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帆笔下的杨振宁：杨先生没有教我物理，他教我开车

《报刊文摘》于2021年9月29日刊登过一篇《翁帆笔下的杨振宁》，现摘登如下：

2021年9月22日是杨振宁先生的百岁寿辰，商务印书馆特地为此出版了《晨曦集》增订版，作为杨先生的生日贺礼。

《晨曦集》初版于2018年，此次增订，增加了13篇文章。值得一提的是，翁帆也写了一篇极短文和一篇后记。因为作者惜墨如金，一般读者，也许看不出名堂，这里我尝试着做一点解读。

杨李之争

编辑新版《晨曦集》时，翁帆补入了《杨振宁的“雪泥鸿爪”》一文，此文极短，只有500多字，但它讲的是一件关系到杨振宁声誉的大事。

杨振宁和李政道曾有过亲密合作，并一起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然而，1962年，他们彻底分手了。分手的原因，是在“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发现中，究竟谁的贡献更大，两人出现分歧。

首先，科学的假设是谁提出的？李政道说，是他，这与杨振宁无关。其次，这篇论文的初稿是谁执笔写出来的？李政道说，是他，写出论文后交给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秘书打印的。

然而杨振宁有着完全不同的记忆。他认为，提出“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科学假设，是需要灵感的，而这种灵感的激发，依赖于一定理论基础。

所谓理论基础，指的是对称原理，杨振宁说，从1948年开始，他就致力于对称原理的钻研，到1956年与李政道合作写“宇称不守恒”一文时，他已经是对称领域有名的专家，而李政道是逐渐被他带入这个领域的。

至于论文是谁执笔写的，两人各执一说，倒是可以通过查证原稿判断。《杨振宁的雪泥鸿爪》一文中有几张插图照片拍摄的是杨振宁现存于香港中文大学档案馆的文稿（即当时原稿的复制件），文稿内容则是他在普林斯顿时期最重要的两篇论文，一是关于“规范场”理论的，二是关于“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也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

两文都是杨振宁交给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打字员打印的，上面有编号可以证明。而且两文中都有几个数学公式，当时的打字机打不出来，因为那时没有电脑，打字员使用的英文打字机里面没有希腊字母。于是杨振宁亲手把公式写到纸面上。

为此翁帆感叹地对杨先生说：“好呀，你留下‘雪泥鸿爪’了”，意思是说杨留下笔迹了。

这笔迹，对于“宇称不守恒理论”来说，就成了杨李之争的证据，说明原始文稿出自杨振宁而不是李政道之手。

相互陪伴的点点滴滴

《晨曦集》（增订版）中翁帆写的另外两篇文章，就都是本书的后记了。她自己说：“今年，杨先生99岁了，我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开车到处走。写这篇后记，既是记录新编《晨曦集》，也是记录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

这一次，翁帆采用了散文笔法，叙述她和杨先生相互陪伴的点点滴滴。文章中说，有些初次见面的人问翁帆：“你是不是杨先生的学生？”

她回答说：“不是，他没有教我物理，他教我开车。”

这篇散文便是从杨先生手把手教翁帆开车写起。其中讲到杨先生85岁以后，才把开车的任务移交给翁帆。

翁帆刚刚拿到驾照，杨先生就让他直上太平山顶。那段路，陡峭而狭窄，每到转弯处都不免令人心惊肉跳。然而当翁帆如履薄冰、手心出汗时，杨振宁始终神情自若，给她鼓励。

一次在香港的最高峰大帽山，翁帆在山顶上欲刹车时错踩油门，车子前冲，距离山崖只剩两三米，险些酿成一场灾难。从此翁帆心有余悸，不敢再上大帽山，但是杨先生却不当一回事，反而嘲笑翁帆“胆小如鼠”。

他们特别喜欢香港西贡的海边风景，翁帆还经常下海划橡皮艇，一直划到远方的小岛。而杨先生就坐在岸边喝茶读报。两人都感到非常惬意。

然而有一次翁帆所到的小岛上没有手机信号，与杨先生断了联络，急得杨先生差点报警。

杨先生是敢冒险的，美国一些陌生的国家公园，他也要去闯一闯。他开车，让翁帆拿地图导航，两人合作完美。因为杨先生的好奇心，他们甚至还在半夜里开车到火山附近，去看喷发出来的熔岩流入海中的盛景。

