大力支持。由于编辑们的努力，《社会科学报》成为传播新兴学术话语的重地。

在关注生态思想的同时，我的学术研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从大声疾呼转为深层的理论建构，开始发表我的“身体学（身体美学、身体诗学、身体艺术学）系列。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那时还是门不被看好的“冷学”，但《社会科学报》给予了大力支持。自2011年刊登我的短文《身体的黎明》后，相关的评论、报道、书讯相继在读书版发表。其中有黄逸民、张宝贵、范钦林等名家的论文，也有王雅琴、陈昊、朱鹏杰等青年学者的短评。现在，身体美学已经升格为显学，进入了当代汉语美学史。回想这个过程，《社会科学报》的全体同人功不可没。对此，我始终心存感激。

通过40年的办报历程，一种共生关系早已建立了起来：它成就了作者，作者也成就了它。事实上，我只是无数受惠者之一。

形成了精神的“千高原”

前段时间，偶然读到社会学家邓伟志的短文，得知他与《社会科学报》也有漫长的交集，他同样表达了自己的谢意。如果我们浏览学者们的回忆录，就会发现这类例子很多。作为众多思想者汇聚的界面，它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形成了精神的“千高原”。在它的网站上，众多名家的名字赫然在列，如吴敬琏、何怀宏、陈平原、陶东风，等等。作为它的作者之一，我很荣幸地与这些鸿学硕儒为伍，与他们共同创造“差异的诗学”。如果说今天的中国取得了骄人的进步，那么，他们也是众多推动者的一员。

2012年12月5日，我参加了“《社会科学报》改版10周年学术座谈会”，曾在嘉宾发言环节称赞它是“有立场、有情怀、有追求的媒体”。在它迎来创刊40周年的重要日子里，我再次写下上述文字。这是总结，更是祝福。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2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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