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根本就没有“劫富济贫”的土匪

文：难得叔

记得小时候在农村，经常听见老一辈的给我讲“棒老二”（土匪）的故事。

后来我翻书，看到一些数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和东北的土匪，加起来有一百万人。四川更甚，达到一百五十万。

河北在经历了一场大饥荒后，二十个百姓里，就有一个是土匪。这些数字是冷的，印在纸上，轻飘飘的。可当你把它们和那些夏夜里的闲谈，和那些老人眼底一闪而过的惊悸对应起来，数字就活了，沉甸甸地压在心口。

▌土匪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印象里的土匪，总是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离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但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很多土匪，就是身边的邻居，是地里刨食的农民。

农闲时分，尤其是北方夏末，高粱长得比人还高，成了天然的屏障，抢劫的“活儿”就多了起来。

年关跟前，地主上门逼债，走投无路，也可能抄起家伙，干上一票。这种土匪，我们叫“季节性土匪”。他们抢来的东西，是补贴，不是替代。家里农忙了，或者风声紧了，队伍就散了，各自回家，又成了扛锄头的农民。对他们而言，这更像是一份临时的、无奈的兼职，一种在生存线边缘挣扎的副业。

还有一种，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他们不在自己村子周边动手，甚至家乡成了他们躲避官府围剿的安全港。因为他们得了好处，会分给乡亲，在宗族和乡邻的掩护下，他们非但不是恶人，有时还是英雄。

在安徽北部，甚至还有庙宇供奉着古代的盗跖，一个传说中的大盗。我们的文化里，对《水浒传》里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总是带着几分同情和欣赏。这说明，当土匪，在某种情境下，并非一件绝对的、十恶不赦的丑事，它甚至是一种被默许的、无奈之下的出路。

那么，是什么，让那么多普普通通的农民，放下了锄头，拿起了刀枪？

▌贫困是那片土地上长出的恶之花

第一个原因，最简单，也最残酷：穷。

书里写得明白，“乡村里的贫苦农民和流氓无产者挣扎在贫困线上，时刻都面临着忍饥挨饿的残酷现实。” 这句话，每个字都滴着血。大部分人选择了认命，在地里、在矿上、在码头，用尽全身力气，换取一口吃食。

但总有一部分人，在庄稼绝收之后，在债务逼到眼前之时，发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句老话，背后是彻骨的绝望。当法律和秩序不能给你活路，那么打破秩序，就成了唯一的活路。这不是选择，是本能。

所以，土匪的普遍存在，第一个根基，就是中国农村千百年来一贯的、深不见底的贫困。那是那片土地上，长出的最普遍的恶之花。

▌官府在哪里？

第二个原因，是官府的缺席，或者说，是无能。

在清朝和接下来的民国时期，一个地方官如果向上报告自己辖区内有匪患，那等于承认自己管理无能，会影响升迁。于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不闹到天翻地覆，官员们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算匪患严重到无法忽视，地方官能做的也有限。他可以自己组织力量去剿，但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他可以申请上级派兵，但上面来的军队，往往纪律涣散，贪婪成性，他们来了，造成的祸害可能比土匪还大。

老百姓有句话，叫“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土匪抢劫像梳子梳头，虽然痛，还能留下些；官兵来了像篦子篦头，那是寸草不生。

更何况，中国那么大，深山老林，省界县界，三不管地带太多了。这里的土匪被剿，跑到隔壁县就安全了，因为两地官员通常不会合作。于是，土匪就在这些权力的缝隙里，生生不息。

▌当土匪也成了一门“职业”

那些临时起意的季节性土匪，如果一直找不到正当的活路，就可能变成“永久匪帮”。而领导这些永久匪帮的，往往不是最底层的贫农，而是一些“底层精英”。

他们可能是地主家不争气的儿子，读过点书，有点野心，但仕途无望，经商无本，心里憋着一股火。

民国时著名的土匪白朗说过一段话，非常真切，他说：“我曾经想去当官，但不谙官场勾心斗角之道；我也想过当议员，但是又不擅鼓动别人，于是我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走上了危险的起义之路。”

你看，他不是天生的恶魔，他是一个失意者，一个被主流社会抛弃的人，转而用极端的方式寻求另一种“成功”。

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官司败诉，或者得罪了权贵，在家乡待不下去了，被迫落草。对他们而言，当土匪，成了一条畸形的、但可能通向社会上层的路径。

