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愿将吴石判死，刘咏尧遭蒋痛恨，家族蒙难，晚年幸亏有刘若英

因不愿将吴石判死，刘咏尧遭蒋痛恨，家族蒙难，晚年幸亏有刘若英。

1950年的台北，军法局里灯还亮着，一张桌子坐了三个人，案卷堆得山高，是吴石案，屋里气氛跟要下大雨似的，蒋鼎文坐中间，韩德勤是他老同学，刘咏尧最年轻，黄埔一期出来，才四十出头，他一声不吭地翻着卷宗，手指头把纸页往后推，时间过得特别慢，静得只能听见纸张翻动的声音，其实心里都清楚，证据都摆在那儿，口供也都在，背景一查，就是死刑，谁都知道这事儿没跑，可问题就卡在这儿，这笔到底要不要画下去。

蒋介石早就放了话，谁敢出来求情，官帽就别想要了，审判桌上坐到最后，三个人还是硬着头皮签了意见，判重刑，别杀人，这份文件递上去，蒋介石的火气简直能烧了天，批复的字写得跟刀子一样，就一句“三人审判不公，为罪犯说情，应即革职”，字迹看得人发怵，蒋鼎文和韩德勤年纪都大了，退了也就退了，面子上过不去而已，可刘咏尧不一样，他正往上走，眼看广州本部次长的位置就是他的，马上就要进核心圈了，就因为这一张联名，他的仕途在那一刻就断了。

背后有人说他傻，说他不懂人情世故，可真到了那个时候，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能铁石心肠，对着一个马上要死的人，照着规矩宣判死刑，吴石跟他们是一代人，是一起走过来的老相识，这手谁能下得去。

最后蒋介石退了一步，把“革职”改成了“记过”，算是留了点面子，可实际上就是边缘化了，刘咏尧后来的日子，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

开会没人再叫他，文件都绕开他走，提拔的名单里更不会有他，办公室冷冷清清，谁见了他都低着头快步走，生怕沾上“立场不稳”的嫌疑，他自己也不多说话，他知道自己的官运到头了，干脆转身去了军校教书，讲讲理论，说说战史，再也不碰政治，上课的时候军装穿得笔挺，学生们听课也都很认真，没人知道他这个讲师，是怎么从一个将军一步步走过来的。

下了这边的课，他就换身便装，赶去下一个地方教书，台大，师大，还给国防丛刊写稿子，能干的活儿全都干了，家里开销大，光靠一份薪水根本不够用。

他这辈子最难受的，其实不是替吴石求情那件事，是1949年那个冬天，最后一班飞往台湾的飞机，他的小儿子没能带上，大儿子跟着部队去了高雄，小儿子刘纬武死活不肯走，非要留在大陆，他怎么劝都没用，最后只能自己上了飞机，他心里明白，这一分开，很可能就是一辈子，一家人散落在天涯两边，书信也只能偶尔收到，信里能写的也不多，全靠猜，每一封信都要被检查。

这么多年，他从没说过一个“悔”字，他知道自己做了那个决定，一辈子就都变了，可他宁愿自己一个人扛着，也不想做违心的事。

刘纬武在大陆待了好多年，直到1971年才去了台湾，父子俩再见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抱着哭，从一个少年长成了中年人，中间隔了二十多年的空白，家里总算团聚了一些，可那时候的刘咏尧，已经老了。

刘若英，就是刘纬武的女儿，她父母离婚后，她被寄养在别人家，刘咏尧知道这事以后，二话不说就把孙女接回了自己家，每天早上起来给孙女做早饭，送她去上学，晚上回来辅导她功课，那个军人的样子全收起来了，对着小孩子特别温柔，他用过的牛皮纸袋，上面写着“刘若英小朋友收”，里面不装什么公文，装的都是孙女的奖状，邮票，还有画的小画。

这些东西其实不值什么钱，可他收得特别仔细，刘若英长大以后看到这些，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爷爷喜欢听她唱歌，她就专门学了《黄埔军校校歌》唱给他听，老人坐在椅子上听着，眼眶就湿了，他也喜欢听《绿岛小夜曲》，年轻时候的记忆好像都在那首歌里，他总对孙女说“你去大陆，是带着任务的，以后就靠你们啦”，眼神里有说不完的话。

刘若英后来常说，她能有今天，她的性格和事业，很多东西都是爷爷给的，爷爷没教她怎么当明星，只教她做人要有骨气。

刘咏尧这一辈子，换来的是守住了自己的底线，1998年他去世了，那时候两岸还没“三通”，刘纬武站在灵前，想起在成都机场那次分别，想起母亲临终前说“你总得去看看你爸”，想起父亲这些年一个人是怎么活过来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