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谈陶渊明 | 在野的士人能得到朝廷的征聘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陶渊明归隐后曾两次得到朝廷的征聘，有可能重新出山为官，虽然其事皆未实现，但他仍然被称为“征士”——在野的士人能得到朝廷的征聘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最早以“陶征士”称呼渊明的是颜延之，他在诔文中提到“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又道是“有诏征为著作郎，称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关于陶渊明何时被征，这里说得比较含糊，似乎尚在东晋，又似乎是晚年的事情，离他去世好像已经不远，而这时已经是刘宋王朝了。沈约《宋书·隐逸传》为陶渊明立传，则明确记载“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义熙是东晋的年号，凡十四年（405—418）。似此，则陶渊明确乎是“有晋征士”，同刘宋王朝无关。

但萧统在《陶渊明传》中将传主荣获朝廷征辟一事系于他去世的那一年：“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如此，则是新兴的刘宋王朝请他出山。萧统是第一个为陶渊明编集子的人，掌握的材料一定非常丰富，沈约《宋书·隐逸传》他应当是看到过的，但他在这个节点上不取旧说，自有说法，当另有根据。钟嵘《诗品》称陶渊明为“宋征士”，萧统的记载与此相应。

唐修《晋书·隐逸传》为陶渊明立传则称：“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顷之，征著作郎，不就。”此说与《宋书·隐逸传》大体合辙。李延寿《南史·隐逸传》的陶渊明部分说：“义熙末，征为著作佐郎，不就。”与《宋书·隐逸传》同。

这样一来，关于陶渊明之被征聘就有两说，一说在东晋义熙末年，征为著作郎（或著作佐郎），不就；一说在元嘉四年陶渊明去世前不久，未载请他担任什么职务，而他“将复征命，会卒”——看来他有可能同意出山，但可惜身体已经很不好，不久就去世了。

事情的真相应当是陶渊明之被征先后有两次，一在东晋义熙末，一在他去世前不久。陶渊明是义熙元年（405）十一月归隐的，到义熙末年仍不考虑复出，《饮酒》其九道：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

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

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

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在诗里“吾驾不可回”自然是对那位“田父”之规劝的回答，而在生活中，则应是对“有诏征为著作郎”的答复。东晋王朝已经很不像样，还替它当什么著作郎！

萧统《陶渊明传》载：“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元嘉是宋文帝的年号。此事虽未能实现，但后来仍然有专家称陶渊明为“宋征士”（钟嵘《诗品·中》）。陶渊明晚年忽然有可能出山，无非是因为想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晚年的陶老身体很差（“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多日躺在病床上（“偃卧瘠馁”），正是在这样实在难以为继的困窘处境中，他表示可以考虑复出，可惜这已经来不及了。

稍前他在对刘宋官员颜延之的谈话中说：“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陶征士诔》）做人不妨圆通一点，不必死守什么教条。这些话自然是他对年轻朋友的教诲，同时应当也是他晚年价值观念的新说明，也可以间接地用来解释他对刘宋朝廷的征聘为什么亦大有接受的可能。如果不是那么匆匆地去世，陶渊明的形象也许会发生令人刮目相看的发展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