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并非无法解释，而是不好解释，它有太多诡异的地方了

出土的青铜面具，眼睛飞上天际、耳朵大如蒲扇，自上世纪20年代被发现，三星堆就不断抛出“王炸，文物风格独步全球，找不到“撞款”。

最要命的是，至今未发现文字，这些惊世文物究竟何用？祭祀谁？来自何方？

“壕”与“奇”

在四川盆地成都平原东北部，沱江支流鸭子河南岸地下，深埋着一个足以改写文明认知的庞然大物，三星堆遗址，这片土地，主要属于今天的四川省广汉市。

历经考古学家数十年的发掘与研究，其文化堆积最早可追溯到，距今约4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距今约3000年前的商代末期至西周初期，跨越了超过一千五百年时光。

谈及三星堆，“壕”是它留给世人最直观的印象之一。

整个遗址分布范围极为广阔，面积达到惊人的12平方公里，这是个什么概念？

大约相当于170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目前为止的考古发掘，仅仅是揭开了这个庞大遗址很小的一部分，发掘面积尚不足其总面积的千分之一。

即便在这样有限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们已经从已确认的八个主要祭祀坑（编号K1-K8）以及其他区域，清理出土了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珍贵遗物。

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陶器、海贝……总数以万计。

仅仅是1986年发现的两个祭祀坑（K1和K2），就出土了青铜器、玉石器、金器、陶器、骨器等近千件。

2019年重启发掘后新发现的六个坑（K3-K8），以及新近探明的玉石器“生产车间”和大型人工夯土台基，更如同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巨大宝库，持续带来惊喜。

这些堆积如山的珍贵遗存，无声地展示着一个曾经高度发达、物资充沛的古代社会。

如此巨大的聚落规模和财富集中度，足以称得上是上古西南地区的“富豪”中心。

如此显赫之地，却在中国早期的历史文献如《史记》、《尚书》等文献中，几乎找不到直接的对应记载，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谜题。

与“壕”气相伴的，是其文物所展现的举世无双的“奇”，这是一种强烈区别于同时期主流中原青铜文明的独特气质。

最震撼人心的无疑是其青铜造像群，那些硕大的青铜纵目面具，眼球呈柱状向前突出，长度可达16厘米以上，双耳极度向外扩展，面孔造型透着一股非人间的神秘威严。

站立高度达1.8米，含底座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像，身着华丽的龙纹长袍，双手夸张地环抱于胸前，似在主持某种神圣仪式，其体量和形态的精湛工艺令人叹服。

出土的扭头跪坐人像，姿态生动，线条流畅，展现了古人高超的写实与塑造技巧。

无论是抽象化的纵目巨耳面具，还是大立人像的庄重华美，都形成了一套完全独立的视觉语言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都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同款。

除了人像，青铜神树同样是“奇”的巅峰代表。

其中修复完成的神树一号高达3.96米，结构极其复杂，由基座、树干、树枝和众多附件分铸再套接而成。

树分三层，每层伸出三根树枝，枝头或站立神鸟，或结有花朵、果实，树下盘绕着一条神龙，整个造型气势恢宏。

三星堆的金器同样令人瞩目，捶打而成的黄金面罩，覆盖在青铜人像的面部。

长度超过1.4米、重达463克的金杖，其上刻有鱼、鸟和头戴高冠的人头像等繁复纹饰，可能是至高王权或神权的象征物。

轻盈的金箔鸟形饰片，薄如蝉翼，造型生动，这些华美的金器，连同数以吨计的象牙和精美的玉石器（如大玉璋、玉琮、玉戈等），无不彰显着这个文明的奢华。

在如此辉煌的物质文明背后，考古学家们至今尚未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上，发现任何可识别的、成系统的文字或确切的记事符号。

那些宏大的祭祀场景、那些造型奇特的神祇偶像、那些奢华的器物用途，都需要后人反复揣摩。

百年发掘史

1929年，广汉农民燕道诚疏通沟渠时，一锄头挖出了数百件玉石器，这些温润的古玉，很快引起在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学者注意。

1934年，美籍教授葛维汉与馆员林名均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对月亮湾燕家院子展开首次科学发掘，确认了玉石器的原生地层。

