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青岛之青岛与海|三里河先民 梭鱼上餐桌——探访胶州三里河遗址和大沽河博物馆 寻找先民生活印记

□文/图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

十一期间，栈桥的梭鱼成群，甚至与摩托艇手“擦肩”。而就在胶州大沽河博物馆里，半岛全媒体记者看到了梭鱼的身影，它与鳓鱼、黑鲷和蓝点马鲛一起，是先民餐桌上的美味，也说明对于鱼类洄游的习性，我们的祖先早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已掌握。

而从发现的鱼骨和鱼鳞分析，这处遗址是首次被确认的一处具有滨海特色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不仅填补了胶州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更让我们得以窥见先民的生活点滴与智慧。

向海而行，探访胶州三里河遗址，走入大沽河博物馆，在千年的时光里，找寻先民留下的遗迹，和精美陶器制造的奇迹！

旧址探访

今生菜园，前世遗迹

此次三里河遗址之行，是一次特别的寻觅之旅。

循着导航，驱车一个多小时，抵达了地图上的胶州三里河遗址，却陷入战太安村旁的小路中，无处前行。

经过旁边厂房工作人员的指点，才知方向不对。于是在雨天的泥泞中，一路步行。路上，店子河水潺潺，旁边的老屋已无人居住，只剩下鸡鸭守门。走到广州南路，又失去了方向。路遇博观御品小区的保洁人员，他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随他走，于是步入小区西边的广场。三里河遗址的牌子，显示了这里是遗址的一部分。踩着小区围墙缺口处踏过堆放的建筑垃圾，进去菜园棚户。

似乎每次探访遗址都遇到的事情再次发生，一只小狗从菜园冲出狂吠，显然对不速之客的闯入有些不满。有农户出来，告诉记者，此处是遗址，但入口不在这里，在北三里河村。

于是只能悻悻而出。小狗得意地目送记者离开，转身回到菜园，回到自己的岗位。

沿着广州南路进入北京路，在雨中边走边问，终于进入了北三里河村。也就是菜园的北面村落。

在村民的指引下，一脚踏入了菜园。每一方菜园，都种植着不同的蔬菜，在雨水的浇灌下，菜园里绿油油的。小路旁的篱笆上，开满了各色的小花，有丝瓜小黄花，也有种植的观赏花，可见菜园主人的小情趣。在菜园的南端，迎面与北三里河遗址碑相遇。石碑立于2006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它，在向人们介绍着小菜园的前世，也凝望着这片土地的今生。

菜园主人骑着电动车缓缓而来，她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菜园属于北三里河村，每户2分地，大约100平方米，园子不大，但足够一家人吃穿用度。“就是辛苦些，需要经常施肥，也当锻炼了”。她说，这里是古遗址，村民都知道，所以都很注意。

一片菜园，几个村庄，数千年的文脉延续。

三里河遗址位于神仙沟西，南北长约250米，东西宽约200米，面积约5万平方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考古队和胶县图书馆于1974年和1975年春两次发掘了1570平方米。

遗址出土发掘的文物大都在大沽河博物馆里，于是，半岛全媒体记者决定回到停车处，驱车前往博物馆，寻觅先民生活的点滴。又一个小插曲，从找遗址，变成了找车。

循着之前的导航，从北三里河村再次走入战太安村。成熟的石榴和柿子，迎风欢迎着路人。奶凶奶凶的小狗们，远远地犬吠，又灰溜溜地让路。安静的村落，与一路之隔的嘈杂形成鲜明对比。

三里河遗址距离大沽河博物馆有10多公里的路程，也是出土文物走过的路程。

按图索骥

博物馆里的故事

大沽河博物馆里，记者见到了出土文物的真容。

远在旧石器时代，大沽河流域地区已有人类活动的遗迹。距今四五千年前，史前文明达到了高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里河遗址。

从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叠加的土层中，清晰地刻画出了文明走过的痕迹。水草丰茂，临海而居，利用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活动在这片海陆古域的先民们繁衍生息，胼手胝足，创造出了灿烂的史前文明。

