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联合早报 2025 年 10 月 21 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时明确表示,已收到中国发出的访问邀请,计划于 2026 年初访华,且 “一切基本确定”,核心目标是与中国达成 “公平的贸易协议”。这一表态并非偶然,而是美国在多重经济困局叠加、对华贸易战持续失效后,从 “极限施压” 转向 “务实求和” 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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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美国正面临债务、停摆、通胀交织的 “三重危机”,刚性压力迫使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对华策略。从债务端看,联邦债务总额已突破 37.9 万亿美元,债务与 GDP 比率高达 123%,远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定的 90% 警戒线;2024 财年债务利息支出更是达到 1.13 万亿美元,不仅超过国防预算,更占据联邦财政收入的 18.7%。
若美联储维持当前高利率水平,到 2035 年利息支出占比将升至 30%,“以债养债” 的循环正逼近财政破产的边缘。而中国作为美国第三大美债持有国,2025 年 7 月持仓规模仍达 7307 亿美元,尽管近年有所减持未引发债市崩盘,却已持续削弱美国债市稳定性,这让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重视中国在债务问题上的潜在影响。
此次美国政府停摆已跻身史上时长前三,对经济的拖累从初期每周 0.1% 升级至 0.25%,联邦雇员将首次遭遇完整薪酬周期的欠薪,仅此一项就将拖累 GDP 约 0.4%。民生领域的连锁反应更触目惊心:航空管制员因无薪工作导致全美航班大面积延误,若停摆持续至 11 月,占美国年旅游收入 20% 的感恩节旅游季将遭重创;陆军工程兵团 110 亿美元基建项目暂停直接冲击建筑业就业,75 万联邦雇员收入中断与低收入群体医保、食品援助计划停摆,已引发全美多地大规模抗议,民众不满情绪正不断侵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执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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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政策的自我反噬,则让 “击败通胀” 的竞选承诺沦为空谈。特朗普政府延续的对华关税,已将美国平均关税率推至 1934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18.3%。据测算,2025 年底美国消费者将承担 55% 的关税成本,美国家庭年均额外支出达 2400 美元;高盛数据显示,关税已直接推升核心个人消费支出通胀 0.44%,7 月生产者价格指数更环比暴涨 0.9%,成本压力通过供应链层层传导至终端市场,形成 “关税加通胀” 的恶性循环,与特朗普就职时的承诺形成尖锐对立。
更致命的是市场份额的不可逆流失:东盟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美出口占比从 19.2% 降至 14.7%。以农业为例,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2024 年美国对华大豆出口较 2018 年下降 28%,而巴西同期对华出口增长 41%,中国市场的 “替代效应” 已成为美国无法逆转的现实。
美国半导体企业因对华出口限制损失 1200 亿美元营收,中国减少的大豆进口则直接导致美国农场破产率上升 17%。特朗普政府逐渐意识到,试图通过关税与 “脱钩” 遏制中国,本质上是切断美国经济与全球核心产业链的联系,最终只会让美国企业与民众承受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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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此次主动对华示好,本质是带着明确的 “利益清单” 寻求合作,背后是经济纾困与政治布局的双重考量。从经济层面看,扩大对华出口已成为美国实体经济的 “救命稻草”。农业领域,美国农场主亟需恢复中国市场份额以消化库存,避免进一步破产;能源行业则期待增加液化丙烷出口 —— 中国进口量占美国该品类出口的 35%,是无法替代的核心市场;汽车行业更盼打开中国高端车市场,2024 年美国对华高端车进口额仅 517 亿元,仍有巨大增长空间。
同时,借助中国完整产业链降低成本的诉求同样迫切:哈佛商学院监测显示,在进口依赖度超 50% 的商品品类中,美国本土商品因对华关税出现 12% 的 “跟涨效应”,取消关税、重启合作成为缓解国内成本压力的关键路径。当 “极限施压” 无法奏效,“低头求和” 便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最优解。
特朗普的 “商人思维” 决定了其合作诉求仍以 “美国利益优先” 为核心,未来贸易协议的谈判,仍将是一场基于利益平衡的博弈。而中国在把握合作机遇的同时,也需坚守自身原则,推动达成真正公平、互利的贸易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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