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智慧丨南宋“学术天团”如何让理学思想绵延800年？

南宋江山

偏安一隅、皇权暗弱

外敌环伺、内忧丛生

从武夷山麓走出的一介书生，没有金戈铁马，没有皇亲国戚，如何仅凭一座书院、一本集注和一群同好，为皇权套上“紧箍咒”，为文官打造“思想共同体”，将仁政理念推行到田间地头。

《闽人智慧·何以朱子 何以考亭》第二期，让我们先把目光拉回到南宋的考亭。寻找一群被后世称为“考亭学派”的“学术天团”，看看他们究竟藏着什么力量，能让自己的思想绵延800年？

01

建立“物流中枢” 派送理学思想

朱熹——这位南宋最强“程序员”，花了40余年完成了儒家思想的更新迭代，把一辈子的思想打包进《四书章句集注》。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再精深的思想，若无法传播开来，也只是书斋里的“孤本”。

在考亭学派诞生前，理学思想就像打包好却没发的快递件，没有驿站中转，也没有快递小哥配送。而书院，就是朱熹和弟子们找到的“物流中枢”，通过讲学收徒不断培训“快递小哥”，将理学派送到全国各地。

考亭书院 图源：闽北日报

在考亭，朱熹不教官场技巧，只传“为苍生谋”的真学问，在乱世之中竖起了一面理想主义的旗帜。慕名而来的学子达上千人，其中蔡元定、黄幹、陈宓，这些核心骨干，都成为了理学的“播种人”。

武夷山晚对峰上的摩崖石刻“道南理窟” 吴心正/摄

他们将朱熹的思想传播到全国：黄幹在浙江“以礼教民”；陈宓在江西把“乡约”理念融入教学；真德秀在福建培养出敢“怼皇帝”的官员。短短几十年，星火已成燎原之势，全国书院从几十所涨到六百多所，理学在全国各地得到了普遍的推广。

考亭学派还有个好习惯：鼓励弟子和其他学派辩论。在中国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学术辩论——“鹅湖之会”，就是朱子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之间的“巅峰对决”。双方相互批评又相互借鉴，让理学思想在交锋中愈发精深扎实。

鹅湖书院 图源：大美上饶微信公众号

02

为皇权系统装上“道德补丁”

其实在考亭学派登场前，儒学也有约束皇权的努力。可要么靠皇帝自觉，要么玩“神学隐喻”，没有落地的理论支撑。

直到朱熹和弟子们喊出“天子也得受天理管”，把儒家的“皇权约束”，从软乎乎的道德提醒，变成了逻辑严密的“规则框架”，相当于给皇权系统装了“道德补丁”。

武夷精舍朱子像 姜克红/摄

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写了本《大学衍义》怒怼宋理宗：“陛下宴饮无度，就是违‘天理’的‘仁’；纵容贪官，就是违‘天理’的‘义’！”还放话“君心不正，再好的政策也白搭”。放以前，大臣说句“陛下三思”都要冒杀头险，可“天理”成了当时朝野公认的“政治红线”，宋理宗也没再治他的罪。

朱熹最器重的弟子蔡元定，因“伪学之禁”被权臣韩侂胄流放千里。他徒步三千里前往贬所，哪怕脚磨得鲜血直流也不愿雇车，怕折损了“守道”的本心。到了湖南道州，朝廷明令禁止传播理学，他依然设帐收徒，吸引了慕道之人前往求学，他说：“彼以学来，何忍拒之，若有祸患，亦非闭门塞窦所能避也。”

明朝海瑞骂嘉靖“嘉靖者，家家皆净也”，清初“理学名臣”汤斌劝康熙“南巡要以民生为本，别折腾州县”——他俩都拿朱子理学的“天理”当依据。

考亭学派用“天理”给皇权套的“紧箍咒”，让权力有了“道德边界”，在古代专制社会里，这绝对是政治文明的“大升级”。

《沧洲精舍又谕学者》是朱子制定的沧洲精舍院规，150字蕴含朱子传道授业的内涵，教导弟子门人树立远大志向、追求清廉人生。赖雅琼/摄

光约束皇权还不够，考亭学派更绝的是，给整个帝国管理层装了统一兼容的“思想框架”。

元朝疆域跨欧亚、民族众多，可文官都读《四书章句集注》，认“大一统”和“仁政”，有效维护了中央集权，未出现大规模的地方割据局面；清朝入关后接着用这套教材，连满族官员都要学朱注，康熙还亲自批注，让满汉官员以朱子学作为治理社会的理念。

03

化“天理治国”为基层治理

别以为考亭学派是只会“掉书袋”的理论家——他们最牛的是把“天理治国”的大理念，拆成了老百姓能懂、能用的“基层治理手册”：社仓法管吃饭，乡约管规矩，让仁政真正落地。

游人乘坐小火车在武夷山市五夫镇的油菜花田赏花。（资料照片）

先说说社仓法，这堪称是古代版“乡村振兴普惠金融”。南宋以前，灾年里老百姓最怕两件事：官府放粮慢得像蜗牛，地主放高利贷能吸光血。

朱熹当地方官时，想了个招：官府出点粮，乡绅捐点粮，办成“社仓”。青黄不接时，农民能低息借粮，秋收了再还，利息只要两分——比地主的五分、十分利良心多了。

后来南宋朝廷把朱熹的“五夫社仓法”（即《社仓事目》）向全国推广，最鼎盛时，全国有上千个社仓，存粮超百万石。

朱熹的女婿兼弟子黄幹，就曾做过满分示范。他在浙江嘉兴当官时遇上大旱，粮价飞涨。黄幹立刻开常平仓，还有个“神操作”：农民没钱还粮，就帮官府修水利、筑道路来抵，以工代赈。结果短短几个月，就帮数万灾民熬过了荒年，还修好一批灌溉渠。

武夷山五夫镇朱子社仓 于崇高/摄

再看乡约，这是古代版“村规民约”。古代“皇权不下县”，农村基本靠地主、宗族管，官府根本顾不过来。

朱熹的弟子陈宓在福建搞了个“乡约制度”：每个村选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当“约正”，定时召集村民开大会，评“谁做好事、谁干坏事”，谁家有难，大家一起帮。

这招妙在不靠官府强制，而依靠乡邻舆论与道德约束——虽没法消除剥削，却也对地主盘剥形成柔性约束，补上了官府的治理空白。后来王阳明搞“南赣乡约”，康熙推广“圣谕广训”，学的就是陈宓这一套。

站在今天回望考亭学派，他们确实不是颠覆制度的“革命者”，更像是给古代王朝治理查缺补漏的“系统优化师”。

大型文旅山水史诗《月映武夷》通过舞蹈展现朱熹携众书生风雨中前行的场景。施辰静 /摄

他们用“天理”给皇权划边界，用《四书章句集注》给文官立共识，用社仓乡约补基层空白，让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在改朝换代中守住锚点，也让书院的青瓦、书案，成了精神的具象载体。

或许我们再也见不到朱熹灯下改《四书章句集注》的身影，听不到考亭讲会的辩声，但只要有人为民生奔走、为公正发声、为责任坚守——那支穿越800年的“学术火炬”，就从来没熄过。

来源：“闽人智慧”编辑部、福建日报社全媒体传播中心

责编：徐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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