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 王瑟：边境贸易重开对于中印关系改善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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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瑟

本期编辑|姜心宇

本期审核 |江怡

我国西藏亚东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通往中印边境乃堆拉山口的公路（局部）。 图源：“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

2025年8月19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其间，两国同意重开仁青岗—昌古、普兰—贡吉、久巴—南加三处传统边境贸易市场。对于中印边境，更为外界熟知的可能是两国的领土争议，双方在边境地区的贸易交流却鲜为人知。事实上，中印边境贸易具有深厚历史传统，对两国边民的日常生活和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边贸传统源远流长

边境贸易可谓是国际贸易中最古老、最初始的一种形式，一般而言包括边民互市贸易、边境小额贸易等种类。与其他贸易途径相比，边境贸易规模较小、地域范围较窄、交易品种相对单一，但对一国稳边强边、维护周边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印毗邻而居，两国边境地带虽有高山深谷天堑阻隔，但双方依然在长期交往中形成了深厚的边贸传统。

早在七至九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西藏地方政权即已越过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山脉上的诸多山口、河谷，与邻近的南亚、中亚国家开展贸易交流。当时，由拉萨经日喀则、阿里，去往拉达克、克什米尔的商路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路因主要运送的货物类别，也被誉为“麝香之路”“食盐之路”和“羊毛之路”。

明清时期，西藏与阿萨姆、孟加拉、拉达克、克什米尔等邻近地区的贸易交流更为密切，开始成为连接中国内地和南亚地区的贸易桥梁。1792年，清乾隆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范化管理西藏与邻邦的商贸活动。此后，西藏地区边贸迅速发展，形成60余个传统边贸市场，其中就包括此次重新开放的仁青岗、普兰、久巴等地。

然而不久后，西方殖民者的侵略炮火就打破了西藏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为攫取与西藏的“通商特权”，英国殖民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两次入侵西藏，逼迫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与其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开亚东、江孜、噶大克为商埠，允许英国在三地派驻商务代办，并规定西藏与英属印度的来往贸易免税五年。自此，跨喜马拉雅贸易被强行纳入英国殖民体系，来自英属印度的茶叶、皮革、纺织品及其他轻工业品大量涌入西藏地区，导致其日渐沦为英国殖民者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对英属印度的经济依赖愈发严重。

1947年印度独立后，不仅未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反而继承了英国殖民者在西藏的一切“通商特权”，谋求将西藏划为其“势力范围”。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我国开始与印度政府谈判，1954年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签署《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取消了印度在我国西藏的各种“特权”，并详细规定了印藏贸易的新范式。

根据协议，印度可继续在亚东、江孜、噶大克三地设立商务代理处，但中方亦须在印度境内对等设立三处商务代理处，且双方机构享有同等地位和待遇；中方指定亚东、江孜、帕里，印方指定噶伦堡、西里古里、加尔各答为双方商人的贸易市场；在阿里地区，中方指定噶大克、普兰等十处贸易市场，印方亦同意未来根据需要在靠近阿里的相应地区指定贸易市场。此外，双方还规定两国商人、香客须经强拉山口、什布奇山口等六处山口或沿印度河谷由拉达克至阿里的习惯道路过境来往。由此，中印边贸摆脱了殖民时代的不平等条款，开始进入正常化发展的新阶段。

二、一波三折但不断发展

1954年后，随着中印签署通商协议和建交后“蜜月期”的到来，两国边贸显著扩大。1957年，我国西藏对印边贸出口额仅羊毛一项就高达233万元。而印度在中印边贸中更是处于顺差地位，同年仅在亚东一地，其边贸出口额就高达7187万元。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发生后，双边关系急剧恶化，边贸亦随之中断，进入长达30年的“冰封期”。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中印关系逐步回暖，两国边贸亦在尘封多年后重现曙光。1991和1992年，两国先后签署《关于恢复边境贸易的备忘录》和《关于两国边境贸易出入境手续的议定书》，同意在中方一侧的普兰和印方一侧的贡吉开辟边贸市场，并将邻近两地的强拉山口作为双方人员、货物的出入境通道。1993年，两国再次签署协议，在双方境内分别新设久巴、南加两地为边贸市场，并增开什布奇山口为边贸出入境通道。

然而，虽然中印边贸得以重启，但因强拉山口和什布奇山口基建设施水平欠佳、通达状况较差且气候较为恶劣，两国边贸发展严重受限。以什布奇山口为例，该通道在上世纪90年代的年均贸易额多在十万美元上下徘徊，进出口商品多为羊皮羊毛、草药香料等农畜产品，仅能满足两国当地边民的日常生活，难以发挥中印边贸的桥梁作用。为此，中印两国于2003年再度签署《关于扩大边境贸易的备忘录》，同意增设中方一侧的仁青岗和印方一侧的昌古为边贸市场，并将乃堆拉山口开辟为两国新的边贸通道。

