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邓小平视察广东，得知很多人逃港后感叹：两边差距太大了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来到广东视察。当时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深圳，逃港事件愈演愈烈，边防部队几乎无力防守，省委领导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邓小平。

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邓小平只是用他那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严重问题无动于衷。邓小平沉默了好一阵子，才转过身来，用肯定的口吻说：“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这事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逃港，主要是百姓的生活不好，两边的差距太大了！”

邓小平

鸦片战争后，香港被英国占领，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母体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然而政治铁幕并未将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从1951年到1980年的29年中，大量的大陆非法移民以偷渡的形式从广东进入香港，最终汇聚成为了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

建国初期，广东不乏欣欣向荣的图景：大量爱国华侨经香港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在农村，农民因土改获得了田地。40年代末跑去香港的穷人阶层都在不断地打听着内地发生的变化。

但从50年代开始，情况出现了变化。50年代末，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发展。1957年，中共宝安县委通过了《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不准投机买卖。这个规定还要求，“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

而在当时的广东沿海，副业、贸易是农民生存的基本来源。宝安县委的报告说，当地50%的农民在走私，20%依靠走私为生，他们主要是把蔬菜和水果卖到香港去。事实上，所谓的“走私”，就是渔民的小额贸易。《规定》下发后，在海丰县的一个镇，因“走私”不到半年间就抓了160人，有一个合作社一半以上的劳动力都被抓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沿海一带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地逃往香港。据宝安外事办公室《关于经宝安县偷渡香港问题的调查报告》显示，1956年至1958年，经宝安县偷渡香港的共有20105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宝安当地的民谣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从此以后，偷渡逐渐成为了广东民间的一种风气。从城市到乡村，从孩童到老人，各色的群众以不同的方式向粤港边境靠拢，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或爬火车，或乘小船，或只身泅水，不顾一切向香港奔去。虽说偷渡者一般都准备有汽车轮胎，但在大海中游泳仍有很大危险，于是有人就发明了在珠江里“练兵”。

据老人们回忆，在那个年代的广州，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日后“逃港”中用得上。不少孩子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炼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对于当年的偷渡潮，许多经历者回忆说，那时曾经流传过一句诗，据说是刘伯温预测后500年世事所留：“过了千八日，安乐永无忧。”“千八日”就是香港的“香”字，根据当时的形势，这句话被解读为“只要过了香港，就生活无忧了”。

那时的偷渡，按方式可分为走路、泅渡、坐船3种。泅渡，就是从海上游过去，除了陆路，还有不少人选择海路。偷渡的地点一般是距离香港4公里的蛇口，这里的海边有大片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边防人员换岗的间隙迅速下水。当时中英两国以水为界，不论潮涨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

从海上泅渡除了选择最佳下水地点外，还需要更多技巧。准备充分的人在偷渡时，会带上一个小型的充气救生圈之类的可供漂浮的物体，但并不是一下水就用，因为那样会影响速度，也容易被发现；相反，他们会将这些充气物腔内的空气放掉，折叠好带下水，等到游到中途累了时，就拿出来吹上气，然后漂浮在水上稍作休息。即使是这样，也有不少偷渡者被海浪所吞没，以至于后来蛇口在搞开发时，人们用挖掘机掘开土地，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骨。

从陆上偷渡，是在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铁丝网到达香港，广东人戏称为 “扑网”。这种网很难翻过去，后来铁丝网装了先进的感应装置，一触网就会被发现，对逃港者来说，探照灯、哨岗和警犬的组合是致命的危险。为了防狗，偷渡逃港者临行前往往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以为有老虎，就不敢追了。有人为防止被边防军看到脸，便将西瓜挖空，瓜皮套在头上，只把眼睛露出来。

陆上越“网”，海上破浪，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要逃港，只有坐船了。坐船相对而言比较安全，但带有集团性质，出了事问题较严重，而且要付300元不等的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为了“逃港”，不少人往往不惜倾家荡产。

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大跃进”的恶果全面迸发，再加上后来10年“运动”的影响，逃港的人数更是有增无减……

此次广东之行让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只有不断缩小与对岸的经济差距，让国人富起来，才能遏制住这股逃港大潮。此时的中央也正考虑利用广东、福建两地毗邻港澳的优越地理位置，来吸引和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的激励下，广东省决心迈出更大的步伐。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最先建立。”“逃港风潮”最终促成了改革开放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