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金文字编2000—2019》出版，破解诸多文字难题

日前，中山大学陈斯鹏教授编著的《新见金文字编（2000—2019）》正式出版。作为2012年初版的增订本，这本耗时多年增订的著作，不仅把21世纪前20年新发现的金文“一网打尽”——仅2010到2019年的新出金文就有2500件左右，更像一把“钥匙”，解开了不少困扰学界多年的古文字谜题，为研究商周青铜铭文提供了更全面、更精准的参考。

《新见金文字编（2000—2019）》，陈斯鹏编著，中西书局2025年8月出版。

诞生与升级：从课堂需求到“十年之约”

这本书的缘起，要从2007年陈斯鹏教授的一堂课说起。当时他在中山大学主讲“青铜器铭文研究”，发现学生们常用的参考资料——容庚先生的《金文编》及后续校补著作，跟不上21世纪以来新出土的金文节奏。“很多新发现的青铜器铭文，在旧书里查不到，研究起来特别不方便。”于是，他萌生了编一本“新金文字典”的想法。

2012年，《新见金文字编》初版问世，立刻成了古文字研究者的“手边书”：每个字下面都标注着出自哪件青铜器、属于哪个时代、原文里怎么用，还附上陈教授对疑难字的考证分析。但书刚编完，陈斯鹏就埋下了一个“十年之约”：“金文资料更新太快，估计每十年就得大改一次，才能跟上研究进度。”

没想到这个预判很快应验——2010到2019年，新出金文的数量比前十年还多，光没见过的“新字”就多了不少，学界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要是不及时整理，这些新发现就没法被更多人用上。”从定下增订计划到最终出版，陈斯鹏教授和团队又花了数年，把书的体量几乎翻了倍：总字数从77万字增至150万字，正编收录的单字从1425个增至2230个，新增的817个字头里，436个是此前金文中从未出现过的“新字”；就连暂时认不出的“待释字”，也从83个补充到205个，尽可能网罗了前20年的新资料。

啃下“硬骨头”：认生字、改错误、筛资料

增订过程远比初版更难，陈斯鹏把最棘手的挑战总结为三块“硬骨头”，其中最耗心力的就是“认生字”——疑难字考释。

“写论文可以只挑自己有把握的问题说，但编字编不行，每个字都得有说法，不能绕着走。”陈斯鹏说，新增的2500件金文里，藏着不少长得奇怪的字，有的连前辈学者都没定论。学生们能帮忙整理资料，但核心的释字环节，只能他自己“死磕”：为了一个字，要翻遍几十本古籍和研究文献，对比不同时期的金文写法，梳理出能说服人的证据链。“快的话几天能有眉目，慢的话卡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有可能，这也是书稿改了又改、一再延后的原因。”

除了认生字，订正初版的错误也很关键。比如初版附录中“”形字，过去学者猜它是“环”“雍”“吕”等十几种说法，都没实锤，只能归到“待释字”里。这次增订时，新发现的金文“豫”字帮了大忙——“豫”的左半边正是这个神秘字形。“‘豫’以它为声旁，一下子就确定了，它其实是‘予’字。”陈斯鹏说，这个突破不仅让“予”字有了明确归属，还能帮着解读更多和“予”相关的古文字、古文献，用处不小。

还有些初版误收的“问题铭文”也被清理出去。“有些青铜器不是科学发掘的，上面的铭文可能是假的。”陈斯鹏解释，这次增订时，他们逐一核查资料，把初版里几件存疑的铭文删掉，“这对于确保资料的可靠性至关重要。”

至于资料筛选，陈斯鹏教授有个简单的标准：没见过的新字、写法特别的字，一律收录；早就认识的字，就挑能体现时代变化、用法特别的例子——比如同一个字在西周、春秋、战国的不同写法，这样读者能清楚地看到文字的演变过程。“所有资料均来自公开发表的书刊，力求全面反映金文形体与用法的演变。”

解“文字谜”：从青铜器名到“达殷”释义

这本增订本不光是“资料集”，还解决了不少学界争论已久的“文字谜”。

比如金文中器物名称前常出现一个以“鼎”“爿”（或从“肉”从“刀”）为核心构件的修饰语。过去有人说它是“将”，有人说它是“肆”（古代祭祀时解牲的仪式），但“肆”只能和食器有关，无法解释其修饰酒器、水器的用法。“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定论。”陈斯鹏说，这次增订时，新发现的几件金文帮了忙：曾仲姬壶上，有个“从爿从酉”的字修饰“壶”；景之朝鼎上，“从爿从酉从止”的字修饰“彝”；还有夆子詹的簠和壶，用“从爿从言”的字来修饰。“这些字都带‘爿’，又都用来修饰器物名，肯定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结合古人“从爿”的字常读“将”的习惯，陈斯鹏确定这个字该读“将”，表示“将享已故之人”，意思是“用来祭祀已故之人的器物”，这下不管修饰什么器型都说得通了。

