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女性金维映，长征中生下儿子李铁映，却在苏联养病时遇难

她是邓公的第2任妻子，更是一位伟大的女革命家，还有着“定海女将”的称号，她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她就是金维映女士。

金维映的大名，可能许多人都不太熟悉，但她做出的贡献绝对不容忽视。她是我党舟山地方党组织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她的一生，绝对称得上“巾帼不让须眉”。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这位革命家的事迹吧。

1904年，浙江舟山岱山高亭镇的一户金姓人家，迎来了一个闺女。女主人虞阿英抱着刚落地的女儿，眼泪砸在粗布襁褓上，丈夫金荣贵守着个快撑不下去的小米店，锅里常是清汤寡水。

看着这又添的一张嘴，他蹲在门槛上闷声说：“要不……丢去海边吧，咱们养不起。”虞阿英把孩子搂得更紧，哽咽着摇头：“再苦也是条命，我就是去讨饭，也得把她留下。”这个被保住的女婴，就是后来的金维映。

金维映的童年，并不算安稳。6岁那年，赶上灾年，金荣贵的米店彻底垮了，一家人连粥都喝不上。为了活命，父母只能把她送到镇海的叔婶家。

叔婶靠扎纸花、做锡箔过活，金维映跟着学，小小的手捏着纸浆、折着锡箔，没几天指尖就磨出了茧子。她不喊苦，只是夜里躺在床上，总想起定海家里。

直到1912年，父母在定海城里找了些零活，才算勉强站稳脚，赶紧把金维映接了回来。

这年秋天，她背着母亲缝的布书包，走进了刚开办的定海县立女子小学。这是她头回进学堂，比谁都上心。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帮母亲洗衣、做饭，匆匆扒两口饭就往学校跑，放学回家又接着做手工补贴家用。

就算这样，她的功课从没落下，校长沈毅总夸她：“这姑娘嘴甜、脑子灵，是块读书的料。”

沈毅是个心里装着“大事”的人，常跟学生讲“要反帝、要救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金维映正在宁波女子师范学校读书。这学是沈校长资助她上的，临走前沈校长还叮嘱她：“多读书，才能明白怎么帮更多人。”

那会儿，宁波的学生也跟着闹反帝，金维映攥着小旗子，跟着队伍在街上走，喊着“拒买日货”的口号，声音虽细，却透着股不服输的劲。

毕业后，金维映没忘了沈校长的恩，回定海女小当了老师。也就是这时候，她跟着沈校长做起了十分危险的事。

1924年前后，上海的革命者林仲丹因为搞工人运动被军警刺伤，还有个叫李求实的，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两人没法在上海待，沈校长就把他们接到舟山养伤。金维映每天下了课，就揣着熬好的汤药往藏身处跑，有时还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给两人带个白面馒头。

看着林仲丹忍着伤疼还念叨“工人要团结”，李求实咳着血还在看进步书，她也难免感动，心里忍不住想：“原来真有人为了别人的好日子，连命都不顾。”

后来，沈校长带金维映去了几趟上海，认识了校友王亚璋。王亚璋那会儿已经入了党，在上海做妇女工作，见金维映心思正、肯干事，就带她去见了瞿秋白、项英这些人。

在一间小阁楼里，瞿秋白跟他们讲“工人农民为啥总受欺负”，项英说：“要把大家拧成一股绳，才能活出样子”，金维映坐在角落里，听得眼睛发亮：原来自己想帮人，还有这么一条实实在在的路。

从上海回来，金维映讲课的时候，总会多跟学生说几句“要为穷苦人着想”的话；下了课，还是常去给林仲丹、李求实送东西。她心里那点模糊的念头，渐渐清晰起来：

跟着这些人，或许真能让像自己一样的穷苦人，过上好日子。

1926年11月，金维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年底，她和另外几位同志一起，创建了定海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定海独立支部。

