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为何错失了大航海时代？

俞亮鑫

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20周年，也是中国航海日设立20周年。620年前的今天，郑和率船队浩浩荡荡开始了首次航行，也开始了长达28年的七次下西洋。郑和舰队规模空前，宝船可达四十丈，舰只两百余艘，随员近三万人，船队抵达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东非。而八十多年后，地球的另一端西班牙，哥伦布的船队仅由三艘破旧的小帆船组成，最大旗舰“圣玛利亚号”排水量仅约120吨，与郑和船队的庞大规模相形见拙。

郑和率领的是当时人类史上最强大的远洋船队，用今天的一句流行语来形容，可谓是＂清场式遥遥领先＂。而哥伦布的三艘破旧小船、数十水手、一次次孤注一掷，绝境逢生，却开启了全球大航海时代的漫长旅程，不仅发现了新大陆，还首次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它通过殖民扩张迅速积累财富，新大陆的发现开启了欧洲对美洲的地理探索与殖民时代，也推动了物种、技术与文化的交流融合 。玉米、土豆、蕃茄、南瓜、花生、甘薯等美洲作物，也由此传入了欧亚大陆，解决了当时人类面临的饥荒问题。

为什么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声势浩大，万国来朝，盛况空前，却错失了大航海时代？明代中国反而因为自身封闭而且禁海，错失了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历史机遇？

带着这个问题，我来到太仓浏河郑和船队起锚地、来到临港新城航海博物馆，面对郑和高大的雕像曾一次次地发问。

原因是：首先，郑和的航行本质上是外交行为，目的是维护明王朝的“朝贡体系”与“天朝上国”的地位。他航行所到国家，带去的是大量礼品和敕封圣旨，显示的是皇恩浩大，皇权至上，而不是贸易市场、经济利益与殖民计划。他不追求扩张移民、航线控制或资源掠夺，而是完成皇帝交付的政治使命，以至于在经济上入不敷出，不可持续。

而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航海则是为了寻找新航线、开辟新市场、夺取新资源，更符合后世所说的“殖民与全球化”的逻辑，当然，也给新大陆带来了一些人道主义灾难。

其次，国家支持体制不同：明朝海禁，西欧放权鼓励探索。郑和归国后，明朝迅速转向“海禁”，严禁私人出海，严控造船和航海技术，主张“重农抑商”，轻视海外利益和海洋经济。

而西欧国家恰恰相反：西班牙、葡萄牙王室直接资助哥伦布、达·伽马远航；鼓励私人投资航海企业（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国家与商人共同分享航海利益；航海发现直接提升自身国力与经济。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分野：中国回头，西方出发。我们以自己为中心而轻视海外，而西方是面向海洋拥抱世界。

三是，明代航海技术虽然世界领先，但这些技术被皇权高度垄断，民间没有拥有和传播航海知识的权利，航海图纸与船模反而多被焚毁。

相比之下，西欧各国重视知识共享，民间与王室分享利益，逐步发展出天文学、造船术、地图学、航海仪器，形成可持续的探索机制。

中国古代普遍认为“夷狄无足道”，导致轻视海外，认为“番邦进贡”是荣耀，而“经营海外”是“媚外”、“贪利”。民间若私自下海，则被视为“走私”“勾结外敌”。朝廷强化封锁、遏制海外交流。明清两代交替禁海，长达数百年之久，长与世界脱钩，直至1840年被欧洲列强的炮舰强行轰开国门，开始了百年中华民族的屈辱史。

中国原本领先全球的航海起跑线，却被自己亲手封死，最终在大航海、全球化、工业化三重浪潮中全面落后，最后挨打，受尽凌辱。

回望历史，痛定思痛，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历史选择对国家的深远影响，并从中汲取拥抱世界的智慧和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