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杨振宁：一段跨度50年对“物理学的未来”的思考

编者按：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杨振宁2025年10月18日逝世，享年103岁。杨振宁的百年人生，满是一段段科学探索、家国天下的佳话。国内已出版多种杨振宁传记，其中，中国台湾学者江才健撰写的《杨振宁传：规范与对称之美》得到了杨振宁本人的认可，称这“是一本有深度、有文采的好书”。这本书初版于2002年，2022年出版简体字版增订本。作者在增订本中补上了一章《再版后记：东篱归根》，回顾了杨振宁由美回国定居，对高能物理发展前景的悲观，晚年的物理学研究成功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介绍了杨振宁晚年对物理学未来的思考，这段思考前后跨度超过50年，相信对物理学者和广大科学爱好者能有启示意义，我们特别摘录《再版后记：东篱归根》中的相关内容，作为对杨振宁先生的特别追忆。

江才健/文

江才健 著

后浪︱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2年10月

杨振宁是2003年12月24日由纽约石溪搬回北京的。这离他1945年11月24日坐船初抵纽约，整整58年零1个月。

清华大学盖的三幢“大师邸”早已落成，三幢房子一幢是给杨振宁，一幢给林家翘，另外一幢给了杨振宁后来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请回清华的杰出计算机数学专家姚期智。清华大学这三幢单门独院的两层住宅，是有点美国新住宅形式的两层小楼，虽说和校园中较陈旧的住宅比较，显出讲究得多，但也算不上豪华。

耄耋之龄的杨振宁，虽然也已不如过去那样奋力在物理前沿工作，但是仍然写了几篇很好的论文，发表在一流期刊。这些工作是延续他20世纪60年代所做的统计物理研究，这方面研究当年因为没有实验技术可以证实，所以到70年代他就不再做了。近年这方面的实验技术精进，有了许多极其美妙的新的实验，成为一个被称之为“冷原子”的热门领域，他20世纪60年代的工作也多被证实，杨振宁于是重拾旧笔，再成新篇。

杨振宁也说自己十分幸运，到了这样的年纪，还有机会和能力能够在科学前沿上工作；他说在科学历史上，这样的情形是很少见的。

搬回北京之后，杨振宁除了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书，更多关心广泛的教育、文化甚至政治问题，他不但经常受邀在中国各地公开演讲，也在新加坡等华人地区多次演讲。

有一回，他回答记者中国该如何创新的问题，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提倡创新，他认为有四种创新：一是爱因斯坦式的创新，一是杜甫式的创新，一是比尔·盖茨式的创新，一是任天堂式的创新。杨振宁认为，这些创新名字是一样的，但是性质很不同。

他认为，必须注意这些性质的创新，哪些对当前社会最为重要。他说，对中国来说，比尔·盖茨和发明任天堂的创新，对当今中国是最需要的。他也说比起这些，得诺贝尔奖反而不是最重要。

2008年1月份，北京三联书店发行了杨振宁的一本新书《曙光集》，3月间新加坡的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也发行了《曙光集》的繁体字版。《曙光集》是杨振宁1979年以后的一些文章、演讲、访问以及少数其他人来信和文章的集子。这个集子的出版，反映了杨振宁二十多年来关心的科学与科学以外的问题，他自己生活的重心，以及他对自己科学历史地位的一种评价。整体来说，其重要性和代表性比起他以前出版过的《读书教学四十年》和《读书教学再十年》来得更高。

《曙光集》中除了有文章谈论一些著名的大科学家，也有文章是关于与他合作的科学家，譬如谈与他共同做出“杨—米尔斯理论”的米尔斯过分谦抑而未得应有评价，以及和他有长久友谊的黄昆、邓稼先和熊秉明。这些人都有一个似乎特别吸引杨振宁的特质，综合起来讲，可以用杨振宁过去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宁拙毋巧”。文章中显现杨振宁对于这些朋友的深厚感情，对于他们为人处世风格的深刻欣赏，也展现了杨振宁自己对于人生的一种评价和标准。

2018年杨振宁再出版了一个文章集子《晨曦集》，他在书的前言写道，10年前出版的《曙光集》，是因回顾自己经历过的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那段时间有如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长夜，他认为中华民族走过长夜，已看见了曙光。当时觉得改革开放30年，才迎来了曙光，天色大亮恐怕还要30年。他说，没想到10年时间，国内与世界都有惊人的巨变，虽然天还没有大亮，但是曙光已转为晨曦，因此新书就用了《晨曦集》的书名。