那时候正是大革命的高潮期，组织上让她以国民党定海县党部宣传部长的身份做掩护，发动工人运动。

舟山的盐业是支柱产业，可盐民们的日子却苦到了底。盐务机构把盐价压得极低，晒一天盐赚的钱，连买斤米都不够，还要受盐霸、盐官的欺负。

金维映到了岱西茶前山，挨家挨户敲门，想把盐民们组织起来。可一开始，没人信她，毕竟，一个20出头的姑娘，怎么能斗得过那些心狠手辣的盐霸？

有一天，金维映在晒盐场捡了根筷子，当着十几个盐民的面，轻轻一掰就断了。接着，她又拿来一捆筷子递过去：

“你们现在就是这一根筷子，盐霸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要是你们抱成团，像这捆筷子一样，谁还能掰得动？”

这话一下子点醒了盐民们。没多久，第一个盐民协会分会就建起来了，后来又连建了好几个。他们一起去围攻盐公署，硬是把盐价提了上去，还逼着盐官废除了苛捐杂税。这件事过后“定海女将”的名号，在舟山传遍了。

1927年，“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爆发，金维映不幸被捕。

在牢里，敌人又打又骂，还许她“只要说出同伙，就能放你出去”的承诺，可她一口咬定“我就是个教书的，不知道什么共产党”。好在组织和家人四处奔走，花了不少钱，才把她救了出来。

出狱后，金维映没敢停留，辗转去了上海，那里的革命斗争更激烈，也更需要人。

到了上海，金维映先在平民夜校当老师，学生大多是丝厂的女工。这些姑娘每天在厂里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工资少得可怜，还常被工头打骂。金维映看着心疼，就借着讲课的机会，跟她们讲“为什么我们会受苦”“团结起来才能有出路”。

有一次，她教女工们唱自己编的《女工苦》：“一步入厂门，自由全无。老板心狠手辣，把我们当囚犯……”唱着唱着，不少女工都哭了，纷纷说：“要跟着金老师一起干”。

1930年7月，金维映被任命为上海丝织业党团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书记，要领导100多家丝厂的工人罢工。

那段时间，她每天揣着个馒头，在各个丝厂之间跑，跟女工们商量罢工的事。有一次，为了躲避巡捕，她还钻进了工厂的煤堆里，浑身黑乎乎的，差点被当成“小偷”。可就算这样，她也没放弃。

最终，罢工取得了胜利，女工们的工资涨了，工作时间也缩短了。看着女工们笑着跟她道谢，金维映觉得再苦都值了。

1931年7月，组织上给金维映派了个新任务：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

巧的是，和她同行的，还有时任红七军政委的邓公。那时候国民党在各条路上都设了封锁线，查得特别严。

两人商量着，假扮成“留学回来的情侣”，邓公穿西装、戴礼帽，扮成温文尔雅的“先生”；金维映穿旗袍、拎个小皮箱，装作“太太”。

过封锁线时，哨兵盯着他们盘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去哪里？”金维映笑着上前，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我们刚从国外回来，想回乡下看看亲戚。”邓公就在一旁补充：“家里老人年纪大了，想早点回去尽孝。”

哨兵看他们衣着得体、说话从容，没多怀疑就放行了。一路上，两人聊得很多，从上海的女工运动，到苏区的工作规划，越聊越投机。到了苏区后，在组织的撮合下，他们结了婚。

那时候的苏区，条件特别艰苦，两人都是县委书记，各忙各的工作，聚在一起的时间很少。

金维映先是任江西省委妇女工作部部长，后来又被派到于都当县委书记，她是当时中央苏区仅有的两位女县委书记之一。那时候蒋介石正发动第四次“围剿”，金维映每天都要忙着动员群众参军、筹集粮草。

有一次，为了凑够给红军的粮食，她带着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做工作，连自己的被子都拿去换了粮食。最终，于都县不仅完成了任务，还超额了，受到了中央的表扬。

可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太久。

1933年，邓公因为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受到了批判，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邓、毛、谢、古事件”。有人找到金维映，让她“跟邓公划清界限”，不然连她一起受牵连。

