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如果她不给蔡孝乾办事，大家都不会出事！

有些忙帮得太急，连背后藏的坑都没看清——朱枫到最后可能都想不到，帮蔡孝乾办的那张出境证，不是救了同志，反倒成了特务揪出她的引线。

1949年11月27日，朱枫化名朱谌之登岛时，满脑子都是怎么把情报送回去。她是华东局派来的特派员，对接的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手里攥着台湾防务的核心机密。两人每周约在台北的药店碰面，吴石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驻军表》藏在药盒底层，朱枫再用油纸裹紧，托“安福号”海轮往大陆送。不到两个月，这些情报就送到了中央，毛泽东还特意嘱咐“要给他们记功”。那时候朱枫觉得，只要能帮解放军摸清情况，再难的事都值。

她和蔡孝乾的交集，是1950年1月初才开始的。蔡孝乾是台湾工委书记，按分工，朱枫的情报要经他统筹，但那会儿他心思早不在工作上了——他跟14岁的小姨子马雯鹃有不正当关系，怕这事暴露，又怕特务抓他，就私下找朱枫，说要给马雯鹃办张去香港的出境证，用化名“刘桂玲”。“这孩子在这儿不安全，先送出去避避，不然我没法安心工作。”蔡孝乾说得恳切，还提了“按组织规矩，你得配合工委书记的安排”。

朱枫当时就犹豫了。她知道吴石身份敏感，随便签出境证就是风险，可蔡孝乾是工委一把手，话都说到这份上，她没法拒绝。找吴石的时候，她反复强调“就这一次，用化名，别留痕迹”。吴石看着纸条上的“刘桂玲”，皱着眉说“不妥，现在查得严”，但架不住朱枫说“蔡书记催得急，孩子确实危险”，最后还是签了字，让副官聂曦去办手续。朱枫那会儿没多想，只当是帮同志脱困，哪知道蔡孝乾藏的私心——他根本不是为了“安心工作”，是怕私情败露丢了面子。

麻烦来得比谁都快。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在出租屋被特务抓了。没熬三天拷打，他就招了部分情况，还假意投降，说要带特务抓“更大的鱼”，结果半路上趁机跑了，躲到台共同情者黄天家里。可没藏多久，黄天也被抓了，一供就把蔡孝乾的藏身地说了出来。3月再次被捕时，蔡孝乾彻底垮了，把知道的全倒了出来，连帮马雯鹃办出境证的事都没漏：“是朱谌之找吴石签的证，用的是‘刘桂玲’的名字，聂曦办的手续。”

特务拿着这话去查记录，很快就找到了“刘桂玲”的出境申请，签名是吴石，代办人是聂曦。顺着这条线，他们立刻盯上吴石，又去查跟吴石往来的人，很快就摸到了朱枫头上——蔡孝乾还交出了一张十元新台币，背面记着朱枫女儿家的电话，这成了实锤。1月29日之后，吴石就知道蔡孝乾靠不住了，2月4日急急忙忙把《特别通行证》塞给朱枫，声音都颤了：“蔡孝乾把你卖了，特务肯定找你，赶紧去舟山，那边有顾孙谋接应，晚了就来不及！”

朱枫拿着通行证，手都在抖。她这才明白，自己帮的哪是“脱困”，是给特务递了线索。可后悔也没用，她只能赶紧往舟山跑——2月上旬到了沈家门，住进缪家路15号顾孙谋家里，顾孙谋是存济医院院长，也是自己人。可那会儿舟山早戒严了，国民党派了12万兵力在这儿，海上巡逻艇比装卸工还多，顾孙谋找了好几天渔船，船长都说“不敢出港，一被拦就全完”。朱枫天天催，心里又急又悔，可戒严越来越严，根本没机会走。

2月18日正月初二，天还没亮，两个便衣特务就闯了进顾孙谋家，直接指着朱枫说“朱谌之？跟我们走”。她想掏口袋里记着联络员电话的纸条，手刚伸出去就被按住了。押到定海监狱后，朱枫趁看守不注意，把贴身带的金锁片、金链、折成两段的金镯分四次往嘴里塞——二两多重的金子，她想以死明志，可特务发现后赶紧送医，最后全给排了出来。后来特务审她，问“为什么帮蔡孝乾办出境证”，她一句话都没说，哪怕鞭子抽、辣椒水灌，也没吐半个字。特务的档案里还写着“此匪干纪律甚严，至死不招”。

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30分，朱枫被押到台北马场町刑场。枪响的时候，她还拼着最后力气喊“中国共产党万岁”，身中七弹倒在地上。直到2010年，她的骨灰才从台湾找回来——当年登记时被误写成“朱湛文”，是史学家翻遍殡葬名册才对上。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她的塑像立在那儿，身边就是吴石、陈宝仓他们。

现在再提这事，总有人说“朱枫不该帮那个忙”。可谁能想到蔡孝乾藏着那么多私心？谁能料到戒严会严到连渔船都出不去？她不是犯了“致命错误”，是太相信组织同志，太把“配合工作”当回事。那些在隐蔽战线的人，哪次不是在赌？赌同志可靠，赌计划能成，赌自己能活着回去。朱枫赌输了，不是因为她笨，是因为蔡孝乾的背叛、国民党的严密监控，还有那会儿组织里没看清人的漏洞。她到死都没丢过革命者的骨头，这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