这些匪帮规模大的，能形成“复合型匪帮”，成百上千人，半军事化管理。他们在政府管理薄弱的地方壮大，袭击贸易路线，抢劫平原上的富裕村落。

他们甚至发展出了一套生存哲学，比如计算向官府“投降”（招安）的时机。投降早了，价码不高；投降晚了，可能被消灭。一个精明的匪首，就是在刀尖上跳舞， balancing 着风险和收益。

▌最可怕的是“兵匪”

然而，在所有土匪类型中，对普通百姓伤害最深的，恐怕是“兵匪”。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打输了的部队，被成建制地遣散，不给安家费，不给遣散费。这些人，当兵吃粮惯了，不会种地，没有手艺，但他们会用枪。

于是，很“自然”地，他们就变成了土匪。而且他们是成建制的土匪，有组织，有军事经验，比一般的土匪危害更大。

为了引起当局的注意，好被“招安”重新获得正式编制，他们特别喜欢干一票大的，绑架外国人。因为一旦有洋人被绑，国际压力一来，官府就必须尽快解决。

1923年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就是例子，土匪孙美瑶绑架了一火车的乘客，其中包括二十多个外国人，最后成功被招安，当上了旅长。

所以，当时的老百姓，是在兵与匪的夹缝中求生。土匪来了要抢，官兵来了更要抢。

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说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如果当局遣散部队，那么被遣散的士兵就会变成土匪；如果当局招安土匪，土匪又会变成士兵。” 结论就是：“兵匪不分”。对平民来说，无论贫富，在兵与匪之间，其实无可选择。他们都是悬在头顶的刀。

▌“侠盗”只是一个传说吗？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把土匪都描绘成了纯粹的破坏者。但我们的情感是复杂的。

英国有罗宾汉的传说，我们也有《水浒传》的传统。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提出了一个“社会土匪”的概念，指的是那些“劫富济贫”，被平民视为英雄的义匪。

在我们的历史里，能找到这样的影子。白朗的部下就编过歌谣唱：“老白朗，白朗老，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人人都说白朗好，两年以来，贫富都匀了。”

临城的土匪也自称“绿林好汉”，说目的是“反对腐败”，“消灭所有的贪官和恶霸”。

这听起来很浪漫，很正义。但现实往往要残酷得多。材料里也指出，白朗的部队“非常残暴，他们在攻陷一个城市后，更像是恶魔”。而那个“替天行道”的孙美瑶，在接受招安时，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八万五千块银元的赎金。

更多的土匪，就是宝云匪帮那样的。一个在福建工作的医生记录下这样的故事：一个父亲带着两个儿子来治伤，孩子脸上被砍了深可见骨的刀口，只因为交不起土匪摊派的捐税。医生问孩子脸上之前的烧伤是怎么来的，父亲木然地说，去年也交不起，土匪把孩子拖进稻草堆，点了火。那个五岁的孩子，已经精神失常。

后来军队抓到了这个匪首，把他交给当地的妇女处置。因为他曾在这里糟蹋了七十个妇女。妇女们决定用做鞋的锥子，轮流上去扎他，扎了三天三夜，他才断气。

写到这里，我停下笔。窗外夜色深沉，我仿佛能听到历史深处传来的哀嚎。

那些关于侠盗的浪漫想象，在这些具体的、血淋淋的悲剧面前，显得那么苍白和虚伪。

▌历史的回响与我们

梳理这段历史，心情是沉重的。土匪，这个看似遥远而猎奇的身份，背后是千百万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下的无奈与挣扎。它是贫困的产物，是制度失效的象征，是乱世中人性扭曲的缩影。

当一片土地无法让它的子民安居乐业，那么暴力就会像野草一样疯长。秩序的崩溃，最终承受代价的，永远是最底层的、最无助的普通人。那些被绑票的，被烧杀抢掠的，被逼得家破人亡的，他们才是这段历史里，最该被记住的沉默的大多数。

我写下这些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想尽可能地，把那段真实、粗糙甚至有些残忍的过往，摊开在你面前。这些故事，是我从故纸堆和老人们的记忆里，一点点搜集来的。它们沉重，却值得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