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出版:刻画一代人的典守精神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作者郑欣淼。

南都讯 记者黄茜 近日，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故宫学”首倡人郑欣淼历时四年撰写的新著《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

该书依托大量首次披露的档案、日记、书信与影像，以六个篇章、四十二万余字的篇幅巨细靡遗地重现了1933年至1947年间故宫文物南迁这场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行程最长的文化大迁徙。作者还以史家的严谨、文学的温度，刻画了易培基、马衡、那志良、庄严等一代故宫人如何在国运衰微之际，以“人在文物在”的典守精神，完成一场静默而壮烈的护宝行动和文化抗战。

日前，《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新书研讨会在三联韬奋图书馆举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新书与故宫文物南迁历史展开热烈的讨论。

著名历史学者、故宫研究专家阎崇年谈道，《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是他多年未见的一部好书。阎崇年说:“故宫南迁史的选题非常好，标题是‘国家记忆’，我一看很醒目，不是故宫博物院的记忆，是国家记忆，实际上不仅仅是国家记忆，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记忆，远远超出我们国家的范围。这本书我总的感觉就是四个字:事理圆融。一本书光有事讲得很清楚，理没讲清楚不行。这本书理很清楚。但是假如事没说明白，不充分，理也立不住，这本书的特点就是事和理圆满地结合。”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回忆道，当年自己受郑院长委托参与了领队，两岸故宫重走文物南迁路，现在一想，当时院长早有打算，一定要写一本南迁史。李文儒说:“重走文物南迁路的时候，我们带有一种雄壮的心，我们走了37个点，但不是全部。那个地方根本没有标志，还得很费劲地寻找，若干年以后，重走南迁路时候走过的地方已经上牌子了，故宫文物南迁的点有标志了，说明很有意义。”

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谈道，20多年来，郑院长不但提出故宫学的理念，在故宫学建设、研究、著述方面都冲在最前面。《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是郑欣淼院长又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一方面郑院长对故宫文物南迁历史事件的把握，放到了国家记忆的层面上，站位非常高。这个故事本身是故宫的记忆，或者故宫百年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构成中国民族记忆非常重要的要素。所以在序言里，郑院长开宗明义讲到了民族记忆的构成和内涵，开宗明义地解题，为什么是国家记忆。这是这本书高屋建瓴的方面，这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

祝勇还特别提到郑院长在战略史料方面的全面、细致、深入。他说:“我注意到书里很多文章，很多具体的历史细节，郑院长有特别点出来。就是在宏大的历史框架的叙事中，没有丢掉一些小的历史细节，这个特别有意思。比如讲到了峨眉乐山开工物价，米多少钱、粮多少钱。这些历史细节书里都有点染，虽然只有一两句话，但能体现出更多人对南迁的态度。一方面是历史价值认知和具体操作层面上对故宫文物的珍视，这些小的材料的引用，亦体现了作者的学术眼光。”

郑欣淼在研讨会上分享了自己在写作本书时的一些感受。他强调文物南迁是战争时期保护国宝的关键之举。“纵观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各国文化遗产的保护，迁移不仅仅是发生在中国，美国也迁移了，在地面上的国旗都保留不下来，能保护下来就是靠迁移。”郑欣淼说。

他还谈道:“做历史，就要有史料。你对历史的认识，还有怎么写的问题。所以我感到自己虽然提的目标很高，但能做到的是有限的。在史料方面，我也有很多感触。比如档案，有关的档案馆都去了，包括宜宾、乐山、峨眉这些具体县市的档案馆我也都去过，这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四川省档案馆，本来我只要1件，最后他们提供了14件，真的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