《晨曦集》中收录有杨振宁自己的八篇文章，虽然不到全书一半篇幅，但是其中几篇文章反映的是杨振宁对物理科学的一种价值视野，在科学历史上有重要代表意义，值得特别一提。

《晨曦集》中的头一篇文章《20世纪物理学的三个主旋律：量子化、对称性、相位因子》，是2002年杨振宁在巴黎国际理论物理学会议所做的报告，这篇文章彰显杨振宁一贯思维中透视近代物理学“对称决定交互作用”的观念。文章之后还收录了2007年所写的文章附记，提出他对于21世纪理论物理学的主旋律的一些想法。他在附记中写道：“由于人类面临大量的问题，21世纪物理学很可能被各种应用问题主导，这些当然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与20世纪的主旋律相比较，它将缺乏诗意和哲学的质量。”清楚展现着杨振宁对于物理科学的一种欣赏品位。

《晨曦集》的第二篇文章《菩萨、量子数与陈氏级》与第三篇文章《麦克斯韦方程和规范理论的观念起源》，阐明的是杨振宁一生最重要工作“杨—米尔斯规范理论”的概念源起，也意在言外展现了他对于物理概念数学完美性的偏好，甚有深意。

《晨曦集》中另外也收录了《物理学的未来—追忆麻省理工学院百年校庆时对物理学的未来的讨论》，主体是2015年杨振宁在新加坡 “杨—米尔斯规范理论60年”会议上所发表的《物理学的未来：重新思考》一文，因为文末还加上了当年费曼与杨振宁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言的两个附录，因此用了一个更为统合性的文章题目。

杨振宁的“物理学的未来”文章，是1961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百年校庆一个小型座谈会上的发言，参加那个以“物理学的未来”为主题座谈会的有四位物理学家，分别是考克饶夫、帕尔斯、费曼和杨振宁。四人中最年轻的杨振宁39岁，费曼长他4岁。

杨振宁在座谈会上是第三个发言，他所讲的“物理学的未来”内容，展现出年轻杨振宁很早便有的一种对于物理学的评价视野，54年后他再续“物理学的未来”前章，重新谈论他对于物理科学未来的展望，更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

就如同1961年杨振宁在“物理学的未来”中所说，20世纪前半叶物理科学的发展，宛如一首英雄史诗，在物理学领域不但有扩展我们物理知识的重大发现，还经验到不止一个、不止两个，而是三个物理概念的革命性变化，那就是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以及量子理论。

但是杨振宁却很清楚地指出来，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物理科学理论发展，“由可观察经验向着非物理范畴经验的延伸解析”和 “以外推探究无可探知领域的化约齐一性”，都在一起步便遭遇了困难。这些困难，其实也包括了他自己与米尔斯在1954年所探讨的规范对称性工作。虽说他当年所提出的这个数学探讨解析，对于往后基本粒子物理理论的对称结构数学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突破贡献，但是杨振宁却直观地意识到其中的不周全性，这也正反映在1954年他面对泡利质疑时的回答态度之上。

1961年杨振宁在“物理学的未来”文中，虽然提出那些年中物理科学实验操作层面的大幅进展，也给其他科学带来影响，但是他却清楚地指出，物理科学实验探究能力的扩大，以及对于其他科学带来的影响，并不是物理科学最重要的价值。杨振宁展现他对于物理科学价值的关键字句便是：“物理科学能成为一个独特智力成就，主要在于一些概念形成的可能性。”

杨振宁再指出，“一个实验的结果要有意义，概念必须建构在我们直接感受的经验和实验实际运作的每一个层次”，实际上直接指明了当时所谓的实验证据的瑕疵盲点。大物理学家维格勒说，探究当时的物理理论，概念上至少要穿透四个层次；杨振宁借维格勒此说点出当时要拟想一个更深入、完整的物理理论体系结构，将面临巨大的困境。

接着杨振宁清楚地说明了他对物理科学的信念：“在此物理学家面对了困境，那就是物理学家的最终判断在现实中。物理学家不同于数学家或是艺术家，不能凭借自由想象去创造新的概念、建构新的理论。”

