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 2025 年夏天撰写本文时,英国部分地区正在经历干旱。这让我觉得挺奇怪的,不列颠群岛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和湿润,多雨。
但事实是,干旱确实发生在英格兰,而且这种情况还并不少见。更奇怪的是,掌控着英国供水命脉的私营水务公司,在三十年间向股东派发了高达850亿英镑的股息,同时却积累了近数十亿的巨额债务,却又任由老旧水管漏掉近三分之一的水。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答案就藏在三十多年前那场声势浩大的“水务私有化”运动中。这个故事,是一个关于资本、公共责任与监管失败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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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的终结:从公共泉到私人水
现在的英国,供水与售水业务,已有数百年历史。在中世纪时代,富人会花钱雇人从远处把水一桶一桶挑回来。而大多数城镇普通居民,则依靠当地的水井、蓄水池或河流取水。一些较大的城镇会建造特殊的喷泉,
通过名为“导水渠”(conduit)的水道供水。修建这些设施的资金,来自市议会和当地修道院,还有一些富人的捐赠。
起初,导水渠的水是免费提供给市民的,但酿酒商和其他企业必须付费,主要是因为他们用水量太大。
直到16世纪,水利工程的改进催生了,现代自来水系统的雏形。木制水管、水轮机和抽水装置等技术传入伦敦,并在伦敦得以应用和普及。 16 世纪 70 年代,一位名叫罗伯特·莫里茨的荷兰或德国移民,在伦敦开设了该市第一家自来水公司。尽管技术原始、供水断断续续,但“用水付费”的商业种子已然埋下。
在18世纪之前,曼彻斯特的主要水源是当地政府部门维护的公共喷泉,此外还有水井、河流和储雨池。但从1700年到1811年,由于纺织业的蓬勃发展和工业化推进,曼彻斯特的人口从仅仅8000人激增至近8万人。原有喷泉早已无法满足需求,居民们纷纷自己打井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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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年,对 81个英国大城镇的调查发现,仅有5个城市的自来水,由股份制私营水务公司提供。当时,英国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和工业化经济,对水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地方政府发现自己越来越无力满足这一需求。
因此,私营水务公司应运而生,这些私企甚至直接向议会寻求供水控制权。
【第一次失败:市场失灵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瘟疫】
议会对私营公司的支持,是出于对“市场机制”的信任。然而,结果却是一场公共卫生灾难。
以曼彻斯特市为例,议会批准了“曼彻斯特索尔福德水务公司”接管了该市的供水系统,而且是直接越过地方当局批准的。之后,曼彻斯特这样的案例在英国各地屡屡重演。到1846年,一项对英国190个地方政府的调查发现,此时,已经变得只有10个地方政府还掌控当地的供水系统。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事实证明,这些私营水务公司也不过如此。曼彻斯特索尔福德公司等私营水务公司,管理的水库受污染、激增的人口和工业化用水失控,管理混乱等问题。他们为了省钱,偷工减料、不肯更换老旧管道,还向居民供应被污染的水,供水质量极差,问题愈演愈烈。
19世纪30年代中期,著名流行病学家威廉·法尔博士受命,统计英国的死亡率与死因,这也是英国首批科学意义上的死亡统计数据。结果令人震惊:1840年,英国的总体死亡率高达2.2%,而如今仅为0.9%。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甚至超过6%。城镇的死亡率远高于乡村,且死亡的原因都与供水有关。虽然人们当时尚不清楚,水中究竟有什么导致疾病,但他们确信问题就出在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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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报告,调查了英国城镇的高死亡率原因,指出私营供水公司是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以布里斯托尔镇为例,全镇 5000人中,原本只有不到 5% 的人可以使用自来水。但在1831 年至 1844 年间,接入私营公司供水后,这里的死亡率几乎翻了一番,成为全国第三高,仅次于利物浦和曼彻斯特。
事实宣告了“自由放任”政策的破产。1847年,议会颁布法规,要求水务公司必须持续向公众提供安全、优质的水。一年后,他们又通过了《1848年公共卫生法》,授权地方议会在必要时,干预供水与排污事务。
有了明确的法规以后,曼彻斯特市政府于1851年,从极度无能的“曼彻斯特索尔福德水务公司”手中收回了水务系统。随后,曼彻斯特市政公司修建了,从奔宁山谷引水的全新水源地,效果立竿见影。
到 19 世纪 60 年代,市政管控的自来水公司的数量迅速增长。1875 年,议会授权地方政府确保提供令人满意的供水服务,这项政策进一步加速了供水系统的公共化进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80% 的英国水务行业已转回政府手中。历史第一次证明,对于水务,强有力的公共管理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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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回归:从混乱到高效的流域管理】
然而,由于这场“市政化浪潮”并非是统一政策规划的,所以,造成了权力重叠、机构混乱的局面。1945年时,英国的河流供水与水质管理由198个供水机构负责,其中包括30家私人水公司、64个地方政府单位和101个由多个地方政府联合组成的水务委员会。这种庞杂而重叠的体制导致了重复建设、分工混乱和农村供水服务极差的问题。
直到一场大旱,英国政府才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1963年通过了新的《供水法》,开始整合这些彼此重叠的机构。但1963年的改革力度仍然不够。例如,全国仍有近1400个污水处理机构独立运作,分别负责污水的处理和排放。但污水最终又会排入其他河流,所以,这种“供水与排污分家”的体制完全没有逻辑。
