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二十四史作注的人（中）

2018年，孙晓（左）与今注本《两唐书》主编杨际平。

《今注本二十四史》的编纂手稿。

　　对于《今注本二十四史》这个项目，《宋书》主编朱绍侯察觉到了经费不足，多年后他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这种情况一般作者并不清楚，又不能大肆宣扬，因为那样就会散了人心，以致覆水难收。”即使因为不能依约支付稿酬，编辑部只得一次次退稿返工，他依然会按要求进行修改。
　　“就像君子之交，说好了，很默契，就这样做下去，难也要做下去。”负责今注本编辑工作的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秦汉史研究室主任赵凯说。

“老师的教导就是求真”

　　2016年，借着一次会议的机会，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找到华侨城集团，郑重谈起《今注本二十四史》这件事。对方被他们的苦心与坚韧打动，同意投资。“简直不能形容有多激动！”大家奔走相告。
　　因为编委会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无法跟华侨城签协议，作为执行总编纂的孙晓以个人名义签了约。这意味着如果没能如期完成，孙晓会被无限追诉。压力、担心当然都是巨大的，但跟很多事相比，这似乎又不值一提。
　　他算过，一部书基本是两代人。项目启动时，今注本《隋书》由南开大学教授杨志玖负责，杨志玖于2002年去世，他的学生、天津师范大学教授马俊民接棒。再后来，马俊民于2011年去世，他的学生张玉兴继续。
　　一本《隋书》今注，已是三代学人。《今注本二十四史》全书约1.4亿字，其中注释1亿多字，是原著的3倍。人名、地名、职官、典故以及所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典章制度、风物习俗及疑难字句，全部都要作注。
　　什么概念呢？二十四史原著大约3700万字，卷帙浩繁，年代久远，多有谬误。注释者要在不同版本的原文间互校，一部史书可能有十多个版本，互校一遍，几年就过去了。而进一步作注释需要参考的材料，比如地方志、敦煌文献、考古发现等，可以说难以计数。
　　写下一条十几字的注释，书桌前的人，可能跋涉过上万字的材料。《北齐书》卷三《文襄帝纪》高澄给侯景书曰：“况闻负杖行歌，便以狼顾反噬。”“负杖行歌”之典来自何处，让主编陈长琦费解，反复翻检，甚至用电子文献检索也无果。后来，陈长琦找到西晋刘琨《答卢谌书》“国破家亡，亲友雕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句，才发觉“负杖行歌”是“负杖行吟”的创新性化用。而“负杖行吟”又是“负杖”与“行吟”两典的合用。“负杖”典出《礼记·檀弓下》：“战于郎。公叔禺人遇负杖入保者息。”“行吟”则出自《楚辞》卷七《渔夫》：“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说的是国家危亡之际，忧国者未获理解。
　　这位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参与老师朱绍侯主编的《宋书》今注，又任《北齐书》《周书》今注主编。一开始，他估计《宋书》今注一年多即可做完，实际做了三年多。其间除了教学、行政工作，其他科研工作都停顿下来。
　　这也是很多人的状态。吴树平曾主持撰写《全注全译史记》，20多位史学家参与。今注本《史记》以此为基础修订，可工作量依然巨大。原版本有注释、译文而无校勘，部分注释非常短少。为提高效率，70多岁的吴树平放下一切工作，一人承担起修订、补注和校勘的全部任务。
　　比A4还小的16开纸上，空隙处塞满了红色的黑色的小字。底稿写不下，在旁边贴纸条，还不够，就在纸条上贴纸条。最多一页贴了3000字。内容全是手写，怕打字员打错，每个字都一笔一画。
　　一坐5年，增加的注文翻了三倍。《史记》原文50万字，三家注150万字，今注本《史记》600多万字。编辑刘艳强收到手稿时吓了一跳，那是座一米多高的“小山”。
　　《汉书·文帝纪》记载过一则著名的“养老令”，汉文帝下诏书：“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疋，絮三斤。”
　　“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否能够支撑这个政策，是值得怀疑的。历来关于《汉书》的注释，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读者们也是熟视无睹。”赵凯参与了今注本《汉书》的注释，他们发现，“养老令”可能多了一个“月”字，汉文帝的赏赐应该是一次性的举措。
　　“这个问题看上去微不足道，实际上并不简单，它涉及诸多历史问题。比如对汉文帝的客观评价，对汉代乃至中国古代养老制度的评介，对中国养老文化的研究等。”赵凯说，“如果没有这个，大家看到的就是中国的养老倒退了多少年，看到以后，我们就觉得历史其实是平缓发展的。”
　　“今注本《二十四史》要体现史家注史的特点，要反映史学界对二十四史研究、对历史研究的新成果。这就要求注史者具有深厚的史学修养，对所注史书涉及的史实、对所注史书的相关研究成果有较为准确、全面的把握。而史学之难，在于其包罗万象，史学成果汗牛充栋，真正能够做到全面吸收史学研究成果，真正做出好的成果非常之难。”陈长琦说。
　　他记得，老师朱绍侯曾告诫他们，校勘不能草率，在遇到文句读不通的地方，千万不能“增字解经”、“改字解经”，千万不能轻易下决断。改动的地方一定是证据充分、能够经得起检验的，否则宁可保留存疑。
　　“我们要把历史真实的一面尽可能呈现。”张玉兴说，“作为研究历史者来说，从入门开始，我们的老师，老师的老师，对我们的教导就是求真。”