这座博物馆位于少海北路东侧，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内，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是集自然生态、水利治理、历史文明、民俗风情展示于一体的国家二级综合性博物馆。

河流是文明的摇篮，作为胶东半岛最大的水系，大沽河曲折延展179.9公里，发源于招远市阜山，至胶州南码头村入海。流淌出的灿烂文明经久不息，熠熠生辉。对于胶州来说，大沽河不仅是一条地理上的河流，更是作为一种精神的载体浩浩荡荡、奔腾不息。世代生活于此的胶州人，也把大沽河亲切地称为“母亲河”。

大沽河博物馆正是坐落于大沽河西畔、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内，是一座系统展示大沽河流域自然生态、水利治理、历史文明、民俗风情的综合性博物馆，现为国家二级博物馆。全馆规划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建筑外观采用中国书法“三点水”的结构设计而成。顶部的绿化观光坡道，在展现河流文化的同时，又不乏现代气息。馆内共设自然生态展厅、古代文明展厅、民俗风情展厅、胶州通史馆、党史馆、科技馆和文化交流馆七大展厅。

首先进入的，就是古代文明展厅。

讲解员万子涵带领记者观看了遗址留下的珍贵文物们，尤其以三里河遗址出土文物居多。

自然，遗址的发现是讲解的第一站。“遗址的发现与高凤翰所画这幅《博古图》有关，画中还有一首诗，‘介子城边老瓦窑，田夫掘出说前朝’，那意思就是高凤翰以前生活的地方是古介城，农民种地的时候，经常可以挖出这样的陶陶罐罐；‘阿翁拾来插莲供，常结莲房碗大饶’，阿翁就是高凤翰自己，把陶罐当花瓶用，三里河遗址出土了很多的陶器，高凤翰所说的就是红陶鬶，它的作用是一个炊煮器。”万子涵说。

事情的经过此前我们介绍过，在此再简要概述，1958年冬天，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韩连琪在青岛文物管理委员会藏品中看到一件灰陶罐，上有高凤翰名曰“吸古得深味”的诗句与题记，颇为耐人寻味。巧合的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维华，又在青岛文物商店购得高氏一幅水墨花卉，其上也有类似的题诗和记事，但画中插有莲花与莲房的陶器，是下有三足的器物。高凤翰的故乡是胶州三里河，于是教授专家们都认为，三里河应该有古文化遗址。考古也证实了此事。

珍宝亮相

三脚陶鬶，蛋壳陶杯

展厅之内，三脚陶鬶的身影随处可寻。它们有的曲颈昂首，恍若振翅欲飞的灵鸟；有的体态丰腴，尽显天真烂漫的憨态。每一件陶鬶，都是艺术品，而藏在这些器物背后的，是远古先民们凝结在指尖的智慧与温度。

胶州，这座浸润着千年文脉的古城，深藏着深邃底蕴。

四千余年前，文明的曙光就照耀着这片土地，先民们便在此耕耘、渔猎。他们用勤劳与智慧缔造出令后世瞩目的三里河文化。三里河遗址的发掘，让沉睡的文明重新焕发生机。

“三里河遗址最珍贵的发现，莫过于叠压的文化地层。”上层，是距今4300年至3800年的龙山文化，带着岁月的厚重；下层，是距今45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藏着文明萌芽。细观那些出土的陶器，轮纹清晰可见，这是他们掌握轮制拉坯技艺的明证，每一件陶器，都经过精心修整。

这一“上下相叠”的文化层发现，意义远超器物本身。它不仅再次印证了大汶口文化早于龙山文化的历史脉络，更清晰勾勒出文明传承的轨迹：此地的龙山文化，正是从大汶口文化中孕育而生；同时，它也揭示了地域文明的独特性，与鲁中南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相比，三里河文化带着独属于胶州的印记。