翁帆《晨曦集》后记：

杨先生没有教我物理，他教我开山路

新版《晨曦集》增加了不少内容，其中有两篇非常有分量的文章：

一是杨先生1971年访问新中国后回到美国的演讲。杨先生是首位自美国访问新中国的华人科学家，他讲述了在新中国的所见所闻，眼里是新中国的各种好，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引起轰动。

二是1971年邓稼先先生给杨先生的一封信，信中邓先生告诉杨先生，中国原子弹除了开始时有苏联专家的一点帮助外，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成功的。杨先生见信一时难掩心中激动之情。

1971年邓稼先写给杨振宁的信

新版《晨曦集》中另有两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都是从几幅旧照片谈起。一篇是杨先生的发小与挚友熊秉明先生撰写的《杨振宁和他的母亲》。我记得初次阅读后，对熊先生的佩服之心油然而生。读者可以从熊先生对几幅照片的描述中，看到熊先生作为艺术家与哲学家细腻而敏锐的洞察力。

另一篇是李昕先生的《从杨振宁的几幅照片谈起》。李先生从历史的角度讲述杨先生的家国情怀。李先生的分析客观而中肯，足见其作为一名资深文化人与出版人的修养。

我们最后一次在香港是2019年2月。杨先生现在身体还好，只是不宜再长途旅行，这对先生来说是件憾事。对先生来说，开车四处“探索”是闲暇时的一大乐趣。我们最快乐的回忆之一便是自己开车穿梭于香港的青山绿水之间。香港给人的印象通常是高楼林立，其实香港的绿化率很高，达到70%以上。

杨先生喜欢开车，在85岁时才把开车的任务移交于我，在此之前，是他负责开车。那时亲戚朋友常劝他不要开车，可他自己乐在其中。

他在香港开车的确有过危险。香港车辆是靠左行驶，曾经两次他在左转弯时把车开到错误的一边，迎面的大巴司机急得指着我们大骂。幸好那时大巴那边是红灯，所有的车辆停止不动，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我们开着一辆十多年的老车。杨先生第一次带我翻越山林到沙头角时，上山走了一段路后汽车的空调便失灵了。香港的夏天非常闷热，开着车窗还是很难受，但是后来每每回想起来却觉得十分有趣。杨先生的秘书跟我们提过好几次：“换一辆吧。香港已经没有人开这么旧的车了！”后来，我们的确换了一辆新车，在前一辆车第十七个年头时。

杨先生没有因为自己不开车了而停下步伐。我刚拿到驾驶执照，杨先生就要我开车“上山下乡”。那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拿驾照没有多久就开车上了太平山顶。通常汽车开到山顶广场就会停下来，那次杨先生建议开到山顶。

继续往上走，路只有一个车道那么宽，路的一边是没有遮拦的陡峭山坡。遇到下山的车时，只能其中一方退到稍微宽敞的地方让行。这段路程对新手来说会感觉如履薄冰，可是已经走到一半，无法回头，只能硬着头皮往山上走。后来我问杨先生当时担不担心，他说一点都不担心。

又有一次，我们开车上大帽山。大帽山是香港最高的山，海拔900多米。开车上大帽山并不困难，只是当我把车停到山上停车的位置时，我把油门当成了刹车踩，汽车突然向前加速。车位前面两三米就是山崖，附近站着的几个人都惊叫起来。幸好我反应快，立即换踩刹车，逃过一场灾难。只是过后每每想起都心有余悸。

杨先生却不当一回事，过一段时间他又提议上大帽山，被我坚定地拒绝了。杨先生笑话我道：“当初你和同学到内蒙古大森林背包徒步，我还以为你很有冒险精神，没想到你原来胆小如鼠！”不管他怎么软硬兼施，我再也没有上大帽山。

相比之下，开车下乡的记忆轻松明快很多。杨先生第一次请我吃饭是在西贡郊区海湾边上的一个港式餐厅。餐厅有一排圆桌沿着沙滩一字排开，沙滩窄而绵长，人与海是如此地近，可以闻到海水咸咸的味道。

海湾里常有人练习风帆，再远一些有白色的游艇点点，再远一些有大大小小的岛屿。后来，这里成为我们最爱去的地方。十多年来，我们一有空便到这里，面朝大海，看尽了这个海湾的春夏秋冬和日月星辰。

