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展数千人部队，交出来，放下司令不当，当团长，有些默默无闻

“1939年3月的一个夜里，冀中星空黯淡——张仲瀚对身边警卫轻声说：‘明天就把这支队伍交给八路军。’”短短一句，定下了他一生际遇的转折点。许多人提到冀中根据地时，首先想到吕正操、宋时轮，很少有人记得这位年轻司令把数千人拱手让出，甘愿从头再来。

他出生在博野一个殷实之家。伯父官至察哈尔高等法院院长，家里书香浓重，也有人脉资源。九一八事变后，北方局势风声鹤唳，他在北平求学期间接受进步思想，秘密入党。身份不能暴露，伯父索性把他安插回家乡当县警察局长。表面上，他是“剿匪能手”，暗地里，却一点点编织地下网络。有人回忆：“去警察局办事，抬头看见那位局长，总觉得不像在公门衙役见官，倒像在学校见老师。”

博野一带地势平坦，村庄密集，日军进来后，烧粮、抓壮丁，老百姓苦不堪言。张仲瀚利用警察身份武装保甲，自称“河北民军”，先有二百来号人，几个月就膨胀到两千余。秘诀其实很简单：粮食照顾、家属安顿、受伤有药。当地百姓尝到甜头，愿意把儿子送到他手里。不得不说，在那个到处缺军饷的年代，这算得上“一股清流”。

1938年底，贺龙率一二○师南下冀中，与吕正操会合。晋西北地少人稀，想壮大部队必须到平原来。张仲瀚接到上级指示，要把“河北民军”并入八路军序列。他没有讨价还价，甚至主动把缴获的两门迫击炮和一批意大利轻机枪一起上交。替他保管武器的老兵急得直跺脚：“司令，这可是咱的家底！”他摆摆手说：“家底越厚，越该交给正路军队，才能打更大的仗。”

交接完成后，编制调整得飞快，“河北民军”扩散到冀中分区各团。张仲瀚自己却被任命为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军衔不提，番号也缩。有人心里不平衡，他却笑称：“以前是胡子头子，现在该学正规军了。”事实证明，他确实需要补课——第一次团级夜袭演练，他在地图上画了半天，居然忘记安排弹药补给。旅长王震一顿狠批，他羞得满脸通红，回去苦啃《步兵连排战斗条令》，连夜改计划。

冀中平原打游击，靠的是人海战术与地道网络。可1941年春，三五九旅奉命调回陕北，驻守南泥湾。平原刚熟，陕北又来，环境天差地别。从割麦子到开荒种地，全旅跟农民混成一片。张仲瀚白天铲地，晚上带战士练刺杀，教条里写着“军农一体”，他索性把团部设在菜地旁，方便随时检查农事。不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口号冲上延河两岸，他这个昔日司令成了“种瓜能手”，被不少机关干部调侃。

南泥湾的“大生产”让部队吃饱穿暖，也锻炼了自力更生的习惯。1944年秋，中央指示，以三五九旅为骨干组建“南下支队”，千里机动直插湘粤赣。途中翻越武陵山脉，穿行沅江河谷，疫病、贫瘠、陌生民情，一道接一道。张仲瀚带着七一九团打头阵，利用平原学来的群众工作经验，在山口摆医药摊、在寨子开识字班，以最快速度扎根。次年春天，鄂北游击区初具规模，他被推为鄂北军分区司令员。

抗战硝烟刚散，国共矛盾迅速升级，中原突围箭在弦上。张仲瀚接中央命令：随部队北撤，挺进豫鄂边。1946年初夏，他们踏着褪色的伪军工事向襄阳西北急行。期间，军调部成立，他被抽调去做和谈联络，常驻武汉宾馆。美国观察组军官看他的履历，惊叹：“这家伙又是警察局长、又是司令，还甘当团长，真看不懂中国人。”他淡淡回一句：“部队是人民的，职位算什么。”

和平终究破裂，他重返前线。西北野战军二纵六旅在榆林集结，杜聿明的胡宗南集团紧逼大西北。密集摩托化部队和坦克让沙漠戈壁尘土飞扬，骑兵和步兵不得不改用小分队穿插，夜间打冷枪。沙河会战时，他的旅负责从西侧包抄，逼迫敌纵深切割，最终打穿骨节，西北门户打开。1949年初，六旅进编新一军，直插新疆。很多将士第一次见到天山雪峰时，大声吼叫，仿佛置身另一颗星球。

进疆后，张仲瀚升任师长。和平接管伊宁、新市、莎车，每到一地，先办军民联谊会，再排查清粮，老办法屡试不爽。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九军政委，随后调兵团政治部主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设伊始，人手紧、经验少，他索性把南泥湾那套生产模式搬过来：垦荒、引水、开渠、种棉。天山南北，一排排兵团营房与棉田并列，被当地百姓戏称“会打仗的农场”。

授衔问题摆到桌面时，他与几位干部讨论，有人为他打抱不平：“卫立煌留下来的将官都评了衔，你怎么能空过去？”他摆手拒绝：“劳动第一线缺人，戎装能脱就脱。”最终，他把自己档案归入地方行政序列，再没回到将星名册，淡出公众视线。遗憾的是，新中国史料出版时，359旅集体记功，他的事迹只在角落里用十几行文字轻轻带过。

多年以后，新疆北疆一条国防渠旁竖起纪念碑。碑文没有列出他所有职务，只写一句：“曾任河北民军司令，后为兵团建设者。”来参观的游客很难想象，这位把几千人武装白送出去的“前司令”，晚年最自豪的并非哪次战役，而是渠水灌溉的三十万亩良田。有人说他“默默无闻”，其实那份低调，是把功劳留给集体的另一种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