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底牺牲了多少人，长征后蒋介石怎么不追了？

1936年，伤痕累累的长征队伍，终于在陕北扎下根。

当时的红军队伍，人人带伤，满是疲惫，堪称最虚弱的时候，这一趟下来，损失到底多大，为何手握百万大军的蒋介石，停下了继续追剿的行动？

血染征途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连同后方机关，共八万六千余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

这次行动最初的目标是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红军穿越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跨越了中国南方和西南腹地复杂险峻的地形。

他们翻越了包括老山界、五岭、乌蒙山等在内的18座主要山脉，其中多座海拔超过四千米。

他们涉过了湘江、乌江、赤水、金沙江、大渡河等24条主要江河，期间，经历了大小战斗六百余次。

平均每向前推进约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牺牲如影随形。

这场转移中最惨烈的一役发生在湘江。

1934年11月，急于西渡的红军在湘江上游的广西境内，遭遇了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的联合围堵。

激战持续了四昼夜，红军战士在敌机轰炸和猛烈炮火下，背负伤员，在冰冷的江水中强行渡河。

前方是严密的火力封锁线，后方是紧追不舍的敌军。

此役过后，中央红军兵力锐减过半，阵亡、被俘、失散者超过三万人，战后，当时的领导层也不得不承认战略上的失误，导致损失惨重。

湘江的教训迫使红军改变策略，随后进行的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关键战役，都体现了新的作战思路，不再一味硬拼，而是力求在运动中调动和摆脱敌人。

1935年5月，为抢占大渡河上仅存的关键通道泸定桥，红军挑选了22名战士组成突击队。

面对已被敌人抽走桥板、只剩下冰冷铁索的险境，他们冒着对岸密集的枪弹，攀爬铁索强行冲锋，最终夺下桥头堡，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但突击队员中有四人当场牺牲在激流之上。

除了与敌人的战斗，自然环境本身也是致命的敌人。

进入川西北后，红军开始翻越夹金山、梦笔山等五座终年积雪的雪山。

空气稀薄，严重缺氧，衣着单薄的战士因体力耗尽和体温过低大量倒下。

紧接着是穿越松潘草地，这是一片广袤的泥泞沼泽地带。

看似平坦的草甸下暗藏杀机，人马稍有不慎即陷入泥潭，挣扎中迅速被吞没。

当时粮食补给几近断绝，战士们只能依靠野菜、草根甚至皮带充饥，许多人在耗尽最后一丝力气后，无声地消失在茫茫草地之中。

不同出发地的红军部队都付出了巨大牺牲，红四方面军从川陕苏区出发时约八万人，经历长途转战，最终会师时减至约三万三千人。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红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组成）从湘鄂川黔苏区出发一万七千余人，到达陕北时约剩一万三千三百人。

即使规模较小的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出发时不足三千人，到达陕北时虽略有补充，但也经历了万里转战和残酷战斗。

综合各方数据推算，整个红军在长征途中牺牲的总人数至少超过五万人。

他们倒在了翻越山岭的途中，倒在了渡河的瞬间，倒在了雪线的寒风里，倒在了草地的泥泞中。

当这支饱经摧残、衣衫褴褛的队伍最终踏上陕北的土地时，他们身上背负的不仅是行囊，更有数万牺牲战友未竟的使命。

蒋介石百万大军

蒋介石名义上调动了上百万军队参与围剿，实际效果却大打折扣。

地方军阀的消极避战甚至暗中“放水”，是首要因素，这些地方实力派深知蒋介石借“剿共”削弱异己的意图。

当红军进入不同军阀的防区时，他们往往选择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硬拼。

比如红军进入广东时，粤系军阀陈济棠就与红军达成秘密协议，允许红军“借道”其防区四十华里，双方互不攻击。

红军进入四川后，川军首领刘湘基于保存实力和确保核心区域（成都平原）安全的首要目标，对在非核心区域阻击红军态度消极，倾向于采取“驱离”策略，避免主力决战，力图让红军尽快离开川境

桂系将领白崇禧、李宗仁指挥的部队，面对红军时也常采取“送客”策略，象征性抵抗后便放行，双方甚至形成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红军有时仅需开几枪就能顺利通过其哨卡。

蒋介石对这些地方军阀的行为并非不知情，但他面临两难困境。

一方面，他需要依靠这些地方力量参与围剿，频繁撤换或严厉惩处容易激起兵变或公开对抗，反而暴露中央权威的虚弱。

他对地方军阀的控制力有限，往往只能下达命令，难以有效更换将领或直接指挥其部队。

另一方面，蒋介石意识到，红军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对他维持对各派系军阀的威慑力是有用的。

只要“剿共”任务存在，中央军就有理由驻扎各地，地方军阀也缺乏公开对抗中央的口实。

可当红军突破重重阻碍进入陕北后，蒋介石确实试图给予最后一击。

他迅速调集张学良的东北军和马鸿逵的西北军，计划在陕甘边界，彻底歼灭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主力。

1935年10月，双方在吴起镇附近爆发激战。

此时红军虽然疲惫不堪，弹药匮乏，许多战士还穿着草鞋甚至赤脚，但士气高昂，决死一战。

彭德怀指挥红军依托有利地形顽强阻击，东北军本以为面对的是一支不堪一击的残兵，结果反遭重创。

战斗不到两小时，东北军即被击退，损失六百余人阵亡，七百余人被俘。

红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但成功挫败了追兵，初步在陕北站稳了脚跟。

紧接着，1935年11月，在陕西鄜县直罗镇，红军再次设伏。

东北军装备精良的第109师一头闯入伏击圈，几乎被全歼。

此役，109师阵亡超过一千人，包括师长牛元峰，另有五千多人被俘。

这次惨败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震动极大，张学良紧急向蒋介石求援，要求补充兵员和武器弹药。

但蒋介石的反应出乎意料，他不仅拒绝了张学良的请求，甚至直接下令撤销了第109师的番号。

蒋介石这种既利用地方军剿共，又不愿付出代价弥补其损失的做法，严重激化了与东北军的矛盾，也为后来的重大事变埋下了伏笔。

当红军在陕北奋力建立根据地时，国民党阵营内部的裂痕正在悄然扩大。

陕北扎根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击退追兵后，迅速在陕北展开行动，与先期到达的红十五军团（由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合编）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红军开始在陕北建立和巩固根据地，获得了宝贵的喘息和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吴起镇和直罗镇的连续失利，特别是109师被全歼后蒋介石拒绝补充兵员、反而撤销该师番号的做法，在张学良和东北军内部激起了强烈反弹。

东北军官兵背井离乡，承受着“不抵抗”丢失东北的舆论压力，如今又被驱使在西北“剿共”并遭受惨重损失，却得不到抚恤和支持。

部队内部厌战情绪蔓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

这种普遍存在的情绪，促使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开始重新审视时局。

他们意识到继续进攻红军不仅师出无名、损耗自身实力，更违背了官兵和民众强烈的抗日意愿。

1936年夏，南方局势突变，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发动“两广事变”，打出“抗日救国”旗号，公开挑战南京中央政府权威，要求北上抗日。

蒋介石被迫将主要精力和中央军主力南调，以应对这场内部危机，南方战事的爆发，使得蒋介石暂时无法全力顾及陕北的红军，围剿行动实质上陷入停滞。

当蒋介石于1936年12月初亲赴西安，意图督促张、杨继续积极“剿共”时，长期积累的矛盾爆发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采取兵谏行动，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要求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在各方调停和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压力下，蒋介石最终接受了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基本条件。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持续十年的国共内战基本结束。

随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获得了合法地位和相对稳定的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