其后杨振宁再借助一些例子，说明人类进行实验设计时受制于先天概念选择的盲点，以及人类构思宇宙自然问题所面对的智能极限挑战，总结他对于物理学未来发展的一种审慎持疑看法。

1961年麻省理工学院座谈会上接着杨振宁在最后发言的费曼，以他一贯风格的一种善于言辞的表达方式，做了较长论述。简单来说，费曼对于杨振宁的持疑审慎不表赞同，认为任何时代都有困难，但应有勇气。他甚至以一千年尺度来做回溯与前瞻，提出一种乐观态度看待物理学的未来，认为可能会有最终的答案。

2015年杨振宁在新加坡发表的《物理学的未来：重新思考》，虽说是一篇很短的文章，却是杨振宁物理科学信念的再次清楚阐释，未来将会是物理科学历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文献。文章中杨振宁简单重述了当年他自己与费曼的论点要旨，也很直接针对当年提出也许物理科学很快会有终极解决的费曼观点，提出质疑。

杨振宁在文章中说：“费曼是与我同世代一位具有了不起直观的物理学家。看他的这些文句，我好奇的是：（一）1961年他脑中想的最终答案是什么形式，而（二）他在晚年是否依然有那样乐观的看法。”

杨振宁接着列出了过去50多年物理科学上一些重要的发展，包括一个特殊的对称破缺模型、电弱理论、非交换规范理论的重整化、渐近自由和量色动力学、2012年希格斯粒子戏剧性的实验发现以及一个可运作的标准模型和一个SU(3)×SU(2)×U(1)规范场等。

杨振宁说，1961年以后的50多年，在物理概念上更上了一个层次。接着他以一连串的自问自答方式说，是不是有更多的物理概念层次，比我们现在所达到的层次更深一层？我相信有，且有很多。我们何时可能达到下一个层次？如果有可能，我相信也是在遥远的将来。接着他说，为什么你如此悲观？我不是悲观，我只是实事求是。

2015年7月底在北京，我曾经以他当年那篇先谕式的文章，以及1961年他的看法与费曼十分乐观看法的差异，就教于他。杨振宁的回答是：“我在1961年对物理学前途的态度与费曼面对物理学前途的态度，基本反映了两个不同文化背景对物理学前途的认识。我是从中国传统儒家‘吾日三省吾身’的教训下引导出来的一种世界观，他是美国文化的世界观。”

在杨振宁十分含蓄的说法中，隐含着一个文化差异性的根本问题。其实看1961年费曼在发言中说的，“科学研究的精神不一定会再度萌生，因为科学精神主要是靠北半球的先进国家在发扬，不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便可以清楚看出来，近代科学与西方文化依违相生的深远关联。

2015年，因为协助《环球科学》制作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100年的专题，我与杨振宁做了一次访谈。我特别以他1961年文章所说人类有限智慧探究无穷宇宙的困境，与爱因斯坦所说“我只知道两个事情是无限的，一个是宇宙，另一个是人类的愚昧，我对前一个还不能确定”的说法相提并论，也问他现在物理科学的一些新理论虽说数学推演很好，在物理上却面临是否可以运作的问题，我在提问中说，这既是一个终极的哲学问题，也是一个科学问题。

杨振宁当时回答说：“不错。像超弦论，它已有了极重要的数学影响，但是否与物理现象有关还是未知数。另外，我对超对称不那么乐观。有两个原因。第一，一个数学的东西如果被基本物理学采用，就一定是很妙的数学，这有过去很多的例子。可是超对称的数学不是最妙的，所以我猜想不是基本物理的基石。关于这一点我在1979年的一次纪念爱因斯坦诞生百周年讨论会上就讨论过。另外，它搞了好几十年，还没有任何与实验相关的结果，所以我对它的未来表示怀疑。”

2018年出版的《晨曦集》，翁帆在书的最后写下一个很短也很好的后记。翁帆在后记中写道：“《晨曦集》的出版又值先生95岁寿诞。先生常说他的一生非常非常幸运。与先生在一起十几年，渐渐明白了，一个如此幸运的人，他关心的必然是超越个人的事情。同样，一个如此幸运的人，自然是率真、正直、无私的，因为他从来不需要为自己计较得失。”

“他本可以简单地做一位居于科学金字塔顶端的活神仙，可是他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让他义无反顾地坚持他认为重要的事情。”（本文节选自江才健著《杨振宁传：规范与对称之美》的再版后记，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