我最喜欢的户外运动是划橡皮艇。我喜欢在这个海湾里划着橡皮艇到远处的小岛，沿途看脸盘大的水母，听深深的海水撞击岩石发出的深沉的咚咚之声，犹如钟鸣，让人紧张而兴奋。小岛上没有人烟，唯有白色的贝壳铺满地面。

杨先生只到过最近的一个小岛，去远处的岛屿我则不敢带他同行。那边的海水不如海湾里那般平静，手机也没有信号。有一次，他在岸上喝茶看报，我出海很久没有返回，手机又联系不上，急得他差点报警。

西贡海湾在香港新界的东部。我们也喜欢开车一直南下，到香港岛南面的石澳村看海。石澳的海边有座小山，上山沿途可见巨大的岩石，海面广袤无边，景致相当壮阔。回程我们通常会经过赤柱和浅水湾。有时在赤柱的大排档喝一杯冷饮，有时在浅水湾大酒店喝个英式下午茶。

另一个我们常去的地方是新界北边的鹿颈路。鹿颈路隔着海湾与深圳盐田区相望。鹿颈路沿岸有红树林，海湾的小岛上有成群的白鹭。运气好的时候，会看到白鹭翩翩起舞。看完白鹭，我们在村里的大排档吃走地鸡饭，老板总会拿出自己收藏的好茶请我们品尝。

杨先生总说，在香港不开车的话会错过太多的美好。的确，香港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就连沿途的自然风光也百看不厌。郊外的路径和设施通常非常便利，又丝毫没有破坏大自然的美感，一切人工干预恰到好处，不多不少。一路走来，总觉得十分舒畅。那些年，我们走遍了香港的山山水水。

现在，茶余饭后谈起那些时光，我们还总能体会到走在香港乡村路上的明朗与舒畅。事实上，不仅在香港，在世界很多地方，我们都曾开车走过。我们曾在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和大提顿国家公园（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开车走了四天，那时还是杨先生开车，我拿着一份地图当导航。我们合作完美，四天下来把两大公园走了个遍，一路顺畅。我们也试过自伯克利（Berkeley）开六个小时的车到太浩湖（LakeTahoe），那一次经历也是非常难忘。

那时太浩湖区已经连续下了一周的大雪，我说去太浩湖太危险了，可杨先生坚持要去。那天，杨先生开完会已是下午4点，我们租了一辆车，从伯克利出发前往太浩湖。

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开始进入山区，雪又下了起来，越下越大。天也开始黑了，山里的路已经积了一周的厚厚的冰雪，而我，从没在大雪中开过车！

杨先生提醒我：不要急转弯，不要紧刹车。我谨记这两点，在大雪中匀速前进，紧握着方向盘的手都握出汗来。更要命的是，我们租的车不是四轮驱动，而是一辆最最普通的小型轿车。我们怕湖区可能因下雪封路，就打开收音机收听路况，可是汽车无线电功能太差，或者是天气恶劣的缘故，声音极不清晰，只断断续续听到重复着的“Highway×××...dangerous”（×××公路……危险）。

直到路经特拉基小镇（Truckee），我们在快餐店问了一对从相反方向过来的夫妇，才知道前方的路没有封，可以继续前进。当我们抵达太浩湖边上的酒店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

第二天清晨，当我推开阳台的门时，便知道太浩湖以她最美丽的姿态回报了我们的一路惊险。湖水蓝得发绿，雪厚厚地覆盖着屋顶，堆成柔和的曲线，长长的冰柱从屋檐垂挂下来。我们走在湖边的路上，一脚踩下去，雪快及膝盖。四处静阒无人，只有时不时从松柏上掉下来的雪块发出啪啪的响声。

那些年，我们还试过在夜里开车到火山附近，看喷发出来的熔岩流入海里。那些时光，都是源于杨先生喜欢四处探索的冒险精神。如果没有杨先生的坚持，我大概会少了很多有意思的经历和体验。

有些初次和我们见面的人问我是不是物理专业，是不是杨先生的学生，我有时这样回答：不是，他没有教我物理，他教我开车。

今年，杨先生99岁了，我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开着车到处走。写这篇后记，既是记录新版《晨曦集》，也是记录我们一起走过的一些日子。

2021年7月初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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