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里的1919巴黎和会，所谓 “和平”，桌下堆的全是分赃清单

泛黄相纸卷着细毛，凝住了凡尔赛宫镜厅的光。照片里，水晶灯下各国代表或握笔悬停，或围桌争执，镜墙映出的不仅是厅宇，还有微笑后的算计——这“和平会议”桌下，是战胜国瓜分的清单，也压着弱国的无奈，未说的抗议，都沉在老照片的灰调里。

1919年奥地利明信片的插图，一个漫画化的犹太人用匕首背刺了德军。德国社会将投降归咎于不爱国的民众、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魏玛共和国，而主要是犹太人。

“我们失去了什么！”“20%的领土，10%的人口，三分之一的硬煤产量，四分之一的土豆产量和五分之四的铁矿。”

1919 年德国人在柏林郊外拆解坦克。因为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必须解除武装。这辆坦克其实是一辆英国坦克，被德国人俘虏后重新投入战场。

这张照片定格了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条约》签订的历史性瞬间，地点是凡尔赛宫镜厅。画面中，各国代表身着庄重的礼服、西装，在古典奢华的厅室内围绕长桌忙碌：有的专注签署文件，有的低声磋商，桌上堆叠的卷宗

这是一战后协约国对德国的“分赃式和约”，德国被迫承担“战争全部罪责”，割让13.5%的领土（如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西普鲁士部分地区被分割），陆军被限制为10万人且不得拥有空军、潜艇，需支付1320亿金马克的巨额赔款。这纸以“和平”为名的条约，因充斥着强权压迫与不公，仅维持了“二十年休战”——1939年，二战的爆发彻底击碎了其构建的秩序，也印证了它作为“战争催化剂”的本质。

这张照片定格了巴黎和会“四巨头”的核心磋商时刻，画面是一间装饰典雅的书房，深色实木书架塞满典籍，墙面挂满华丽装裱的油画，地毯纹样精致繁复。意大利总理维托里奥·奥兰多、英国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法国总理乔治·克莱蒙梭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签署凡尔赛条约之前在威尔逊巴黎的家中举行会议。

他们的这场会晤，是大国在战后势力重新划分中的关键博弈，最终催生的《凡尔赛条约》虽暂时“终结”了一战，却因对德惩罚的极端性、对弱小国家利益的漠视，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条约》签署当日，戴着大礼帽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受到巴黎民众的热情欢迎。

这张照片定格了1919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从巴黎和会归国后，在华盛顿接受民众热烈欢迎

画面中，威尔逊总统居于中央，身着黑色长款大衣，头戴高顶礼帽，手持美国国旗，神情庄重；其左侧的副总统托马斯·马歇尔同样以黑色大衣、高顶礼帽的正式装扮亮相，周围人群也多着同款风格的黑色长外套与礼帽，手持星条旗。

这张照片定格了1919年5月德国民众反《凡尔赛条约》游行。密密麻麻的人群挤满街道，从工人到职员，不同阶层的民众身着各式深色工装、西装，头戴礼帽或布帽，汇成一股愤怒的洪流。

最醒目的标语“Tag von Versailles – Tag der Unehre!”（“凡尔赛之日——耻辱之日！”）被高高举起，旁边还有“Wir wollen frei sein von Versailles”（“我们要摆脱凡尔赛的束缚”）等口号，直白地宣泄着对条约的抗拒。

1919年6月21日中午，被协约国扣押在英国斯卡帕湾的德国公海舰队（含11艘战列舰、5艘战列巡洋舰等共74艘舰艇），在舰队司令路德维希·冯·罗伊特海军少将的秘密指令下，集体升起德国海军旗并打开通海阀自沉。此举是为了避免军舰被协约国瓜分，以一种近乎“自杀式”的抗争，捍卫德国海军的尊严。

照片中正在舰艉下沉的战列舰，属于德国巴伐利亚级战列舰（该级共2艘），是一战末期德国最先进的战列舰，装备8门380毫米主炮，火力与防护能力对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它在自沉过程中迅速倾斜沉没，成为此次自沉行动中沉没的主力舰之一。

左侧远端的舰影是“巴登”号，它是“巴伐利亚级”的改进型，也是德国海军为应对英国“复仇”级战列舰而建造的新锐舰。自沉时因进水控制失误最终搁浅（后被英国打捞），成为斯卡帕湾自沉事件中少数未完全沉没的主力舰。

此次行动共导致52艘德国军舰沉没（含11艘战列舰、5艘战列巡洋舰），总吨位超过17万吨，是世界海军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体自沉行动。协约国的瓜分计划彻底落空，也让英国皇家海军“缴获德国主力舰”的算盘破产。

