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教授：四大文明古国中，印度和埃及都还在，为何只承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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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论坛原本很平常，一切照旧。

直到一个英国教授开口，说了一句让全场安静下来的话。

“为什么四大文明古国中，今天只有中国的文明还在？”

没人想到，他会这么问。

也没人准备好回答。

场面一下就变了。

印度代表皱着眉头，反问得很直接：“我们不还在吗？”埃及代表甚至没看他说话，只是冷笑了一下，像是在说——你们懂什么？

可这句话并不是挑衅，更不像是看不起谁。

说到底，这问题背后，有一层沉甸甸的历史现实。

那天在北京，天灰蒙蒙的，空气里带着一点初秋的凉意。

论坛设在国家图书馆旁边的一处会议中心，楼不高，院子里种了几棵老槐树。

坐在台上的，不只是中国学者，还有来自印度、埃及、伊拉克、法国、美国的几十位专家。

主题是“古文明与当代国家认同”。

按理说，是个比较学术的议题。

可教授马丁·雅克的那句话，像是一块石头，砸在了几千年的历史上，激起一片沉默。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先说说这句“四大文明古国”从哪来的。

很多人以为这是个国际共识，其实不是。

这套说法最早出现在晚清时期，梁启超1900年写的一首诗里提到过：“四大文明古国，唯我独存”。

那时候中国刚经历完甲午战争，民族危机严重，不少人开始追问：中国到底是谁？

于是，一些学者开始强调历史的连续性。

说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

这种说法，后来被教材采纳，被大众熟知，但严格来说，它不是国际学界的标准表达。

那其他三个是谁？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

先看巴比伦。

它的文化中心在今天的伊拉克一带。

早在公元前18世纪，汉谟拉比法典就已经写在石碑上了。

可惜，这片土地在历史上几度战乱，文明中心早已迁移。

楔形文字没人再用了，苏美尔语也彻底消失。

现在伊拉克的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

金字塔、法老、象形文字，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

但真正的古埃及语，在公元4世纪左右就没人再说了。

后来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轮番统治，今天的埃及人虽然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但跟图坦卡蒙时代的文化，已经没有什么联系。

就像考古学家说的：“我们是在挖他们的过去，但不是他们的现在。”

印度的情况复杂得多。

古印度文明确实延续了不少传统，比如《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这些史诗一直在流传。

可自从莫卧儿王朝之后，外来统治、殖民影响、宗教分裂让印度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尤其是语言。

古代的梵文现在基本只在宗教仪式和学术研究中使用，日常生活中，大家讲的是印地语、泰米尔语、孟加拉语甚至英语。

那会儿马丁·雅克还举了个例子。

他说，他曾去印度参加一个文化节，主持人全程讲英语，连介绍《摩诃婆罗多》都是用英文讲的。

他问一个印度学生：“你读得懂原文吗？”对方摇摇头，说：“我会背，但不懂意思。”

这时候，就有人问了：中国怎么就“没有中断”呢？

其实也不是没中断过。

战乱、割据、外族入侵，这些中国也都经历过。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清朝是满族人掌权的。

但不一样的是，入主中原的这些政权，反而主动学习、继承了汉文化。

他们照样用汉字，照样修《二十四史》，科举照开，宗庙照拜。

甚至连皇帝的谥号、年号、祭天仪式都按照旧制来。

中国的书写系统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一脉相承，从没断过。

今天小学课本里还能看到《论语》《孟子》，用的还是两千多年前的语言。

即便有人不认同这些思想，但对这套文化系统，始终是熟悉的。

这不是偶然。

中国的历史书写，是连续的。

哪怕改朝换代，新政权也要把前朝的历史写进正史。

比如《史记》《汉书》《旧唐书》《新唐书》《明史》这些，从来没有断代。

每一部书，都在为这个文明“接力”。

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1930年代，日本全面侵华前后，清华大学历史系做了一次课程调整，把“通史”课时扩充了一倍，理由是：“让学生知道，他们是从哪来的。”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动作，其实构成了一种文化自觉——哪怕动荡、哪怕战争，始终有人在努力保存这套文明的“根”。

当然，也不是说中国就没有文化危机。

鸦片战争后，整个国家被迫接受西方现代制度，很多传统都被质疑、被打破。

但即使在最激烈的变革中，像鲁迅、钱穆、陈寅恪这样的人，依然在用汉语写书，用古文思考问题。

这就和其他古文明不太一样了。

不是说中国更好，而是说中国的文明选择了“吸收”而不是“抛弃”。

而这种吸收，是在不断的斗争中完成的。

论坛结束时，有个日本学者小声说了一句：“其实我们以前也学中国的制度、文字、礼仪。

后来变了。”说这话的时候，他低头看着会议资料，语气平静，但听得出那是一种遗憾。

自那以后，马丁·雅克的那句话在学界引发了不少讨论。

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但有一个事实没人能否认：目前为止，在曾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国家中，只有中国的文化系统还在被日常使用。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

薛涌，《文明的边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认同》，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

余英时，《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

钱穆，《国史大纲》，中华书局，2002年。

陶希圣，《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中华书局，1993年。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信出版社，2010年。

《文摘报》，2008年3月9日，《“四大文明古国”说法不规范》。

新华网，2021年10月14日，《马丁·雅克：为什么说中国是“文明型国家”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