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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18日,杨振宁先生在北京安详离世,享年103岁。这位跨越世纪的科学巨匠,用他漫长而丰盈的一生,在微观世界的对称性与宏观宇宙的秩序间架起桥梁,也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为我们留下一个深邃的谜题:当一位严谨的物理学家谈论“造物主”时,他究竟在言说什么?
在清华大学最后一次公开讲座中,时年101岁的杨振宁曾这样描述他的宇宙观:“如果你问我是否相信一个像人一样的神,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你问我,宇宙的精妙结构是否纯属偶然,我的答案同样是否定的。”这番话并非晚年突然转向神秘主义,而是他长达八十余年科学探索的结晶。1957年,他与李政道因发现宇称不守恒而获诺贝尔奖,那一刻颠覆了物理学家对宇宙对称性的认知;而他与米尔斯共同构建的规范场论,更成为标准模型的基石,揭示了基本力背后令人惊叹的数学美。
这种对宇宙精妙结构的敬畏,在科学史上有着悠久的谱系。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构建了经典力学的宏伟大厦,却将行星运动的“第一推动”归因于神圣的钟表匠。然而与流行误解不同,牛顿的上帝并非干预自然律的奇迹制造者,而是宇宙理性秩序的保证。爱因斯坦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明确拒绝人格化的上帝,却以近乎虔诚的态度谈论“宇宙宗教感”——那种对自然律和谐之美的敬畏与惊叹。当他发现广义相对论方程时,不禁感叹:“世界上最不可理解之事,就是世界竟然是可以理解的。”
杨振宁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西方科学的精确性与东方智慧的整体观融会贯通。在他的思考中,我们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的概念的现代回响——那不是位格化的神明,而是自然本身蕴含的秩序与生生之德。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杨武之教授传授给我的,不仅是数学公式,更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种文化背景让他能够自如地游走在理性与神秘之间,既不陷入原教旨宗教的教条,也不堕入机械唯物论的傲慢。
量子力学的发现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哲学探讨。当海森堡提出不确定性原理,当薛定谔的猫既生又死,当量子纠缠被实验证实,经典物理学描绘的决定论宇宙彻底崩塌。然而,杨振宁始终强调,量子世界的诡异非但不是科学的失败,恰恰彰显了自然更深层次的精妙。他在《物理学的困惑》中写道:“我们不应该因为发现了不确定性而欢呼自由意志的胜利,也不该为此寻找神干预的证据。真正的科学精神是接受这种神秘,然后更深入地探索。”
当代宇宙学的前沿课题,如人择原理和多元宇宙假说,更将这场讨论推向新的高度。为什么物理常数似乎被精细调谐到恰好允许生命存在?是存在着一位“设计者”,还是我们恰好处在无数平行宇宙中那个适合生存的宇宙?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杨振宁保持着典型的审慎。他认为,将宇宙的适宜性直接归因于智能设计,无异于放弃科学探索的责任;但完全忽视这种“巧合”背后的深意,同样是一种思想的懒惰。
这种平衡的智慧,正是杨振宁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在他的晚年,我们看到一个动人的景象:这位曾经在最抽象数学领域中驰骋的物理学家,越来越多地谈论美、谈论传统、谈论人类对永恒的向往。他主持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不仅关注最前沿的课题,也支持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在他的书房里,物理学专著与《诗经》《庄子》比邻而居,仿佛象征着两种理解世界的方式终将汇流。
杨振宁所说的“造物主”,或许可以理解为宇宙本身蕴含的那种趋向复杂、趋向美、趋向可理解性的内在倾向。这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而是自然律本身展现的深刻智慧。就像他钟爱的杜甫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篇宇宙的诗篇,既需要科学的严谨解读,也需要人文的深切体会。
如今,这位世纪智者已经离去,但他的思考依然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在科学与信仰、理性与神秘、东方与西方之间,杨振宁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既对自然律保持坚定的理性,又对宇宙的深邃神秘保持开放的敬畏。也许,真正的科学精神从来不是提供标准答案,而是永远保持提问的能力;真正的信仰也从来不是停止思考,而是在无限奥秘面前保持谦卑。
当我们在夜晚仰望星空,既看到引力方程描述的轨道,也看到千年诗篇歌颂的光明,我们终于理解杨振宁留下的启示:科学探索的极致,不是破解所有谜题,而是学会与永恒的神秘共处;人类智慧的巅峰,不是成为宇宙的主宰,而是在浩瀚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怀着惊叹与感恩,继续这场永无止境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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