就连“达”“谏”这种看似常见的字，增订本也挖出了新解读。比如金文里常出现“达殷”，过去有人说“达”是“通”，有人说读“挞”，但新发现的曾侯与钟上有“达殷之命”，“通命”讲不通，“命”为抽象概念也不可“挞”。“有学者推测‘达’可能是‘替代’的意思，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陈斯鹏进一步查证，发现《说文解字》里“达”和“迭”（迭代、更替）可以互通，“所以‘达殷’其实是‘迭殷’，指更替殷商的天命，这样就顺理成章了。”

还有“谏”字，近年有人说该改释为“敕”，但陈斯鹏不认同：“‘谏’是‘言’字旁加‘柬’，字形很明确；而且清华简里和‘谏’对应的是‘柬’，‘柬’根本没法读成‘敕’。”他研究发现，“谏”在金文中有“治理”的意思，还能用于诉讼场景，比如“谏訊有粦（譖）”，结合“柬”和“簡”（简）常通用的规律，他推测这里“谏”可读“简”，意思是“核验”，和《尚书·吕刑》里“五辞简孚”（用五种供词核验实情）的“简”正好呼应。

《新见金文字编（2000—2019）》对“谏”字挖出了新解读。

陈斯鹏教授对南都记者表示，作为涵盖21世纪前20年新见金文的总结性著作，《新见金文字编（2000—2019）》不仅聚焦金文本身，还结合清华简、安大简等楚简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与前沿性。“《新见金文字编》的增订工作永不会止步。”他说，“新书刚出，材料已滞后数年，新一轮增订即将启动。”

陈斯鹏，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著有《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简帛文献与文学考论》《新见金文字编》《卓庐古文字学丛稿》《卓庐剩墨：陈斯鹏书法选》《立本探源——古文字书法》等。

面对面——

陈斯鹏：编字编像“扫雷”，每一个疑难字都是待解的谜题

南都：您提到疑难字考释耗时久，有没有哪个字的解决过程让您印象特别深？

陈斯鹏：“予”字吧。初版时，甲骨文、金文中那个“”形字有“环”“予”“雍”“蛤”“吕”“宫”等十几种说法，以“雍”“环”二说影响最大，但其实都缺乏直接证据，所以初版时，我把它当作存疑字放在附录。增订时看到新出金文里的“豫”字，左旁就是这个形，可以证它就是“予”字，所以这次增订本就把它调入正编了。“予”字在古文字资料中牵涉甚广，它的释出对于“予”字本身的历史源流、相关字的结构分析，以及相关文本的理解，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这还没完，我在按语中提出一个初步意见，怀疑“予”字本象房舍勾连之形，为“序”和“舍”之共同初文。这个问题还有待深入论证。这种从存疑到确证，再到深挖本义的过程，就是考释的魅力，也最耗精力。

南都：近年来，古文字研究领域有哪些新的研究方向和热点话题？《新见金文字编（2000—2019）》在这样的研究环境下，处于怎样的位置，又将产生怎样的推动作用 ？

陈斯鹏：古文字领域的研究热点，往往与重要新材料的出土紧密关联。最近二三十年，热度最高的当数战国楚简研究——尤其是清华简、安大简等一批珍贵简牍公布后，一直是学界关注的核心。目前还有好几批新出的重要楚简资料待公布，未来必然会掀起新的研究热潮。

相比楚简，新见金文的研究热度虽稍逊一筹，但也是当前学界关注度较高的领域。《新见金文字编（2000—2019）》在新见金文研究里，算是具有全局性和总结性的核心著作：它不局限于金文本身，还会结合楚简研究等最新成果来破解金文释读难题，既有开放性，又能紧跟前沿。相信这本书能为古文字学的整体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南都：在数字化时代，古文字研究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您认为新技术（如数据库、人工智能等）对古文字研究有哪些影响？

陈斯鹏：不可否认，电子化资料和专业数据库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多便利，能大幅提高工作效率。在技术应用上，我们确实得积极学习、与时俱进。这次增订《新见金文字编》时，我就有很切实的体会——因为处理金文图片时沿用了10多年前的旧方法，导致不少图片进入排版系统后精度不足，影响了呈现效果。后续工作里，我肯定要学习新的技术手段，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不过，我们也得客观看待数字技术的开发难度和实际效益。比如古文字相关的专业数据库，很多机构都尝试过或正在做，但最终能正式完成、还能推广使用的，其实非常少见。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类数据库对人力、财力、时间的投入要求极高，实际投入往往难以匹配需求。至于现在各行业都在谈的人工智能，要把它用到古文字研究里，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前提是得有极其巨大的资源投入。目前，我对这一点暂时不敢抱太乐观的态度。

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