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世中国区硬刚荷兰，绝不执行命令，荷兰约见中方，提出一个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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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了中国安世半导体的荷兰方面，发现情况不对劲，就在中方打响反制后，安世中国区正式出手了，10月19日发布公开信，与荷兰“切割”，一方面，明确拒绝执行荷兰总部的指令，宣布独立运营，另一方面，承诺保障员工权益与供应链稳定。

荷兰经济大臣卡雷曼斯紧急约见中方高层，还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协商解决因中方反制措施，引发的芯片断供危机。

2025 年 9 月 30 日，荷兰经济事务与气候政策部依据《商品可得性法》对安世半导体发起强制管控，冻结其全球 30 家实体的资产、知识产权及人员调整权限，有效期长达一年。

这一举措并非孤立行动，而是紧随美国 2024 年 12 月将安世母公司闻泰科技列入实体清单后的协同操作，美方曾明确提出 “更换中国籍 CEO 可获出口豁免”，荷兰的管控在时间与逻辑上均与之高度同步。

10 月 7 日，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企业法庭的裁决进一步加剧局势，暂停闻泰科技创始人张学政在安世的执行董事职务，任命一名拥有决定性投票权的外籍独立董事，并将闻泰持有的 99% 股权交由第三方托管，仅保留象征性的 1 股。

荷兰经济事务部大臣卡雷曼斯对外宣称此举是防范 “技术外流”，但未提供任何实质证据，其发言人面对 “是否受美国施压” 的质疑，仅以 “时机巧合” 含糊回应。

荷兰智库克林根代尔研究所学者马艾克・奥卡诺 - 海曼斯则直接指出，这种操作实质是 “被美国压着做事，成为跟在美国身后的温顺绵羊”。

面对荷兰的强制指令，安世中国区于 10 月 19 日通过公开信亮出强硬立场，明确拒绝执行荷兰总部指令，宣布启动独立运营模式。

公开信中提出三大核心主张：员工有权拒绝未获中国法定代表人同意的外部指令，工资福利由中国区独立筹措发放，企业将为员工应对外部压力提供全面支持。

这一回应并非空穴来风，安世中国区东莞工厂承载着全球 70% 的封测产能，年产量超 500 亿颗芯片，其二极管、MOSFET 等产品在全球车规级市场占据核心地位，出货量常年位居全球前列。

此前，荷兰总部曾试图通过切断系统权限、停发薪酬等方式施压，但安世中国区迅速依托本土供应链完成替代：晶圆供应切换至中芯国际，EDA 设计软件替换为国产新凯来启云方工具，生产计划调整为优先保障国内车企需求。

这种 “去荷兰化” 的运营调整，使得荷兰的控制权争夺沦为 “接管空壳总部”，实际产能仍牢牢掌握在中方手中。

截至 10 月 20 日，东莞工厂已恢复满负荷生产，国内客户订单交付率回升至 95% 以上，与欧洲市场的断供形成鲜明对比。

安世中国区的企业自主行动与中方官方反制形成呼应。10 月 4 日，中国商务部对安世半导体实施出口管制，禁止其中国工厂出口特定元器件，直接切断全球近 60% 的芯片供应来源。

这一措施精准击中欧洲汽车产业的 “准时制” 生产软肋，安世芯片作为博世、电装等一级供应商的核心组件，替代认证周期需数月之久，德国大众、宝马等车企很快陷入原料短缺困境，慕尼黑工厂率先停产，单日损失超 1 亿欧元。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警告，若断供持续 3 个月，行业损失将超 200 亿欧元，10 万个岗位面临风险。

10 月 9 日，中方进一步将重稀土纳入出口配额管理，直击荷兰 ASML 光刻机的核心技术依赖。ASML 的光源系统和磁悬浮平台需大量稀土材料，库存仅能维持 3 个月生产，消息传出后其股价单日暴跌 8.3%。

这种 “芯片 + 稀土” 的双重反制，让荷兰陷入 “管控安世却失产能，依赖稀土却遭限制” 的两难境地。

商务部发言人何咏前 10 月 16 日公开表态，直指荷兰的管控措施缺乏证据支撑，违背国际经贸规则，为中企维权提供明确支持。

供应链危机迫使荷兰改变强硬姿态。10 月 17 日，卡雷曼斯在议会质询中承认 “接管计划未走正常程序”，并于 10 月 19 日宣布 “将在几天内与中方部长级官员会面”。

荷兰驻华使馆通过外交渠道传递的核心请求十分明确：希望中方解除对安世的出口禁令，恢复芯片与稀土供应，以缓解欧洲汽车产业的断供压力。

但荷兰在关键问题上仍拒不让步，卡雷曼斯在电视节目中强调 “荷兰的决策基于自身判断，无需向任何国家道歉”，对 “无证据管控”“受美施压” 等核心争议避而不谈。

其提出的谈判方案显示，荷方已放弃 “绝对控制权” 诉求，但仍坚持在 “安全审查” 框架下保留对技术出口、高管任命等 20 类事项的否决权，试图通过设立双方认可的托管人实现妥协。

这种 “求援助却拒认错” 的态度，源于国内右翼势力的政治压力，也担心认错可能引发中方企业的巨额索赔。截至 10 月 21 日，中方暂未安排高层会面，仅同意由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开展技术性磋商。

这场争端背后是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深度绑定与利益博弈。安世半导体作为从飞利浦剥离的老牌企业，2018 年被闻泰科技全资收购后，形成 “荷兰研发、中国封装、全球供应” 的分工模式，东莞工厂的封装产能直接决定全球汽车芯片的供应稳定性。

荷兰的管控打破了这一平衡，却未能改变其对中国产能的依赖，这种 “你控总部、我握产能” 的格局构成天然制衡。

对中国而言，安世事件推动了成熟制程的自主化进程。中芯国际 12 英寸晶圆产能加速释放，国产 EDA 软件在实战中完成技术验证，为应对类似管控积累了产业经验。

闻泰科技则依据《中荷双边投资协定》提起仲裁，并在 WTO 揭露美国施压荷兰的会议记录，试图通过法律途径打破 “技术霸权” 规则。

欧盟内部的分歧进一步加剧荷兰的困境。德国等汽车大国因产业受损倾向妥协，宝马甚至威胁将电动车型生产线迁至中国沈阳，而荷兰仍试图维持对美协调姿态，这种内部分歧可能延缓解决方案的出台。

目前，荷兰已允许安世在谈判期间获得少量中国原材料，但仅能维持欧洲车企 3 周生产，11 月初成为决定断供危机是否升级的关键时间窗口。

安世中国区的独立运营仍在持续，国内产能的稳定输出为中方谈判提供了坚实支撑。荷兰的谈判请求虽释放出缓和信号，但核心诉求与中方底线仍存在差距 —— 中方明确要求恢复张学政职务、撤销股权冻结、保障供应链稳定，而荷方坚持保留部分否决权。

业内提出的潜在解决方案显示，参考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建立三年托管期，由第三方监督技术流向，期满后根据市场表现重新分配控制权，可能成为双方妥协的突破口。

这场博弈的最终结果不仅关乎安世半导体的归属，更将为全球产业链的 “安全 - 效率” 平衡树立新范式。

荷兰的经历已引发国际社会对 “技术政治化” 的警惕，世界贸易组织相关报告指出，滥用 “国家安全” 名义干预企业运营，将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稳定。

目前，中荷技术性磋商仍在进行中，荷兰是否愿意正视管控措施的不当之处，成为危机能否化解的核心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