郭沫若在信中盛赞这批玉器与华北、华中文化的相似性，首次将巴蜀文明纳入中华文明交流的视野。

此后三十年，考古的火炬从未熄灭。

1950年代，四川省博物馆杨有润、王家祐等学者重启调查，动员燕氏后人捐献私藏玉器；

1963年，冯汉骥教授率队对月亮湾进行系统发掘，发现房址、灰坑等遗迹，首次确认这是一处大型古蜀聚落。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86年，当地砖厂工人在三星堆坡地取土时，接连暴露两处埋藏坑。

考古队紧急抢救，青铜人头像、黄金权杖、青铜神树等奇珍破土而出，“一醒惊天下”的呐喊从此响彻世界。

两坑共出土近千件文物，以颠覆性的艺术风格，改写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认知版图。

2019年秋，当考古人员重启祭祀区勘探，六个新坑（K3-K8）接连现身。

这一次，实验室里，碳十四测年将坑内遗存精准锚定在商代晚期（距今3200-3000年）；有机残留物分析揭晓了燎祭之谜，更震撼的是丝绸残留的发现，将中国南方丝绸史推前千年。

面对脆弱如纸的黄金面具，修复师采用微痕提取与三维建模技术，还原其璀璨原貌；二号青铜神树的三十多块残件经AI算法虚拟拼接，首次完整重现通天之树的巍峨。

而在祭祀坑以北一公里处，2024年新发现的玉石器作坊区内，玛瑙籽料坑、石器废料堆、半成品玉璋密集分布，完整串联起开料、打磨、雕刻的产业链。

这些首次曝光的生产现场，为上万件出土玉石器找到了“诞生地”。

从葛维汉的手铲到AI算法，从燕家院子的零星玉器到12平方公里都邑的立体复原，三代考古人让深埋的瑰宝重绽光华。

真不好解释

考古学家将三星堆遗址分为四期：

最早一期可追溯至距今4500至36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月亮湾房屋基址和仁胜村玉器为代表，此时古蜀人已掌握制玉技术，陶器形制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相似。

第二期（距今3600—3300年，商代前期）出现重大转折：月亮湾大型建筑基址和真武宫城墙的兴建，标志着权力中心的形成；铜牌饰、玉璧和鸟头柄陶器的出现，暗示祭祀活动的制度化。

第三期（距今3300—3100年，商代后期）是三星堆的黄金时代，青铜神树、金杖、纵目面具在祭祀坑中集中出土。

城墙体系完善，仓包包小城拔地而起，印证了“鱼凫王都”的记载。

第四期（商末至西周初）虽渐趋衰落，但尖底陶器等新器型的出现，为后续金沙十二桥文化的兴起埋下伏笔。

这一清晰的时间线，并未消解三星堆的核心谜团。

其独特的青铜艺术风格，曾引发是否为“外星文明”的猜想，纵目面具的夸张造型、神树通天的宇宙观，与中原青铜器的庄重纹饰截然不同。

更棘手的是文字缺席：上千件文物无一成系统文字符号，古蜀王蚕丛、鱼凫的传说，李白“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喟叹，道尽了文献考证的无力。

有学者试图将金杖解读为鱼凫王权象征，将纵目面具附会为蚕丛“目纵”特征，但这些假说因缺乏直接证据，始终存疑。

2024年月亮湾玉石器作坊出土的石琮、玉牙璋，其形制与黄河中游二里头文化的礼器一脉相承；

作坊内齐家文化风格的石璧、二里头式铜牌饰共存的场景，证明古蜀工匠融汇了西北与中原技艺。

更耐人寻味的是，三星堆青铜尊、罍的兽面纹与长江中游盘龙城遗址如出一辙，而陶盉、高柄豆则与河南二里头的酒器、食器遥相呼应。

这些跨越千里的文化元素，在古蜀匠人手中被重构为本土化的神树与面具，正如玉琮从良渚传入后，被赋予新的祭祀内涵。

从四期文化的连续演进，到与金沙十二桥的承继关系；从玉石作坊的中原技术烙印，到青铜器的长江流域基因，或许它从未孤立存在，而是在交流中坚守个性，于融合中绽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