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中的吉林市·衙署街路篇之打牲乌拉总管衙门

《吉林通志》卷二十五《舆地志十三·廨署》对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记载。

城池的兴建与衙署的营建，共同推动了街路体系的形成，并奠定了现代城镇的空间雏形。就吉林地区而言，这一空间结构模式的早期范例是清代设立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及其所在的打牲乌拉新城。该城以规整的城池为框架，以总管衙门为核心，逐步发展出清晰的街路系统与功能分区，可视作吉林近代城镇空间结构演化的起点。

“打牲乌拉”，脱胎于“布特哈乌拉”，即“渔猎之江”的意思。《吉林外记》载：“布特哈，译言虞猎也；乌拉，江也。故有打牲乌拉之称。打牲，汉语也；乌拉，国语（满语）也。连读之则以乌拉为地名，于国语不相属焉。”

努尔哈赤早有在乌拉部所在地建立后勤保障基地的想法，认为此地地域广阔，濒临东海与松花江，自然资源丰富，可增强实力。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统一乌拉部时，封原部主布占泰与额实泰所生的第八子，即努尔哈赤的外孙洪匡为“乌拉布特哈贝勒”，看守乌拉旧地渔猎事务。天启五年（1625年）洪匡复国事败，自缢而亡。

至皇太极时，据《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序记载，皇太极去乌拉围猎、视察，“随奉特旨，乌拉系发祥之胜地，理宜将所遗满、汉旗仆原属，一脉相关，就在乌拉设署、安官，即为一枝。捕贡兵丁，由都京总管内务府分司节制，不与驻防衙门干预”，形成了后来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雏形。

到顺治年间，正式设置衙署机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筹建和初设都在乌拉古城，设立时间、衙署布局与形制无考。《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卷一《三品总管》载：“查乌拉原设系顺治年间。以前如何设立之处，某大臣几员，系何品级，因记录档案、文移等事，俱在嘎善达（满语，意为“乡长”）迈图家内存贮，至康熙三年，迈图之子、原任总管希特库室被回禄（“火灾”的代称），档案焚烧不齐，无凭嵇（稽）查。”随后又载：“原设管理乌拉地面，系嘎善达迈图。于顺治十四年，将迈图放为六品总管，伊子希特库放为六品翼领。”而《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沿革》载：“《免税碑文》曰：窃以本衙门，自顺治初年，由内务府拨设以来，建衙署，为分立之公庭；别地面，为打牲之区处。”说明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可能设置在顺治初年，至迟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也已设立。

《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沿革》对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记载。

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管理体制是内务府直管，其管理体制独立于地方上的将军制和府、州、县制行政系统。其与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同为专供皇室的朝贡机构，素有“南有江宁织造，北有打牲乌拉”之称，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第六任总管穆克登任三品总管，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成为正三品衙门，在清代历史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

康熙四十二、四十三年（1703年、1704年），古城因连年水患，穆克登报请朝廷请求迁移城垣，重建衙署。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正月初十，根据《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卷二《城垣衙署》记载，康熙准内务府具奏，下圣旨：“打牲乡村，奈（本）系我太宗仁皇帝指定，居住年久。如移，亦得拣其东阳钟秀之地，方可居住，万不准迁渡江西（指松花江西）”，穆克登“遵即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迁移在旧城迤东高埠向阳之地，修造城垣一座。土筑城墙，周围八里，每面二里许，安立城门四座，城中过街牌楼二座，内设衙署、银库，原照依副都统衙门式样修造。城墙东西南北各建一青砖砌就城门，采珠、捕鱼八旗各按脚色分设，旗仆占居城里，不准容留浮民，商贾占居西门外，原为以免旗民混杂而重风化”。

新城位于乌拉古城东南约250米处，方形，周长8里（4千米），每边长2里（1千米），筑土为墙，城墙高2.75米、基宽1米。东西南北各设一门，南城门称“永吉门”；北城门称“永安门”；东城门称“大东门”；西城门称“西门”。城内分布有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银库、旗兵营。随着经济的发展，生齿日繁，逐渐建起关帝庙、城隍庙、土地庙、将军祠、满汉义学等。新城内形成了南北向的街道和东西向的胡同，门洞设堆拨房（即驻兵所）1所，南北大街中间设查街处1所，设有坎、离二宫，城中设过街牌楼2座。城内居民各按采珠、捕鱼八旗职责分设，旗仆占居城里，不准容留浮民，商贾占居西门外，以免旗民混杂。这座规划严谨、功能分明、管理有序的方形城池，勾勒出打牲乌拉近代城镇的肌理，奠定了如今的乌拉街满族镇的形制基础。

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制式，按照《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官署》记载：“总管官署，在城里十字街东，原照依副都统衙门式样修造。大门三间，仪门一座，川堂三间，大堂五间，内中间上供设龙牌。其川堂后，设印务处五间，左设银库、更房各三间。右设松子、细鳞、乾鱼等库四间。川堂前，各按脚色分设采珠左、右翼八旗办事房，各五间。中建仪门一座。仪门外，分设东、西捕鱼两翼办事房，各三间。大门大间。大门前，照壁一座。城东北隅，设有仓廒，按照地支十二字编立，外加春、夏二字，每五间一字，共计七十间。仓储额谷两万石，除奉谷等款外，随饷出粜，备修工程。其院周围土筑群墙，东西建修看守、更房各三间，大门一间。”