因此,议会又在1973年通过了《1973年供水法》,建立了十个多职能机构,称为区域水务管理局(简称RWA)。
顺带一提,英国的其他两个地区,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在这一改革中采取了不同的路线。苏格兰成立了区域供水委员会负责供水与污水处理,而北爱尔兰则将相关职能直接交给中央政府。
RWA是一次科学的管理革命:它基于自然流域划分管辖范围,统一负责供水、排污、防污等全流程事务。它大幅精简了机构,提高了效率。在应对1984年的干旱时,RWA整合的水库系统成功经受住了考验。
很明显,RWA模式是成功的。但为什么短短几年后,英国又将其私有化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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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的豪赌:为何将成功的RWA再次私有化?】
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上台,掀起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其基本理念是:缩小政府规模,释放市场力量。
在英国政府于 1984 年成功上市英国电信后,水务成为下一个目标。而且水务公司自身也在游说,他们指出,由于欧盟即将出台的水质标准,如需达标,可能需要投资高达1亿英镑,而这种资金“只有资本市场才能提供”。
因此,1986年2月,政府正式宣布:将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RWA股份出售给公众市场。为了让这些公司在金融市场更具吸引力,政府附送了一系列“额外福利”:免除了这些公司之前的所有债务,相当于赠送了约50亿英镑。再额外拨付约15亿英镑的“绿色”资金;指令各公司提高水费与污水费35%-40%,以提升盈利能力;最后,这些股票以低于其市值22%的价格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
就这样,一个卸下债务、手握现金、保证涨价的“优质资产”被推向了市场。一场资本的盛宴开始了,而公众利益的慢性失血也同时发生。
【扭曲的伪市场:财富转移与监管困局】
私有化的后果迅速显现。一个奇特的“商业模式”形成了:
水务公司通过持续上涨的水费和大量举债来获取现金。这些钱一部分用于满足欧盟标准的必要投资,但更大部分则以高额股息的形式流入了股东的腰包。从1989年至今,这个数字累计在750亿至850亿英镑之间。
与此同时,对长期、耗钱的基础设施投资,是能拖就拖。1995年大旱时,约克郡水务公司的管道漏水率高达30%,每天浪费1亿加仑水,同年公司却创下利润纪录。
那么,监管者在干什么?
英国水务监管局(Ofwat)会根据每家公司的 成本指数,再加上它们各自独有的 K系数,来设定价格上限。这些指标每 五年 审查一次,这个周期叫作“价格评估期(Price Review)”。
在价格评估期内,Ofwat 会确定各公司的业绩承诺、预期收入水平,并在必要时施加罚款。换句话说,政府仍然牢牢掌握着行业运行的“遥控器”,而这带来了一系列后果。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英国政府和Ofwat 开始在价格评估中强调“降低水费”。结果,水务企业不得不削减资本支出,只保留最必要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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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至2024年间,英国居民的水费 实际下降了10%,但这也造成了 长期投资不足 与 设施老化 的问题。截至2024年,英国 60%的输水管网已服役超过40年,13%的管道甚至超过百年历史。英国自1992年以来 就没有修建过新水库,在干旱频发的英国,这显然不是好消息。
英国国家基础设施委员会在2024年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未来出现一次严重干旱,英国再度实行限水配给的概率高达25%。
同年,英国环境署(Environmental Agency)还报告称,严重污染事件的数量比前几年上升了60%。
目前的局面是,行业陷入 “投资的繁荣与萧条循环” :监管机构为讨好民意而压制水价,企业就削减投资;直到危机爆发,才被迫补救。
所以,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公有”或“私有”,而在于一个扭曲的“伪市场”。 监管者既想享受市场的效率,又不愿放弃控制的权力,结果造就了一个谁也不负责的烂摊子。
【今天的烂摊子:谁为未来买单?】
2024年,英国水务基础设施的投资额将从2004—2019年平均的 50亿英镑,飙升至近 240亿英镑,增长了四倍。这也意味着,未来消费者将面临 约60%的水价上涨。
英国政府使用一种叫作“杠杆比率”的指标来衡量负债水平,类似于债务与股本的比值。目前,有四家水务公司 因杠杆比率超过 60% 而被Ofwat列入重点监控名单,另有两家濒临这一红线。而最令人担忧的,是英国最大的水务企业——泰晤士水务。它拥有 1600万用户、200亿英镑债务,杠杆比率高达 惊人的88%,远远超过监管红线。
其母公司 Kemble Water Finance(同时涉足废物处理业务)已经在 2024年4月 违约了一笔 4亿英镑债券。
它急需股东注资,但Ofwat 规定,不允许项目方提供过高的回报率来吸引投资者。监管机构或许能向养老金基金、私募基金或主权财富基金施压,但在这个AI横行、科技投资更有前景的时代,谁还想往漏水的英国水管里砸钱?
更糟糕的是,债权人已经开始 削减泰晤士水务数十亿债务的账面价值;而私募巨头 KKR 在看清形势后,果断退出谈判,称“几乎没有任何上行空间”。
回过头来看,资本的欢宴过后,留下的是一地鸡毛。政府当年本可以参考苏格兰、北爱尔兰的公有模式,或德国和法国实行的是 混合所有制——政府持有资产,而私人公司受雇运营。但英国却选择了对资本最慷慨、对公众最苛刻的一条路。
回顾英国的水务历史,它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对于水这类公共产品,核心是建立一个透明、独立且具有长远视野的监管体系。这个体系必须能强硬约束资本对短期利润的贪婪,也能有效督促公共部门保持效率。
当公共服务的核心目标被资本回报率所取代,当监管者沦为“价格控制员”而非“长远规划师”,那么无论产权属于谁,最终的代价,都必将由每一位普通民众来承担。泰晤士水务高达88%的杠杆率,就是这份代价最清晰的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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