循着遗址的脉络，考古学家们还发掘出了更多文明的碎片。

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遗迹中，五处房址见证着先民的居住智慧，31个窖穴藏着他们储存粮食的生活密码，66座墓葬则留存着彼时的丧葬习俗。随葬品琳琅满目：石器有锛、铲、斧、凿、镞、锤、纺轮，每一件都透着匠心；玉器有镞形器、环、璇玑环、鞍形饰，还有三角形、马蹄形饰与耳坠；100件骨器、72件蚌器，是先民利用自然的见证；495件陶器更是其中的瑰宝，大多为夹砂陶，亦有少量泥陶与细泥陶，黑、褐、红三色交织，还有猪形鬶仿猪皮之色，狗形鬶昂首狂吠状。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文明的脚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37个窖穴、98座墓葬中，出土黄铜钻形器震惊学界，也就说明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就已掌握了铜冶炼技术，让“青铜时代”提前出现。117件石器、93件骨器延续着过往的技艺，而较多的贝壳、少量猪骨与四不像鹿角，则记录着彼时渔猎与畜牧的生活图景。随葬品中，28件石器、14件造型精巧的玉器（璇玑环、鸟形、半月形、长方形穿孔玉饰）、4件骨器、6件蚌器之外，340件陶器的造型与制作技艺，较之大汶口文化时期有了质的飞跃。

其中，细泥黑陶薄胎高柄杯堪称“巅峰之作”。它们外表泛着莹润的光泽，造型各异，镂孔、铉纹、斜划纹、竹节纹等纹饰错落有致，宛如大自然的肌理。最令人惊叹的是其厚度不足一毫米，薄如蛋壳，因此得名“蛋壳陶”。此次发掘中，完整的蛋壳陶杯达31件，这样的数量与品相，在全国范围内都属罕见。

如今，珍贵的薄胎高柄陶杯，被珍藏于国家博物馆，成为向世人展示龙山文化技艺的重要名片。作为龙山文化的标志性器物，这件高柄杯的制作工艺堪称“鬼斧神工”。它通体由轮制而成，又经细致打磨，故而规整精巧，不见丝毫粗糙。漆黑的色泽泛着光亮，器壁均匀得仿佛出自机器之手，最薄处仅0.2至0.3毫米，比蝉翼更轻薄。考古研究表明，要制作这样的陶器，需用刃口极锋利的刮刀，边转动陶坯边细细刮修，方能让器壁薄至极致；待陶坯晾干后，再反复磨光，最后刻上镂孔与纤细纹饰。

而其漆黑光亮的奥秘，藏在打磨的工序里，这般技艺，已然登上中国古代制陶史的顶峰。蛋壳陶杯虽胎体极薄，质地却细腻坚硬，“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赞誉，道尽了它的品质。而这样的高柄杯，仅出土于龙山文化少数大、中型墓葬中，显然是象征身份与地位的礼器，藏着彼时社会的等级印记。蛋壳陶杯的精美，不仅是手工业繁荣的见证，更藏着三里河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藏着他们对“美”的执着追求。

在三里河遗址的发掘中，陶器始终是最耀眼的亮点。它们数量众多，质地各异，夹砂陶坚韧耐用，泥质陶细腻温润，细泥陶精致灵动；器形更是包罗万象，鬶、鼎、罐、瓮、壶、瓶、盆、盘、杯、碗等，涵盖了先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陶器是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的红褐陶环状兽形鬶。红褐色的陶胎上，鬶体呈筒状圆圈形，正前方塑着“龟缩”状的小兽首，兽首之上是倾斜的口流，先民以夸张的手法将尾梢向前卷曲，与口流相接，化作器物的提梁，尾下部还塑有象征雄性的生殖器，充满了对生命的敬畏；四只足蹄均匀分布在下，稳稳支撑着整个器物，既有自然的野趣，又不失器物的规整。

还有一件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的红陶鬶，更是龙山文化红陶的典范。它唇口微敛，一侧伸出鸟喙状的长流，长颈优雅弯曲，下承三个饱满的袋状足；器身一侧的绳状鋬手，方便握持，凸弦纹则为器物增添了韵律感；器表经精心打磨，泛着温润的光泽。

