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慰那永不消逝的电波，杀害上海“电台三烈士”的凶手落网的故事

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走上白宫前的红毯，世界目光聚焦中美关系的重启；而在更早的1949年5月31日，上海解放仅仅第四天，一份电报悄然送达上海市长陈毅的办公桌上。电报短短数行，却牵出了一桩枪声掩盖下的血案真相，也揭开了一场长达两年的秘密追凶行动。

三位被称为“电台三烈士”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李白、秦鸿钧、张困斋——在上海光复前夕被秘密处决，尸体被掩埋在浦东杨思戚家庙。他们的失踪，最初仅是情报部门的一项寻人任务，但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隐藏在旧警队和国民党特务网络中的凶手，一个个浮出水面。

1948年12月的一个深夜，上海虹口黄渡路一处平凡小屋突然被特务围堵，李白与妻子裘慧英正在操作电台传送机密信息，电波刚发出几句，屋门便被踹开。

李白被捕，裘慧英虽然侥幸脱身，但从此再无丈夫音讯。三个月后，秦鸿钧与张困斋也在相隔两日内相继落网。他们的罪名不是谋反，不是武装暴动，只是“发电报”。

1950年春天，上海公安系统收到一条意外线索。一名从事税务工作的退伍通信兵，发现一位自称“无线电商人”的男子携带军用电台配件前来报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这名男子的真实身份是李树林，曾在军统工作十年，解放后潜伏在上海，继续与外界特务组织保持联系。

李树林的抓捕是一个突破口。他交代了自己与“上海电监科”旧部的联系，这个由国民党“国防部二厅”设立的特务机构，专门负责破坏中共在江浙沪的地下电台网络。李树林坦承，李白的电台被破获，正是源于“电监科”一次精确的测向行动。

这场追查逐渐指向了一个关键人物：叶丹秋。他曾是军统时期的老电讯特工，被称为“金耳朵”，后担任上海电监科的代理科长。1948年12月20日，他通过电波定位锁定了李白的电台信号，并在29日夜里亲自带队包围搜捕。

叶丹秋的名字出现在多个供词中，却始终难觅踪迹。直到1950年9月，一封举报信将专案组引向苏州，一个唱评弹的女子——董素芬的住处。她曾是叶丹秋的情人。通过布控、跟踪、诱导，最终在上海一家小旅馆内将叶丹秋生擒。

叶丹秋在审讯中交代，李白的电台是靠一名叛徒提供的频率，再由技术人员协助锁定位置。同样的手段也被用于侦测到秦鸿钧在新新里315号的电台，最终导致三人相继被捕。他还供出另两名关键技术人员——马国勋与王庆生，二人早已逃往台湾，无法追责。

至此，杀害“电台三烈士”的凶手网络逐步清晰。从最初的执行者史致礼、强元贵，到测向专家叶丹秋，再到背后策划者毛人凤与国民党高层，这是一场政治高压下的系统性镇压行动。蒋介石甚至在日记中亲自批示：“沪上共谍电台案须限期破获，斩草除根。”

令人刺痛的是，三位烈士的牺牲并非单纯因技术败露，而是源于“内鬼”出卖。档案显示，李白的电报频率之所以暴露，是因一名叫李政宣的叛徒在北方落网后供出了情报。而在上海，还有更多的“风筝”潜伏者，伪装在旧警队、户籍科、公务系统之中，白天是警察，夜晚却是敌台的眼线。

1951年1月31日，上海市人民法院公开审判叶丹秋，最终判处死刑。陈宗琛、董素芬等人也分别被判刑。这场历时近两年的追凶行动终于告一段落。李白、秦鸿钧、张困斋三位烈士的英名，也被正式刻入共和国的记忆中。

他们不是战场上的将军，没有手握钢枪，却用一部电台、一串电波，在无声战线上支撑起情报命脉。他们的牺牲，让更多解放军部队成功渡江，让上海得以完整解放。当夜幕降临，外滩灯火通明，谁还记得，那盏灯的背后，埋藏着多少人的命？

如今，公安博物馆展出的一件展品，是李白烈士当年使用的发报机旋钮。旋钮边缘磨得发亮，仿佛还能感受到他紧握的体温。秦鸿钧的密码本只剩半页，角上焦黑，是他在敌人破门前塞进煤油灯里烧掉的痕迹。这些不是道具，是生命的遗物。

2021年，上海档案馆解封一批老档案，才揭露了更多细节。2022年，公安博物馆还原了国民党RCA测向车的实测数据，显示其有效侦测半径不过500米，技术远不如想象。真正让电台暴露的，不是设备，而是人心。

李白最后一次发电报时，外滩的百乐门正在跳探戈。他从按下键盘到被捕，仅仅7分钟。第8分钟，敌人破门，他将耳机塞入嘴中，咬碎，避免泄密。血流满地，电波断绝。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形象，正是以李白等人为原型创作。而现实中，他们的事迹远比银幕更沉重。他们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情报，更是一个新中国崛起的基础。

告慰那永不消逝的电波，是找出每一名凶手，揭露每一条叛线，追清每一笔血债。而真正的纪念，是在今天的和平中，继续守住他们曾经用生命守护的电波。让历史不再沉默，让光亮不再被掩埋。

在今天的上海，淮海中路612号的老墙上，AR技术投影出李白敲击电键的画面。那只虚拟的手，指节粗壮，布满老茧，仿佛仍在传递信号。这是属于过去的电波，也是属于未来的信念。电台三烈士不是历史的符号，他们是这个城市的根脉，是每一盏灯光下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