衙署迁设于乌拉新城，推动了乌拉地区的持续发展，行政管理及进贡运转也愈加规范。据《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卷二《城垣衙署》载：“乌拉所管地面周界约五百余里，生齿日繁，现在户丁五万余口。”而其采捕范围不限于管界之内，领内有22处采贡山场和64处采珠河口，采捕范围涉及吉林、黑龙江，最远可达乌苏里江下游，包括库页岛。

乾隆五年（1740年），还在乌拉城设立了打牲乌拉协领衙门，并建造协领衙署。协领衙门位于城内十字街东，总管衙门西（位于今乌拉街满族镇政府所在地）。有大堂5楹；大堂后东北隅为满汉义学各3楹；东厢房为办事房，4楹；西厢为关防处，1楹；承办处3楹。四周围建板墙。演武厅3间，堆房2间，在乌拉城东门外，专供八旗兵操练武艺所用；箭亭3间，专供八骑兵练习骑马弓箭所用，在演武厅侧。在城东门外北侧建有昭忠祠，正殿3间，东西两厢各3间，山门1间，土筑围墙，内供阵亡八旗官兵灵牌。从此，打牲乌拉始置驻防八旗至清末，虽然人数不多，但因英勇善战，一直是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清末，庚子赔款，国库空虚，清廷无力支撑，再加上连年采捕，贡品资源枯竭，内务府奏请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降为四品的“打牲乌拉翼领”。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1906年10月12日），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改成打牲乌拉翼领署。

宣统元年十月初九日（1909年11月21日），由乌拉翼领提出将翼领署、协领署合并成打牲乌拉旗务承办处，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二十二日打牲乌拉总翼领署和打牲乌拉协领署合并办公，改称乌拉旗务承办处；1912年9月17日，“吉林临时旗务筹备处宣称：‘共和成立，政体已更，所有以前应办贡物一律停止’”，至此，打牲乌拉朝贡终止。

1912年10月31日，经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国务总理赵秉钧准，除原打牲贡山出放地段外，正式宣布原打牲封禁地区的皇室财产权为民国所有。11月26日，吉林省旗务承办处改设为临时旗务筹备处乌拉分处。1914年10月20日打牲乌拉所有官丁停发俸饷。1914年12月，全省各旗务筹备处裁并到各县，打牲乌拉采捕的行政机构结束了历史使命。从顺治十四年（1657年）算起，到1914年，历时257年，期间共任命34届任期、31位总管。

之后，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建筑陆续被学校、警务机构沿用。历经岁月的洪流，如今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唯一残留的建筑，只剩下乌拉街满族镇东侧农机站院内的一座残旧小土房。而打牲乌拉新城在民国时期向外扩延。西侧扩至江边，并设5座城门：种德街（现振兴街）南为南新门，北为北新门，城门为青砖二层建筑；尚义街（现古城街）南为天泰门，城门是一座青砖二层起脊门楼，扇形门额；北是乌拉古城外城的南门，城门是带有顶楼式的城楼，名永泰门；西为泽萃门，城门为青砖门楼，因临江，取“水乡泽国，人才辈出”之意。

摄于1933年，乌拉城“老十字街”（现乌拉街满族镇文化街与建设路交叉路）的一条街路。（出自《吉林旧影》）

扩建后的城池共建有四座牌坊。其中一对为木制黑漆的过街牌楼，南北对峙，位于尊仁街与中西街交叉的十字街口（今文化街与建设路交叉处），该对牌楼在城池扩建前即已存在。此外，在南门天泰门内和北段永泰门里又各新建牌楼一座。城外有2处牌坊，一处为贞节牌坊，位于旧街村白花点将台东；一处为富将军墓汉白玉牌坊，在乌拉古城北5华里（2.5千米）。至民国后期，乌拉城的城墙逐渐湮灭，原有街路也经历了调整，许多历史建筑随岁月消逝。然而，这座古城的基本肌理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在原有的空间格局之上，延续并演化出了新的城镇形态。如今我们所见的城镇，正是在这一深厚的历史基底中生长而来，既承载着往昔的记忆，又展现出新的面貌。

乌拉街略图中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位置。（出自《乌拉国与打牲乌拉》）

昔日打牲乌拉新城中的总管衙门与纵横的街路，不仅塑造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骨骼，更镌刻了一段浩荡的贡赋史诗。如今行走其间，仍可触碰到城镇的历史脉络。衙署旧址、古老街名，如同时光刻下的印记，无声诉说曾经的荣光与沧桑。它们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卷展开的记忆，连缀着从皇家采捕到现代城市的壮阔历程，让往昔的辉煌跨越时空，依然清晰可见。

出行贴士：可自驾前往或在吉林市客运站乘坐乌拉街客运专线到达。

作者：王淏

来源：吉林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范小媛

初审：张敏

复审：张亦弛

终审：肖模喜