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杨振宁：我的人生走了一个圈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傅一波

2025年10月18日，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振宁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一年前，《杨振宁：百年科学之路》首映。首映礼上，生物物理学家王志珍与清华大学教授薛澜登台，朗诵《天真的预言》，那是杨振宁最爱的小诗：

“从一粒细沙中窥探世界，在一朵野花里寻觅天堂。掌中握无限，霎那成永恒”。

杨振宁的一生，是一部跨越世纪的叙事，一个用学术、友情、爱情编织起的故事。

学术：不对称里的追问

1922年，杨振宁生于安徽合肥，父亲是数学家杨武之。少年时代，他在战乱中逃难——从合肥到昆明，从书桌到防空洞。抗日战争期间，杨家租住的屋子被炸成废墟，他用铁锹挖出几本幸存的英文书，那是他与世界的最初连接。

在西南联大，他是黄昆、张守廉的同窗，三人被称为“物理三剑客”。那时，他写在笔记本封面上的一句话是：“科学，是信仰的另一种形式。”

后来，杨振宁赴美留学，与物理学大师费米教授交往密切，受到费米的很大影响。费米常带他走在芝加哥大学的校园湖畔讨论中微子问题，后来，费米回忆：“他不是在寻找答案，而是在追赶宇宙本身。”

1956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颠覆物理学界对左右对称性的固有信念。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以破例速度颁发给他们，标志着两人在国际物理界的登峰。

此后，杨振宁与米尔斯共同提出“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将局部对称性原则推广到非阿贝尔群，成为现代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基石。这一理论为未来多个诺贝尔奖发现提供了框架基础。

他用几十年生命，铺设起从宇称到规范，从对称到破缺的一条路径。

在中国物理事业发展进程中，他从不是旁观者——杨振宁是率先回国、为中美关系的破冰、为海外华人归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的人。

1971年7月15日，杨振宁由纽约飞到巴黎，顺利拿到赴中国的签证。“那时候只有法国航空公司有航班飞中国”，杨振宁说，中国变化实在太大了，“我记得穿越国境线以后，我在空中首先看见的，竟然是我读大学和离开中国前生活的城市昆明。”

他积极推动中国高能物理、凝聚态物理的国际接轨，协助建立多个国际水平实验室。

2014年4月，92岁的杨振宁做客浙江大学，他在演讲中评述自己的一生，在清华园的生活，西南联大的岁月，在美国的治学经历，以及2003年后回到清华居住的生活。“我的一生可以算做一个圆，从一个地方开始，走了很远的地方，现在又回来了。”

他也有审慎的一面：2017年，他公开反对中国立即兴建耗资巨大的强子对撞机，认为投入与产出比例不合适。他说：“高能物理的盛宴已过。”

友情：时代中的同道与对手

若科学是孤独的航行，那么友情便是一盏盏灯塔，照亮前路。

杨振宁在漫长岁月中，有几段友情深刻，也有几场裂痕。

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合作，是科学史上的经典篇章。两人携手在普林斯顿草坪上讨论、在讲堂上阐述宇称不守恒，他们共同打开了物理学的新天地。也在1957年10月，站上了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领奖台。当时，杨振宁年仅35岁，而李政道也只有31岁。

后来，杨振宁在接受记者访谈时被问及获得诺贝尔奖的感受，他说：“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在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两人因理念分歧、署名纠葛而决裂。1962年之后，他们再无合作。后来在诺贝尔宇称发现五十周年会议上，两人甚至在学术报告中公开交锋。

这段友情如两颗并行的轨道，一度重叠，一度分离。但即便决裂，杨振宁仍曾在公开场合为他的另一名搭档米尔斯正名，对李政道留有感慨。他说，那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之一。

同时，杨振宁的科学生涯中伴随许多大师：爱因斯坦、费米、奥本海默、泡利、丁肇中、戴森……这些名字，不仅在学术上与他交汇，也在思想上与他产生碰撞。

奥本海默曾推荐他当接班人；泡利一度认为“宇称不守恒”理论非常离经叛道；米尔斯在历史呼应中长期被忽略，他则为其发声。戴森评价他为“继爱因斯坦、狄拉克之后20世纪物理的卓越设计师”。

但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名字渐次离场。派斯、崔曼、黄昆、斯诺……曾与他同行的朋友陆续辞世。每当他说“不在了”的时候，语气里常带一种孤独。

友情在他生命中，是光影相伴，有时明媚，有时淡去。无论时间如何消磨，他依然在回响中保留那盏灯。

爱情：公式之外的柔软

在那条用对称性与破缺编成的科学道路之外，他也有一段柔软的人生——关于爱，关于陪伴。

在杨振宁最初的计划里，他本来只打算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待一年的时间。但一个女生的出现，使得计划改变。

那是1949年的圣诞节，杨振宁在一家中国餐馆里，邂逅了自己曾经的学生——杜致礼。 此时距离两人在西南联大分开已经过去了整整4年。

许多年后，杨振宁回忆起这次相遇，他说：“我并不知道杜致礼到了美国，我是无意中走进那家饭店。我早到或者迟到，都将错过与杜致礼相见的机会，可命运之神安排我们在那一天那个地点相聚，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在那次见面不久之后，两人陷入热恋。每个周末，杨振宁都会坐着火车，去纽约与杜致礼见面。杨振宁在自己发表的论文后记里，公开向杜致礼表白：

“最后我还是决定留下，因为我正在同杜致礼小姐谈恋爱，她正在纽约读书，而我从普林斯顿乘车，到她那里只需要一个钟头。”

1950年8月26日，杨振宁与杜致礼在普林斯顿的教堂结婚，那一年，杨振宁28岁，杜致礼23岁。婚后的半个多世纪，杜致礼默默地支持他、陪伴他，从未刻意介入科学世界。夫妻一同经历他的荣光与争议。她去世于2003年。

杨振宁曾在采访中说，是杜致礼给了他一个温暖的港湾，是他身后最坚实的那一根支柱。

后来他的另一段爱情同样引人注目。2004年，杨振宁和还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就读研究生的翁帆领证结婚。彼时，82岁的杨振宁与翁帆年差54岁。社会的争议随之而来，但杨振宁却在许多场合保护着妻子翁帆。

在私下，他们也有温柔与诗意。他曾与翁帆深夜开车去火山看熔岩喷发；她在生日那天挽发换袍，唱起昆曲《牡丹亭》。他坐着听，笑意柔和。爱情在两人之间，是跨越争议后仍能保有的温度，是他在公式之外的柔软。

杨振宁和翁帆结婚后，有一个“杨-翁Studio”。他喜欢用镜头记录生活，两人出去旅游，朋友到家里做客，以及生活中遇到任何他觉得值得记录的事情，他都会自拍自剪，还要自己配乐。

杨振宁的一生，如三幕交错的戏：在事业中，他以理性丈量宇宙；在友情里，他与思想者共鸣，也经历疏离；在爱情中，他保有温柔的柔软。

走出人间，他留下公式、信件，也留下那张静坐的容颜。在历史中，他终究成为那只飞出雨林的鸟。他的一生，从不完美的宇宙中寻找秩序，也在无序的人世里保持清醒。或许再过百年，世界仍在他描绘的公式中运转。

而他，早已成为那道最简洁的方程——E=科学+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