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听杨振宁谈文学 | 王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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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教授因病于2025年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2023年，朝花周刊曾推出《那年，听杨振宁谈文学》一文，讲述这位卓越的物理学家对文学、对文学与科学关系的独到见解。

今重温此文，以示纪念。

一

那年，坐在我面前的四位意气风发的科学家，有三位已经离世。但科学家们那些绚烂的思想火花，被我以笔记、日记和新闻稿的形式记录下来，留存至今。

我至今感谢复旦大学老校长杨福家给我那次难得的机会。1996年5月，复旦大学邀请海内外著名学者来校举办讲座，其中有以杨武之命名的讲座。杨武之是杨振宁的父亲，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的数学家。因为这一学术活动，杨振宁先生应邀三次前来作演讲。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向杨福家校长提出想采访杨振宁先生。我的物理才学到高三，自认为写过的文学作品水平也一般，似乎没有资格也没有底气做这件事。但是，不管成不成，我得先做功课。

我搜集资料，阅读杨振宁传记，进而扩展到阅读他同时代的一批科学家的事迹。我发现这些经历战乱年代的学者个个文理双全，他们博览群书，科研、艺术，甚至赋诗作词，样样了得。 5月20日下午，我去听杨振宁的第一次讲座。复旦大学逸夫楼早早挤满了人，准点来的教授们没有座位坐了，只好临时加椅子。

杨振宁讲的题目是《对称和物理学》。他说，对称是一切文明最早的观念。远古时期，人类被自然界的对称现象深深吸引，从而得到启发，引发思考。我们看雪花、植物、生物、人体，都是对称结构。人类文明运用了对称观念，商朝的青铜器、数千年前的工艺品、早期的伊斯兰艺术、古代诗词、音乐家作的曲等等，总之，对称是艺术家的共识。

对于我们司空见惯的对称，杨先生欣赏不已：世界上古老的文化，因对称而显得无比美妙。他对着众人问：“对称与科学是什么关系呢？”接着，自己回答说：“神奇！”

2000多年前，我国汉代就有“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独六出”的说法，即雪花为六瓣。生活于公元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发现自然界有五种正多面体，正四面体、立方体、正八面体、正十二面体、正二十面体，它们具有高度的对称性及次序感。杨先生说，这是数学史上最重要也最美丽的发现之一。自然界的一切对称结构，都与这五个正多面体有关。欧几里得几何的最后一个定理，对此加以了证实。科学的发现从不止步。20世纪50年代，颠覆性的一幕出现了。杨振宁和李政道在研究中发现：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个惊人的发现对物理学是个巨大的冲击，但是杨先生说，物理学家总是要面对一个难题，那就是理论物理必须由实验加以证实。最终，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完成了这个伟大的实验，证实了李政道和杨振宁的理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个理论，对于研究宇宙构造和物质构造具有重要意义，是20世纪“科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1957年，31岁的李政道与35岁的杨振宁双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二

精彩的演讲结束后，我准备采访。杨福家校长只给我15分钟。

这时，台上的杨振宁被师生们簇拥着讨论，有人拿着笔等他签名。台上除了杨振宁和杨福家，还有另外两位大科学家谢希德和谷超豪。他俩缓缓走下讲台，谢先生说：“我看到要我签名最尴尬，因为我小时候大楷小楷都写不好！”谷超豪笑说：“前几天，我发现一张我的小学成绩单，才班上第三名，主要是音乐、美术、体育成绩不好，把总分拖下来了！”他俩孩子似的笑着，走进了休息室。

我开始局促不安。我的计划是只采访杨振宁，可另外三位大科学家因为还有安排，得在一旁等着，他们也会一起听。这可怎么办？

正纠结着，杨福家帮杨振宁从讲台上“突围”，带他走进了休息室，让我坐到杨振宁斜对面的沙发上。

我很紧张，必须抓紧时间。我向杨先生介绍自己：“我是个文学工作者，写过小说，也搞文学研究。”我请他谈谈对文学的看法，尤其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看法。

