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奴贸易时，白人将黑奴的衣服扒光，一干二净，为什么要这样做？

一个非洲黑人被铁链锁住，拖上腥臭的贩奴船。

白人奴隶贩子粗暴地扒光他最后一层衣物，让他赤身裸体地挤进黑暗船舱。

这不是电影画面，而是400年黑奴贸易的真实日常。

为什么奴隶主对于黑人，连遮羞布都不肯给？

“皮肉”成本

将一个人运送数千公里，最终转化为美洲种植园的劳动力，需要支付庞大的成本。

在17至19世纪大规模的黑奴贸易中，奴隶贩子从英国利物浦到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船主与商人，将这种长途贩运发展为一套精密的商业运作模式。

船长和商行代理人拿到清单，采购奴隶的成本、船员薪资、航行所需物资、港口税费、保险费。

每一项都是支出，削减每一项就能提升最终利润空间。

在非洲西海岸的奴隶贸易据点，一个健康成年奴隶的平均收购价被详细记录在账。

这笔钱花出去后，如何将这个“活体货物”运到美洲市场并卖出高价，便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横渡大西洋的“中段航程”是最危险也最昂贵的阶段，船主首要考虑的是如何塞下最多的人。

贩奴船的船舱设计如牢笼，奴隶被尽可能紧密地排布在狭小的空间里。

在这样恶劣的卫生条件下，疾病特别是痢疾和天花极易传播。

单次航程奴隶死亡率常达百分之十以上，在某些航线或疾病爆发时可能远高于此。

当船长在规划航程时，每一寸空间、每一加仑淡水、每一磅食物都弥足珍贵。

每个奴隶每天消耗的定额是严格设定的，多一分都可能侵蚀利润。

而“衣物”这个看似微小的物品，在账房先生眼里却并非微不足道。

为一艘装载着三四百名奴隶的船只，提供哪怕是最粗糙、最低劣的布衣，其成本累积起来也相当可观。

羊毛或亚麻布在18世纪的欧洲也是商品，其价值在商人账册里分毫必现。

为这些被视为纯粹商品和工具的奴隶们提供衣服，对于追求绝对利润最大化的奴隶贩子而言，被认定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支出。

欧洲商人观察到，西非许多族群确实主要穿着各类兽皮制成的衣物。

与其为奴隶制作新衣，或者保留他们原有的、在非洲气候下能发挥作用的兽皮衣物，不如在登船前就剥下他们身上所穿的兽皮。

因为这些未加工的皮革，鹿皮、豹皮甚至简单的牛皮，有些时候竟然是是备受追捧的“异域奇珍”，能够单独出售获利。

这样一剥一卖，商人瞬间完成了一笔双重交易，省去了运输途中需要提供给奴隶衣物的潜在成本，同时又新增了一项收入来源，实现了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榨取。

最终，这些赤身裸体踏上贩奴船的黑人，其价值在抵达美洲拍卖台前，在船主和保险商的账册上，就已经被预先计算完毕。

剥去“人皮”

在非洲海岸的奴隶贸易据点，登船前的强制裸体是标准流程。

奴隶贩子命令黑人脱掉所有衣物，无论兽皮、麻布还是部落的饰品，随后用海水粗暴冲洗身体。

这一过程公开进行，看守持枪监视，任何反抗都会招致鞭打。

横渡大西洋的航程中，船舱内，奴隶被铁链成对锁住，每人仅分得长1.4米、宽0.3米的躺卧空间。

因无法活动四肢，许多人患上肌肉萎缩；排泄物堆积在身下，皮肤溃烂化脓。

赤裸状态下，奴隶的伤病、妊娠甚至生理反应均暴露无遗，看守可随时检查女性是否怀孕或染病，决定是否将其抛入大海减损。

抵达美洲后，奴隶被驱赶上木台，拍卖师高声叫卖：“检查牙齿！摸摸背肌！”买家掰开他们的口腔评估年龄，按压脊椎判断劳力强度。

在黑奴市场，女性常被要求转身展示臀部，以评估“生育潜力”。

黑人不再是父母、战士或工匠，而是“能产蔗糖的牲口”或“会生育的机器”。

在有的地方，奴隶仅允许围一块遮臀粗布，“黑人不得穿戴鞋袜”。

这一方面防止逃亡，赤脚者易被碎石和荆棘所伤，且足迹明显，另一方面强化阶级标识。

殖民者故意让奴隶目睹牲畜披挂彩布，却只给人类一条麻袋，“以此提醒他们：牛马比黑人更值得装饰”。

长期赤裸迫使奴隶接受“不配拥有尊严”的心理暗示。

女性黑奴被强制承担生育任务，种植园主计算每个女奴“六年应产四胎”。

怀孕女奴需脱衣接受腹部检查，若被认为“胎儿太小”，则需继续田间劳动。

产后仅两周即被驱回蔗田，婴儿交由老年奴隶集中看管，一些州的广告甚至将“能生育”列为女奴的卖点。

孩子是种植主的资产，母亲只是培育资产的容器。

浩劫

1494年，西班牙与葡萄牙签署《托德西拉斯条约》，非洲、亚洲与巴西归属葡萄牙，美洲其他地区划归西班牙。

殖民者们避开直接武力掠夺的高成本，转而煽动非洲部落自相残杀。

在安哥拉与刚果，葡萄牙人向酋长输送枪支弹药，诱使其发动“猎奴战争”。

战俘不再被赎回或吸纳为劳动力，而是成批押往海岸，锁上镣铐待价而沽。

大西洋航线的“中间航程”，90吨的小船塞进390名奴隶，每人仅蜷缩于5.5英尺长、16英寸宽的棺材般空间，如“书架排列的书本”般堆叠。

疾病与饥饿肆虐，尸体被抛入深海，航线下的累累白骨被称为“海洋坟墓”。

据保守统计，约1200万-1300万非洲人登上贩奴船，而实际死亡人数更为骇人，每运抵美洲1人，便有10人死于抓捕或运输途中，非洲人口损失高达1亿，相当于1980年全非人口总和。

青壮男性被大规模掳走，性别比例彻底失衡。

西非某些村落仅剩老弱妇孺，农田荒芜，手工业凋零。

部落战争因奴隶贸易激化，传统社会结构瓦解，欧洲商品替代本土生产，非洲经济被拖入依附殖民者的畸形轨道。

巴西甘蔗园、加勒比烟草田、北美棉花地中，奴隶死亡率高到令人齿冷，种植园主计算发现，累死奴隶再购买新劳力，比维持其生存更“划算”。

18世纪，600万黑奴被投入美洲，占贸易总量近半，英国因掌控加勒比蔗糖贸易与北美市场，成为最大受益者。

利物浦一艘贩奴船往返一趟可净赚1200万英镑。

这些财富流入造船、纺织、金融业，伦敦的糖罐与曼彻斯特的棉纺机里，流淌着非洲鲜血。

马克思一针见血：黑奴贸易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为工业革命注入野蛮动力。

1807年英国立法禁止奴隶贸易，并非出于道德觉醒，而是经济计算，工业革命需要非洲作为原料产地与市场，而非劳动力坟场。

而西班牙与巴西的种植园主仍疯狂走私黑奴，直至1867年最后一艘贩奴船在古巴靠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