邓公看着她为难，主动提出了离婚：“我不想拖累你，革命工作要紧。”金维映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但她知道邓公的苦心，最后还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离婚后，金维映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她作为30位女红军之一，编入中央纵队地方工作部。

长征路上的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翻雪山时，氧气稀薄，她冻得嘴唇发紫，还是拉着其他女同志的手往上爬；过草地时，没粮食吃，就挖草根、煮皮带，有时候一天只能喝上一碗野菜汤。

她还负责照顾几十位女同志，贺子珍当时还怀着孕。1935年2月，部队走到贵州境内，贺子珍突然要生了。金维映赶紧找了个避风的山洞，烧开水、撕布条，又找了块干净的布铺在地上，忙前忙后好几个小时，孩子总算生下来了。

可当时条件太苦，部队还要继续赶路，贺子珍只能把孩子留给当地老乡。金维映陪着贺子珍，看着老乡抱着孩子走远，两人都掉了眼泪，她们都知道，这一分别，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

就算这样，金维映也没抱怨过。一路上，她还不忘做群众工作，每到一个地方，就跟老乡们讲红军的政策，动员他们参加红军。有次，她看到几个童子团的孩子在路边站岗，就停下来教他们唱革命歌，孩子们笑得特别开心。

同行的同志都说：“金维映就像个‘小太阳’，再苦的日子，有她在就不觉得难了。”

1935年10月，红军终于抵达陕北吴起镇。长征的艰苦，让金维映的身体垮了，她经常咳嗽、发烧，有时候工作着就晕了过去。

1936年，她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结了婚，不久后生下了儿子李铁映。可那时候革命工作忙，她只能把刚出生的儿子寄养在老乡家，每次去看孩子，都要走几十里山路，抱着孩子舍不得放手。

1938年春天，组织上考虑到金维映的身体，安排她去苏联治病，顺便在共产国际党校学习。

这是她第一次离开祖国，离开家人。临走前，金维映抱着2岁的李铁映，眼泪止不住地流：“金金（李铁映的小名），妈妈去国外治病，等好了就回来陪你，教你唱歌，给你做好吃的。”

李铁映似懂非懂地抓着她的衣角，喊着“妈妈别走”。金维映狠了狠心，把孩子递给李维汉，转身就上了车，她怕再看一眼，就舍不得走了。

到了苏联，金维映改名“妮达”，一边治病一边学习。她的基础好，又肯用功，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还被选为学习委员，经常帮同学们解答问题。

闲暇时，她总喜欢坐在窗边，看着远处的雪山，想念祖国，想念儿子。有一次，她在信里跟李维汉说：“等我病好了，就回去跟你们团聚，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

可命运却跟她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德国飞机疯狂轰炸莫斯科。那时候金维映正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医院没能及时撤退，被炸弹击中，变成了一片废墟。这位才37岁的革命女战士，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

金维映牺牲的消息传回国内时，李维汉正在前线工作，他拿着电报，半天说不出话来；远在延安的邓公，也沉默了很久，那个曾经一起闯封锁线、一起为革命奋斗的战友，就这样走了。

而她的儿子李铁映，那时候才5岁，还不知道妈妈再也不会回来了。后来，李铁映在李维汉的抚养下长大。

他一直记得父亲跟他讲的母亲的故事，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京俄语学校，后来又去捷克斯洛伐克深造。毕业后，他投身国家建设，从一名普通技术员做起，后来还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每次提到母亲，李铁映都会说：“她是个勇敢的人，我要像她一样，为国家做事。”

金维映的故乡舟山，也一直记得这位“定海女将”。在岱山高亭镇，人们为她建了纪念馆，里面陈列着她当年用过的皮箱、教女工们唱歌的手稿，还有那只她留给寄养儿子的红木箱，那只箱子，老乡家珍藏了几十年，后来交给了文物部门，成了她革命一生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