杨先生微笑着说：“文学是我们人人都能欣赏的，我年轻时非常喜欢看文学作品，前些年我看了《第二次握手》，写得不错。我当然也看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这个标题很好，但这个数学问题非常复杂，难以证明，数学研究所收到过一大麻袋的论文，都说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事实上非常难，徐迟说，陈景润还差一步！” 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首发于《人民文学》杂志1978年第1期 杨先生对于传记类作品的见解令我印象深刻。他注意到，国内把传记说成“传记文学”，既然是“文学”，就掺入了作家的想象和虚构。但西方的传记是很严格的，必须根据史料和事实去写作，假如作者加以想象和发挥，必须讲清楚是作者自己的意思。他的观点是：传记就是传记，不要用“传记文学”这个说法。“我们读《史记》，太史公作史也是会发表意见的，可是太史公讲清楚了哪些是自己的看法。”

谢希德和谷超豪听了，频频点头。谢希德说：“我也看过一些传记，科学家是最讲实事求是的，却被传记搞得不真实了，那不好。”她转身对谷超豪说：“你写诗词就没这个问题。”谷超豪笑答：“是的，诗词与纪实不同，诗词要发挥想象。”当时的气氛，让我放松了下来。

杨先生对“传记文学”的想法体现了科学家的严谨，对我很有启发，于是我又请他谈科学与文学的关系。

杨先生说，首先，文学与科学有类似的地方，那就是想象力。越是伟大的文学作品越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我们搞科学研究，同样需要想象力，科学家没有想象力，不可能有新的发现和创造。其次，文学家和科学家一样，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文史专业的人或许以为，画家、音乐家、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而科学家是研究事实的，并无风格可言，这是错误的。文学作品和科学家研究都是有风格的，什么叫风格？拿物理学来说吧，物理学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特殊的美和妙，每个物理学家对于物质结构的美和妙，感受是不同的。正因为有不同感受，在确认研究方向和方法时定会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就是风格。也就是说，科学家对物质结构美和妙的感受，会形成自己的独特的科研风格……

三

我看看手表，采访已超时。我请杨先生对文学工作者提点建议和希望。

杨先生恳切地表达，中国这些年打开国门，中国的学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拥有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是在重大变化中，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他在香港看到国内学者发表的一些研究文章，其中有个普遍的缺陷，就是喜欢套用西方文献中的名词，以此来叙述中国的文学现象。他认为，西方的理论不一定对中国有价值，不一定非要用到中国学术上。如果盲目跟着西方的理论走，容易白费力气。每一个社会，都有它的生存结构，对这个生存结构的分析，要从那个社会出发，而不要一味借用别人的想法。中国人对人性的理解不是西方文化能理解的，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也和西方人不一样。当然，西方的重要思想我们还是需要学习采纳的，只是西方的文献太多太杂了，我们需要加以鉴别。拿西方文献上的名词来套用，并不能得出真正有意义的结论。

杨先生从1971年第一次回国后，已多次回来，每次都发现中国的变化太大了，21世纪的中国国力一定会大大增强。他希望中国的文学家学习科学，哪怕粗浅地了解也好，“文学家如果多懂得一些科学，可以影响人生，影响社会”。杨先生没有一丝倦意，睿智的眼睛很有神。

杨福家校长向我摆手，我赶紧打住，感觉采访的时间似乎只过了一瞬间。谢先生和谷先生还在小声议论着文学，他们也想说点什么，意犹未尽，我心里也有些遗憾。原来科学家们都那样热爱文学，他们既能发现物质之美，又能欣赏文学之美。

四

我把采访内容连夜写成新闻稿并传真给报社编辑，隔天文章就刊登了，标题是《科学家眼中的文学》。

一晃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那天，坐在逸夫楼讲台上的四位科学家，有三位已经离世。他们每一位的离去，都让我哀伤悲痛。如今，杨先生已是百岁老人，关于他的每一个讯息都夺人耳目，他的每次出现也都引人关注。至今，他仍保持着对科研的执着与清醒，保持着对年轻学子的期待与鞭策。

几年前的一次聚会，我遇到一位中科院院士，他和杨先生一样，都是理论物理学家。我鼓起勇气，问了一个存在心里已久的问题：您能不能评价一下杨振宁与李政道两位科学家？院士严肃地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长久以来，据我所知，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贡献，是1加1等于1万。”

院士的话掷地有声，举座静默，忽然有人赞叹：“说得好，科学研究既离不开前人，也离不开同人，真的谁也离不开谁！”

原标题：《那年，听杨振宁谈文学 | 王周生》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黄玮

本文作者：王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