鬶，本是先民的盛水器，却因“鸟形”的造型而被赋予了更多文化意涵。这种器形最早诞生于山东地区，而远古时期的山东，是少昊与太昊部落的聚居地，鸟是他们崇拜的图腾。于是，鸟的形态融入陶器，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海鲜餐桌

先民爱吃鱼，贝壳做工具

大沽河博物馆里，还原了先民生活的场景。

他们各种忙碌，有制作陶器的，有收拾鱼类的，有采果子的，有制作打猎工具的。展厅里，展示着他们制作的“成果”，尤其是用贝类精心制作的蚌器，造型透露出浓郁的海洋文化气息，包括刀、镰、镞、匙等日常生活用品，成为海洋文化浸润此地的鲜活物证。

另外，在椭圆形窖穴中还发现1.22立方米的炭化粮食颗粒粟，这进一步证明了当时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能够储存足够的粮食。

“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三里河居民过着定居的生活，他们农业生产的种植作物主要是为粟，也就是小米”，万子涵说。

三里河遗址的龙山文化时期，农牧渔业的规模与水平均有了显著的提升。除了粟和黍这两种农作物外，还出土了稻和麦等新的农作物，这进一步印证了当时农业的多元化发展。而且，先民们不仅能耕耘出足够的收成，更懂得用窖穴妥善储存，为定居生活筑牢根基。

当然，他们的生产图景里，不只有田间耕作的忙碌，也有山林渔泽的收获：鹿与野猪的骨骼见证着狩猎的成果，鳓鱼、梭鱼、黑鲷乃至远海的蓝点马鲛鱼骨，诉说着先民驾船捕鱼的智慧，他们已经对鱼类的洄游习性有了一定的认识；而散落的蚌壳、锋利的骨锥与精巧的鹿角勾形器，皆是他们利用自然的匠心之作，说明他们也会采集螺、牡蛎、蛤蜊、蚌类等用来食用，壳则另作他用。

更值得一提的是，从发现的鱼骨和鱼鳞分析，这处遗址是首次被确认的一处具有滨海特色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为研究东夷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而农业的兴旺更催生了家畜养殖业的繁荣。

万子涵说，遗址中还出土了猪下颚骨。这些不是普通的食物残骸。在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最多一座墓随葬37块猪下颌骨，这些骨骼成为私有财产的象征。这份对家畜的重视，也化作了陶器上的生动造型，国家博物馆馆藏的两件大汶口文化兽形鬶，便是其中的代表。

展柜中，有猪形鬶，它造型精巧，以夹砂灰陶为胎，肥圆的身躯复刻了家猪的憨态。头部嘴、鼻、眼与凸起的双耳惟妙惟肖，臀部短尾上翘，尾脊处耸立的漏斗状鬶口与一侧的喙状流相通。一起珍藏的狗形鬶则另有神韵，四足高挑，昂头翘尾如正犬吠。狗嘴作出水口，上扬的头部可防加热时水液溢出；后背圆形注水口与卷翘尾状提手相映成趣，四个袋状足既稳固又便于生火加热。这类炊饮两用的器物，因东夷部落的鸟图腾信仰，常带着禽鸟的形态印记，而三里河的兽形鬶，则为这份古老工艺增添了几分灵动的生命气息。

三里河遗址的价值，远不止于器物的精美。上下叠压的文化层，确凿证实了大汶口文化早于龙山文化的年代序列，更厘清了两者的继承关系，平息了学界多年的争议。从1996年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2006年晋升为国家级，三里河遗址的保护历程，亦是对文明传承的珍视。

这幅从古画中“走出来”的文明长卷，不仅填补了胶州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更让我们得以窥见先民的生活智慧。那些蚌器的纹路、陶鬶的轮廓、粮食的颗粒，都在诉说着：文明的火种，早已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延续……

来源：大众·半岛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