与此前开通的两处通道相比，乃堆拉山口的贸易条件明显更具优势。一是基建设施更为完备，在中印两侧均铺设有柏油路面，可通行各类机动车辆；二是地理位置和通达状况更佳。乃堆拉山口位于中印边界锡金段，距亚东县城和印度锡金邦首府甘托克不过50余公里，距拉萨和加尔各答则仅500余公里，自古以来便是西藏地区通往南亚地区的交通要道。早在上世纪初，此地贸易额即已占到中印边贸总额的八成以上。

2006年，经过三年的准备工作，乃堆拉边贸通道正式开通。开市之初，印度政府单方面对双方交易品种进行管控，只允许印商出口29种商品、进口15种商品，且其中多为上世纪50年代双方交易的品类，早已落后于时代，两国边贸潜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贸易增长相对缓慢。2012年，印度进一步增加边贸交易品类，印商出口商品增至36种、进口商品增至20种，并允许进口中方的服装、鞋类商品等日用品，双方贸易额迅速增长。到2015年，乃堆拉通道的双边贸易额已增至1.5亿元，较2006年增长近百倍。

然而，中印边贸发展始终受双边关系和中印边境局势影响，可谓是中印关系的“晴雨表”。2017年，受洞朗对峙事件影响，乃堆拉通道的贸易额暴跌至871.6万元，什布奇通道的贸易额跌至2015年的6.9%。尽管随后两年中印边贸有所恢复，但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爆发后，乃堆拉、什布奇和强拉山口三条通道的边贸全部中断，直至近日才恢复。

三、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在中印贸易额中，边贸数额实际仅占很少一部分，然而重启边贸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从中印关系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与推动恢复中印直航、重启中印政府间交流机制等举措相同，重开边贸市场也是中印对外释放的重大外交信号，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重回交流合作轨道。恢复边贸有利于两国逐步积累互信，调节过去五年来双方在边境地区的紧张气氛，为边境局势的进一步缓和创造条件。

对两国当地边民而言，这一举措则可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以什布奇山口为例，因地处偏远、交通闭塞，山口两侧的边民世世代代依赖边贸互通有无、维持生计。恢复边贸往来，既可保证当地边民的基本生活供应，更可扩大其收入来源、提升生活品质。再如，自2006年乃堆拉山口开通边贸以来，山口两侧的经贸活动愈发繁荣。重开边贸市场，亦将带动当地加工、包装、物流、食宿等多个产业发展，为两国边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此外，恢复边贸还将有力促进双边人员往来，而这种民间层面的直接接触则是中印两国消除误解、释放善意的最佳方式。“民心通则互信生”，恢复包括边贸在内的民间交流，有助于逐步改善两国民间对彼此的认知，为双边关系的长期发展培育民意基础。

然而，重开边贸市场只是一个开始。若要充分释放两国边贸潜能，还需作出更多努力。一方面，中印边贸通道多位于海拔较高、气候恶劣的高山山口，本就在“天时”“地利”方面欠缺优势，更需建设完善的基建设施以弥补不足。目前，除乃堆拉山口基建设施相对完备外，强拉山口、什布奇山口只铺有简易土路，通行能力欠佳。同时，印方在这三处山口的边贸市场面积有限，水电、仓储、检疫等配套设施仍不完善。

另一方面，印度单方面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束缚了两国边贸潜能的充分释放。在交易主体上，印方仅允许边境特定区域的边民参与交易；在交易时间上，限定在夏秋季节，且每周仅有四天、每日仅有六个小时可供交易，并且不允许印商在中国境内过夜；在交易规模上，每天限制印商车次、过境人数，且在印方边贸市场中仅留出极少铺位供给中方；在交易品类上，印方虽在2012年扩充边贸交易清单，但仍难满足目前中印边贸的现实需要。

归根到底，中印边贸发展需建立在和睦友好的双边关系基础之上。从历史上看，只有双边关系和睦、边境局势稳定之时，中印边贸才能得到发展并走向繁荣。当前，中印关系逐步改善，若两国能持续相向而行、排除干扰、拓展合作，不断增强互信，那么中印边贸的巨大潜力便有可能真正获得释放。

作者简介：王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 世界知识 ”微信公众号2025年10月15日文章，原标题为《 王瑟：鲜为人知的中印边境贸易有多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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