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19年德国签订《凡尔赛和约》的代表团核心成员，画面上方的德文标题“Die deutsche Friedensdelegation”意为“德国和平代表团”，代表团成员的严肃神情、都暗示了谈判的不平等性。这种“屈辱感”后来成为德国民族主义激化的重要诱因，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历史伏笔。

其中最核心的人物是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兰曹（Ulrich von Brockdorff-Rantzau，左四）、——他是德国代表团团长。布罗克多夫-兰曹出身贵族的职业外交官，以强硬姿态参与谈判。他在凡尔赛和会上直言条约是“强加的和平”，拒绝接受对德国的苛刻勒索，但德国因战败无力反抗，最终被迫签署条约，他的抗议虽未改变结果。Prof. Schücking（左一），法学教授，负责条约的法律条款论证。Giesberts（左二）、Landsberg（左三）外交官与政治人物，协助协调代表团立场。

这张照片定格了1919年德国民众集体反抗《凡尔赛条约》的历史瞬间，画面中密密麻麻的人群挤满广场，几乎是全民性的抗议浪潮的缩影。每一张面孔都写满对“耻辱和平”的愤怒——《凡尔赛条约》强加的巨额赔款、领土割让与军事束缚，被德国民众视为对国家尊严的公然践踏。

这张照片定格了巴黎和会“三巨头”的权力群像，画面中从左至右依次是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他们是1919年巴黎和会的实际操控者，正行走在巴黎的砖石街道上，每一步都牵动着战后世界秩序的走向。

劳合·乔治的从容周旋、克里孟梭的强势外露、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式坚定，在这张黑白影像中凝结成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缩影——他们身着光鲜礼服，却在凡尔赛宫的谈判桌上，以“和平”之名完成了对殖民地、战争赔款的分赃，也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这张照片定格了1919年巴黎和会的核心现场，地点是凡尔赛宫的豪华厅室，处处彰显着帝国主义强权博弈的虚伪与奢华。

这是一场以“和平”为名帝国主义分赃大会。英、法、美等列强代表在奢华表象下，围绕殖民地划分、战争赔款等议题激烈角力，而中国等弱小国家的权益被肆意牺牲（如山东主权被强行转让日本）。

这张照片定格了1919年中国知识分子与外交官在巴黎和会期间的关键群像。官方层面，顾维钧等外交官在会场内据理力争；民间层面，梁启超通过媒体、学术交流向国际社会揭露真相，试图以舆论施压。这种努力虽未改变最终结果，却为中国民众的民族觉醒提供了直接刺激。

梁启超（前排左三）著名学者、政治活动家，以民间外交家身份赴欧，试图通过舆论和学术活动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山东问题的态度。他在巴黎期间频繁撰文、演讲，揭露列强瓜分中国权益的阴谋。蒋方震（前排左二）陆军中将、军事战略家（外号“中国近代兵学泰斗”），以军事专家身份随梁启超赴欧，负责从军事角度分析国际局势。

顾维钧（前排左四）中国驻美公使，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核心外交官。他在和会上就山东主权问题发表著名演讲，以“公理战胜强权”的逻辑驳斥日本的无理要求，虽最终未能阻止列强妥协，却凭借外交风度和法理辩才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刘文岛（后排右二）外交官，时任中国驻法使馆秘书，负责巴黎和会期间的联络与文书工作，后曾任国民政府驻意大利大使。

这张照片记录的是巴黎和会“三巨头”的经典历史瞬间，画面中的三人从左到右分别是英国战时首相劳合·乔治，以“狡猾的狐狸”著称、 法国“老虎总理”克里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

三人的着装是1919年欧洲上流社会的标准正装，高顶礼帽（Top Hat）、晨礼服、马甲与领带的搭配，体现了一战后欧洲政界的礼仪规范。

这张照片定格了1919年巴黎和会“四巨头”的历史性会面，从右至左依次是伍德罗·威尔逊（美国）、乔治·克里孟梭（法国）、戴维·劳合·乔治（英国）、维托里奥·埃曼努尔·奥兰多（意大利）。

1919年1月至6月，四巨头在凡尔赛宫的密室中进行了数十轮谈判，最终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成为他们利益妥协的产物。四巨头的谈判本质是一场“分赃会议”：他们以“缔造和平”为名，实则为各自国家争夺利益。《凡尔赛和约》的不公与短视，未能真正解决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反而激化了德国的复仇情绪，也为意大利法西斯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土壤。正如克里孟梭的预言：“这份条约会给我们带来负担、麻烦、痛苦、困难，而且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