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败退时有多惨？一个中国农民回忆：苏军对日本女人最狠

1945年的哈尔滨，哪怕你闭上眼捂住耳朵，也能闻到那种烧焦的味道。他们说战争快结束了，可谁敢真信？从祖父的烟袋到学校老师嘴里的闲话，没人觉得现在的日子就能立刻翻篇。哈尔滨城小巷子里头，风一吹，带来的是不安。人啊，都在等下一场暴风雨，是日本鬼子还没退干净，还是苏联兵一下子闹腾起来？谁家不揣着点心事——爱恨，恐惧，还有那种说不清的盼头和绝望，就这样纠缠在一起。

松花江边，烟囱像恶兽一样喘息。不是普通锅炉房，是731部队藏着的罪证销毁点。你信不信，每缕黑烟都是血气和冤魂。锅炉房外，几个恨不得把脑壳埋进脖子里的士兵，手忙脚乱地把成堆的纸卷和实验器材丢进去。有人偷偷哭，有人在骂娘，有人只是麻木。反正断掉了线的风筝，也顾不上飞到哪里去。日本人的全线崩溃，就是这样，谁还顾得上同胞和家人？只求自己能多抢一个位置，哪怕是在撤退的列车上站台边，说到底，在这时，也没人再记得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那天傍晚，我曾听一个老铁路工说：“佐藤健二……就是那个宪兵队长，疯起来真能吓死人。斩人脖子像切萝卜。”女人们跪在铁轨旁边，哭着喊“带我走吧”，他一刀下去，你不敢多看。听说有个老战友的妻子也在里头，可被踢下车的那一刻，好像所有的善恶都不作数了。大伙疯了一般，只想逃——可哪里才算安全？哈尔滨城外郊区的难民点，连黑狗都不敢叫，怕引来杀气。有的日本军医，像中村武夫，把妻子毒死了再自杀，或许他心里想的是——比被红军捉住来得痛快。可那箱子里，那些骇人的低温实验报告，谁拿谁都发冷汗。你要是见过那些字和图，就会知道，人性可以有多冷。

城里头惨烈的不止这些。铃木美代子，五十多岁，孙女才三岁。她们跑得急，被困在一堆乱石旁。直到最后，她还念着天皇，却不得不拉着孩子往火堆跳。泥地上，指甲印里刻的字，就是一场崩溃的信仰。她儿子，此刻拎着带血的枪，甚至对着自己国家的人吆喝驱赶。那些枪沾上的，是中国劳工的脑浆。你说，这家里到底还能留什么温情？战争有时候，不光毁没了村子房子，还把骨肉亲情都烧得精光。

苏联红军头那几天，外头传得都厉害：坦克碾过街面，旗帜被卷成泥巴一样的碎片。可谁还管得上旗帜？人死了，尸体也是泥。道外区15岁的张秀兰，隔着一道土墙，看着苏军拖走了给她送过饭团的日本主妇。她想起母亲临终前的模样，心里只剩下麻木的悲凉：都是受罪的人，谁比谁高贵吗？

细心的人才会注意到，苏联士兵里不全是铁石心肠。有个军医，叫彼得罗夫，在松浦镇难民收容所，把盘尼西林打在日本男孩的胳膊上。可屋外传来哭喊声，他的战友醉醺醺地拉住男孩的母亲。彼得罗夫光看不语，心里也打结：这罪孽，什么时候才有头？

当然，黑暗深处也有些温热。刘万元是村里最“轴”的汉子，铁轨边救回个日本姑娘——山口惠子。分娩那晚，屋里血肉模糊，她攥着旁边付大娘的手，哭叫一声东北话的“妈”。外边刘老汉倚着扁担，喊的其实不是官话，是要保护门里的人。后来有日本兵要强闯进来，刘老汉刀也不要，抡起扁担就打死了。像这样的事，很少有人会写在家谱上，可活在那一刻的人，是懂的。

山沟深处，方正县有个私塾先生叫王守义。在硝烟风里，他还是拿出破声念《论语》。孩子们，都是不同地方、不同颜色混住的。王守义的日本妻子静子，一边烙饼一边肚子里怀着新生命。说起来，这“仁”字，比一切都珍贵——谁能料想，烙出来的饼能让孩子们都记得“善”这个味道。哈尔滨火车站外，有个中国老奶奶把热包子塞给一个日本小女孩，小女孩的手腕上戴着翡翠镯子。包子很烫，镯子冰凉。大人们不说话，小女孩眼泪在眼里打圈——这东西，也许是家里唯一没丢掉的东西了吧。

战争终归是要散场。有那么一天，日本宣布投降，广播时断时续。哈尔滨醒来，街上满是狼藉。看似结束，其实谁都知道，苦日子还长着呢。但那些夜里、乱里、火堆旁的善意，总算埋下了新的种子。你不信？你去问那些帮忙接生、烙饼、送包子的老太太——她们记得孩子们的名字，也记得谁哭过两次是谁没哭过。世界混乱到极点，也总有一只温热的手留在黑暗里头。

可是又怎么说呢，日军的罪恶，苏军士兵一时的疯狂，这些都让这座城，像碾过的稻地，再也直不起来。但中国老百姓的宽厚善良——不是说说而已，是苦里生出来的。有人说：“还不是给自己留条路。”这句话也许对。但更多的时候，那包子递出去，不是为了自己，真的是能救一口就救一口。

旧时的事，说起来，谁还敢保证和自己毫不相干？我们今天坐在明亮房间里回望，像在捡碎玻璃渣。和平这么不容易，为什么总有人非得靠死那么多人来证明它的珍贵？是不是人真得受点苦，才能学会珍惜那些简单又温暖的东西？

哈尔滨那年，谁都会记得：黑烟滚滚，人心翻腾。可你要问他们，最难忘的，是谁在夜里递来一块热饼，谁在绝望的时候帮了个忙。有时候，人性就藏在这个细节里。不说了，杯子里的茶都凉了，回望过去，你会觉得——善良，其实本就该很自然；战争，只是把一切都搅乱了。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显得格外贵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