“什么杂念都不要有”

　　相比一个理论，一篇论文，一本专著，这是一项几乎没有显示度的工作。
　　“古籍整理做得很辛苦，最后你是替司马迁、替班固、替古人来修修补补，而不能系统地体现你的思想和观点。”今注本《后汉书》主编卜宪群说。
　　今注本《隋书》主编之一、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张玉兴经常听到一个问题，校勘不就是翻译了一遍，有什么学术含量在里头？“这是很外行的看法。古籍校书需要你有很深的积累，很吃功夫。”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即使在历史这个相对冷门的学科里，古籍整理是更冷门的那一个。
　　“高校的学术评价主要看学术论文、学术专著，特别是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权威出版社出版专著。校注属于古籍整理，在学校的学术评价体系中，与编著、翻译列入一类，属于次要科研成果。如果时间耗在校注上，势必影响论文、著作写作。”陈长琦说。
　　担任了15年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对这点感受很深，“古籍整理在目前的学科评价体系下面是吃亏的”。他解释，“如果两个人评职称，只有一个指标，一人有专著，一人是古籍整理，有专著的人评上的可能性更大。尤其是相比于《史记》等这些别人已经整理过多次的古籍。所以能够真正献身于古籍整理的人，是最不容易的。”
　　一部几十册的今注本古籍整理，按照有的考核标准，折合的分数只相当于一篇核心期刊论文。而在一些单位，这项工作对评职称“半点用都没有”。
　　他们清楚，这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选择，已经无关回报。
　　300多位历史学家来自5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都有教学和科研任务。时间是“挤”出来的，讲完课或赶完一篇论文，孩子睡下的夜里，还有寒暑假，“一点一点往前拱”。
　　“要心无旁骛，什么杂念都不要有。你要想着评职称，你要想着得稿费，你就干不了了。”吴树平说。
　　古籍没有标点，密密麻麻，作为《两唐书》今注本主编之一的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毛蕾以前眼睛很好，后来不得不借助放大镜。她用“坐牢”形容这些日子，太累了，偶尔出去休息一天是“假释”。
　　他们在一个被大多数人遗忘的地方，抵抗遗忘。张玉兴总想起老师马俊民的交代：“他给我们说过很多次，这个工作要认真来做，也许若干年之后你写的论文、你写的书都没有人看，但一定会有人来看正史。这是咱们文化的一个根。”
　　“特别是这些老先生，学历史的人往往在60岁以后完成一个基本的学术积累，真正的黄金时光才开始，可以写很多东西。可是他们把学术非常美好的时光义无反顾地交给了今注本的事业。”赵凯说。
　　陈长琦初稿完成后，寄给老师朱绍侯审阅，像当年给学生批改论文一样，年过古稀的老师修改到标点。
　　为帮大家节省精力，《两唐书》今注本主编、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杨际平，梳理相关墓志中的人名，又把地理志上所有地名用现代地名标注，做成基础资料供团队使用。那时他已经80多岁。
　　“他就觉得，你们都是在职的，都有很多事，他就做这种能给我们用的根本没有显示度的最基础的工作。”毛蕾去过杨际平家，先生没有书房，所有校勘都是在一张孙辈不用的课桌上完成的。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翻书、比对。不止一个人提到枯燥、琐碎、挫败和无聊。也不止一个人，提到快乐。
　　据新华社图据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